社会与时事
约翰·雷诺克斯的精彩基督徒人生
专访:《我的故事:一部属灵与学术的自传》
2026-09-16
—— Andrew Spencer , John Lennox

一位朋友曾对我说,他不想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信仰太无聊了。读完约翰·C. 雷诺克斯(John C. Lennox)的《我的故事:一部属灵与学术的自传》(My Story: A 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你会找到大量证据,证明基督徒的人生根本不无聊。雷诺克斯是牛津大学数学荣休教授,也是格林坦普顿学院(Green Templeton College)数学与科学哲学的荣誉研究员。他的人生,精彩非凡。

我第一次听说雷诺克斯,是在他前往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辩论的途中,在我就读的神学院小礼堂里发表演讲。二十年前那场讲座,塑造了我此后几十年对基督信仰的理解。

雷诺克斯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他曾深入铁幕背后的国家,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里发表演讲,并在数学领域从事着顶尖的学术研究。

以下是我就其新书对雷诺克斯所做专访的节录与编辑版本。完整访谈请点击上方链接收听音频或观看视频

《我的故事:一部属灵与学术的自传》(My Story: A 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约翰·雷诺克斯(John C. Lennox)

雷诺克斯带着他特有的温厚、风趣与赤诚,回顾了那些形塑他一生的思想、人物与关键时刻——从苏俄时代人们对圣经的饥渴,到与理查德·道金斯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世纪辩论,再到他始终不渝的信念:严谨的科学与深厚的信仰并非仇敌,而是盟友。

《我的故事》既是一部回忆录,也是一场思想探险,对于那些好奇一个杰出的数学头脑何以能坚守福音,以及一个人的信仰如何在这怀疑的时代帮助数百万人找到相信理由的人来说,这本书不容错过。

SPCK出版社,448 页。


问:您的童年有哪些重要经历塑造了您的性格?

最重要的是我成长的环境。

我在北爱尔兰长大,当时那里的氛围并不令人愉快。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偏狭而固执己见。我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却完全没有这种宗派习气。

父母爱我,也常常鼓励我,向我展示基督信仰的真实内涵,却从不将信仰硬塞给我。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我认识的许多北爱尔兰同龄人,一离开家门,便把对神的信仰抛诸脑后,因为那信仰从来都是被强迫灌输进去的。我的父母不是那样的人。

我父亲尤其值得一提。他学历不高,却深爱圣经。他对圣经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让我看见圣经是何等引人入胜。他用圣经引导我认识古代史、以色列民族的整部历史,也引导我学习神学思考。他还把F. F. 布鲁斯(F. F. Bruce)等基督徒学者的著作放到我手边。那时我才十几岁,他们的书我读得津津有味。因此,我从小就认为基督教是非常智慧、非常理性的信仰。

还有一点同样重要:父亲不仅向我介绍基督教世界观,也向我介绍其他世界观。他认为我需要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此后我花了一辈子去了解别人的想法,然后再与基督教世界观相互检验。这一过程大大地坚固了我对基督和对神的信心。

问:冷战时期,您是如何参与到东欧铁幕背后的事工中去的?

在剑桥读博期间,研究导师建议我申请去德国做博士后研究,说这很值得一试。于是我去了德国,并下功夫学德语。那一年,我花了大量时间钻研这门语言。

就在那一年,我在柏林遇见了一些匈牙利基督徒,他们邀请我去布达佩斯。由于二战的缘故,匈牙利几乎没有人说英语,但有一些极具才华与恩赐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于是我用德语讲道,他们再翻译给会众。

在匈牙利,反响极为热烈。据说,他们以前从未听过这种对整卷圣经书卷的系统性讲解。

在匈牙利,我又结识了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基督徒。即便在冷战时期,东德的共产主义色彩也远比匈牙利浓厚得多。就这样,我陆续收到前往东德的邀请。从 1976 年一直到 1989 年柏林墙倒塌,我多次前往匈牙利、波兰和东德。

问:您在铁幕之后,从政治上说,那是敌方的领土,是否曾有某个时刻,您不确定自己能否平安离开?

说来奇怪,许多采访中都有人问我:您当时害怕吗?我的回答是:不。

我内心有一种深深的平安,重要的是,我的妻子和家人也同样拥有这种平安。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是神引领我去那些国家的。

我有平安,因为我相信神会保护我,而祂确实做到了。尽管现在回想起来,我竟能一次次平安脱身,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因为我都是独自出行的,若有任何意外发生,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这正是令我震惊之处。每次回想,我都忍不住感叹:我是怎么如此平安地走过来的。

问:基督徒在向当今文化传递福音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在您看来,这一挑战在数十年间有何变化?

最难回答的问题依然是那些关于痛苦与苦难的存在主义问题。对于任何一种世界观来说,这都是最硬的骨头。如果一种世界观对正在经历痛苦或苦难的人无话可说,那么它就根本不配被称为一种世界观。

这些年来,我注意到新无神论者那种咄咄逼人的攻势已经明显消退。问题的重心越来越多地转向意义、伦理与道德的议题:人是什么?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我真的可以拥有人生目的吗?

问:展望未来五十年,是什么让您对教会充满盼望?

基督教兴起之初,只有十一个人信靠耶稣,面对的却是一个多元宗教并存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假神林立,凯撒被人尊为神明。而今,在二十一世纪,尤瓦尔·诺瓦·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这样的人正在鼓励我们将人类改造成超级智能,或者说小神明。所以说,我们几乎又回到了新约圣经所处的时代。

以赫拉利为代表的超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ts)承诺:肉体死亡的问题将在本世纪内作为一个医学难题被攻克。而让我充满盼望的,这个问题早在二十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有了答案。当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死亡不再拥有最终的话语权。

在一世纪,基督徒向世界所提供的盼望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已经升天。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完全相信那是真实且身体性的升天。有一天,祂会以当年离去的同样方式再次降临。

在我看来,面对人类所有的困境、痛苦与苦难,基督徒的盼望是人类最美好的盼望。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Exciting Christian Life of John C. Lennox.

Andrew Spencer(安德鲁·斯宾塞)博士毕业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目前和家人一起住在密歇根州的门罗,参加克罗斯泊因特教会(Crosspointe Church)。他常在“伦理与文化”( Ethics and Culture)网站上发表文章。
John Lennox(约翰·雷诺克斯)是牛津大学数学荣誉教授,同时也是格林坦普顿学院(Green Templeton College)数学与科学哲学荣誉研究员。他曾参与众多公开辩论,为基督教信仰辩护,与知名无神论者交锋,包括理查德·道金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他著有多部书籍,包括《科学能解释一切吗?》(Can Science Explain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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