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改变对教会的看法。他们当中并非每个人都准备好公开宣告信仰，但许多人已开始认可基督教在塑造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莱恩·亚文特（Ryan Avent）的新书《凭着信心：信仰的本质如何塑造社会命运》（In Good Faith: How the Nature of Belief Shapes the Fate of Societies）正反映了这一转变。这不是一本神学著作，但它论证了信仰在社会层面上的必要性。亚文特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资深记者，他充分肯定了现代社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民主制度以及个人自由的不断拓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然而他指出，这种成功也暴露了自由主义秩序的脆弱性。
在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科学突破与技术进步背后，存在着某种更为基础的东西：共同的意义感。“共同的意义感，”亚文特写道，“是我们进行一切合作行为的基础；它是社会的基石；缺少它，复杂的社会结构就无从谈起”（56 页）。
而这种共同意义感的核心正是信仰。我们是文化的产物，栖居于故事、体制、仪式、身份认同以及代代相传的道德期望之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彼此信任；我们之所以彼此信任，是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意义感；而这些意义感，正是由无所不在、却又往往隐而未现的各种信仰形式紧紧凝聚在一起的。然而，在这个分歧与党派撕裂日益加深的时代，要达成共识变得越来越难。
《凭着信心：信仰的本质如何塑造社会命运》
莱恩·亚文特（Ryan Avent）著
亚文特融合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拥有信念的能力如何将我们紧密相连，如何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岁月中引导我们的行为，并决定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协作构建复杂的社会与经济体系。
信仰不是科学与理性的对立面，而是人类一切事业的核心所在。当我们理解信仰的本质，以及它如何构成社会的肌理，我们就能更好地凝聚在一起，共同应对日益猖獗的威权主义和气候变化等威胁全人类的全球性危机，并在彼此身上重拾希望。
耶鲁大学出版社，304 页
丧失共同意义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亚文特所说的“现代信仰”。他将现代信仰定义为“对正确系统的至高信心”（10 页）。自由民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技术官僚体制，充当着大祭司的角色，塑造并管理着我们的日常仪式。然而，这些系统归根结底依然带有深刻的人性烙印。
“系统，”亚文特写道，“并不能脱离人类的行为而独立存在”（17 页）。以民主为例，它并不是什么脱离大众的抽象制度，而是由人们的一举一动所构成的。当现代信仰提倡将实用与优化置于首位的思维和选择方式时，它便压制了真实的人文意义，并侵蚀了其自身赖以立足的共同意义感基石。
亚文特年轻时曾在教会中亲身感受过共同意义感的力量。如今，他虽不再相信复活、神迹、天堂或地狱，但他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拒绝神时究竟失去了什么。他写道：
当我离开教会时……我失去了那些曾陪伴我、抚慰我的熟悉故事……我失去了对天堂的盼望……我花了整整二十五年才意识到，这些失去带来了多么可怕的空虚。（222–223 页）
我们很难忽视基督教在重塑西方道德意识方面的巨大贡献。它打破了氏族和宗族的束缚，孕育了普世的道德规范，提升了人的尊严，并促进了社会信任与体制能力的建构。然而，基督教曾经赋予我们的这些福分，如今正面临着现代信仰的严峻威胁。
这本书的核心是一趟历史之旅，展现了文化是如何由信仰所塑造成的。要形成文化，首先需要一个“人群共同体”（democosm），即一群彼此紧密交织、足以展开深度文化交流的人。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引发“涌现”（emergence）现象，也就是较简单的结构在相互作用中催生出更高阶的结构，进而孕育出一种基于共同意义感的文化。
亚文特指出，全球性人群共同体的涌现“为强有力的文化融合与创新创造了丰厚的新契机”，尽管与此同时，“国家自身的文化根基可能正在动摇”（197 页）。
在亚文特看来，基督教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道德革命。它打破了古老部落宗教的局限，实现了伦理道德的普世化；它塑造了人们致力于工作与自律，并在更广泛的群体中深化了社会信任。他借鉴了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的论著，后者认为所谓的“WEIRD社会”（即西方、受过良好教育、工业化、富有、民主的社会）正是由基督教所引发的文化演进产物。
“我们的道德之旅尚未结束，”亚文特强调，其未来的走向绝非既定不变（100 页）。追求美善依然是人类的目标，但这种美善必须在集体层面去构想。他指出：“我们在个人层面能活出多少美善，部分取决于我们在集体层面能展现多少美善”（100 页）。自由主义社会成果斐然，亚文特由此总结道，它“虽非人间天堂，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天堂”（265 页）。
这番论述强调了美善的关系属性，因而颇具说服力，但它依然止步于基督教传统的神圣视野之外。基督徒对美善的理解，始于人与神、人与邻舍的双重关系，并且是对神的爱赋予了对邻舍之爱正确的次序。无论是对个人还是集体而言，美善的终极目标都是要效法基督，不仅在今生，更在之后。若脱离了神，所有关于美善的构想不过是华丽的恶习。
在最后几章中，亚文特探讨了未来对社会稳定构成的种种威胁：信息流的紊乱、侵蚀社会合作的文化虚无主义，以及填补旧信仰真空而崛起的新意识形态信仰。他指出，应对这些波谲云诡之变化的唯一出路，“在于构建强有力的宏大叙事，提醒我们为何独特，以及我们对彼此负有什么责任”（257 页）。
他还特别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日益逼近的挑战。“你在专门讨论AI的网络论坛不用逛太久，就会赫然发现一些只能用神学色彩来形容的内容，”亚文特评论道（258 页）。
对许多人而言，AI就像一种新兴宗教，许诺着技术神迹，甚至永生。然而，就像其他所有的文化创新一样，AI同样需要信仰。人类依然是参与在这个非决定论系统中的道德主体，我们依然要对自己所创造的系统及其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亚文特的《凭着信心》（In Good Faith）完成了一件极难的事：它在不具备宗教立场的前提下严肃对待宗教，对人类信念、文化演化与社会意义作出了系统而综合的阐述。他坦诚地书写了自己的失落与迷茫，赋予了本书一种罕见且可贵的知性诚实。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诊断与药方之间的断层。亚文特敏锐地察觉到我们对群体、叙事、信任和意义的需求，但他的思想框架却无法解释这些美好事物如何能够重新获得，又凭什么能够重新获得。。在全书临近结尾处，他表达了对“存在本身那纯粹的荒谬”所怀有的感恩，并追问我们究竟该向谁感谢这份赐予（268 页）。他这种基于内在世界的论述极力向着超越界延伸，却在信仰的门槛前戛然而止。而基督徒则无须止步于此。
文化维度的信仰或许能维持社会秩序，但它永远无法替代对那位创造我们的神的信仰。神藉着祂的独生子救赎了我们，并且在这个动荡混乱的时代，依然引领着祂的子民在今生与来世追求真正的美善。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Every Society Needs Fa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