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顶峰教会（Summit Church），儿童主日学教室设计得就像一个飞机库。
教室被标记得像机场的终点站，标有“K1登机口”、“24号登机口”、还有“顶峰航空”等字样；世界地图挂在醒目的位置，在出口还标有“你已被差派”的标记。
“你已被差派”（“You are sent”）是这间每周有上万人聚会的教会重复播放的副歌。
当婴儿出生时，父母会被教会差派“像把箭射入世界一样”养育自己的儿女，这是教会的宣教牧师陶德•安希克（Todd Unzicker）的用词。 当孩子们完成初中学业时，顶峰教会希望他们与家人一起经历一次短期的国内宣教旅行；在高中初期，他们被鼓励去美洲的某个地方短宣; 到了大四，每250人中大约有25人将承诺与顶峰教会的海外传教士共同生活三周。
顶峰教会邀请每一个大学生参加一次夏季宣教旅行，然后又邀请他们毕业后参与两年教会植堂的事工。
他们对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期间出生）的会友也发出类似的邀请，鼓励他们使用退休的头两年参与一间教会的植堂工作。
每个月，短期和长期的宣教士以及教会植堂人员都在会众面前公开被差派；当他们返回时，迎接他们的将是教会全体的鼓掌欢迎。
当新信徒受洗时，他们被问是否相信耶稣将他们从罪中拯救，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去做一切祂想让他们去做的事并去到一切祂想让他们去到的地方”。教会主餐时，有时候会播放从非洲、或者是印度或者是中东地区宣教士主餐掰饼的视频。
牧师格里尔（J. D. Greear）的每一次讲道都与宣教或植堂在某种方式上连接——他跟安希克牧师有一个常设的周三会面来确保这一连接发生。在聚会结束时，顶峰教会的牧师不会说“聚会结束”或“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取而代之，他们会说：“顶峰教会，你们现在被差派了。”
“德鲁克（Peter Drucker）有一句名言说文化以策略为早餐，”葛瑞尔说。 “在顶峰教会，我们建立了一种被差派进入我们一切所行的文化。”
教会负责植堂和领导力发展的牧师迈克·麦克丹尼尔（Mike McDaniel）说：”每周持续讲宣教超过10年，这对教会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月顶峰教会将庆祝15年内差传宣教士1000人。教会已经在美国建立了40多间教会，在海外超过200多间。2017年，第一次各植堂平均总出席人数 (10,171) 超过了顶峰教会本堂的总人数(9,973)。
在美南浸信会的46,000间教会中，顶峰教会现在在工场的宣教士人数最多，是排在第二名的教会差派宣教士数量与美南浸信会国际宣教差会所差派宣教士数量之和的七倍。
“这种增长呈指数增长，”麦克丹尼尔说，他也是北美顶峰教会网络的负责人。 “我们通过教会植堂所达到的人数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教会本堂的增长速度。 我们看到了增长的影响。 我们差派的每一个人，都带来20个新信徒在上帝的国度里敬拜。“
这样的成长并非没有痛苦的代价。建立差传的文化也可以令人筋疲力竭。可以用作让会众更舒服的资金被用在新植堂教会同工的工资和聚会场地的租金上。持续地将稳固的领袖和支持者给出去，会让人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和不稳定。
但这种稳定、特意地专注得到了回报。
57年前，萨姆·詹姆斯(Sam James)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Durham, North Carolina）附近转悠，他正等待着他的大儿子的病情好转，这样他就可以去往宣教地。这位退伍军人不擅长干坐着不动，在他沮丧的时候，他聚集了一支团队，建立了一间教会。
詹姆士在他获得美南浸信会国际宣教差会（IMB，那时被称为外国宣道部FMB）的许可去往越南之前，还花时间传讲一篇来自以赛亚书54章的信息，题目叫做“放长你的绳子”。
他的植堂没有因为缺乏关注而萎缩。4年之内，他所建立的高地浸信会（Homestead Heights Baptitst Church）增至150名会员；20年内，教会需要一座新的教堂来容纳将近600名会员。但是1990年，会员人数停滞且缩减至300名左右。2001年，当一位年轻的葛瑞尔被呼召前来做牧师时，当时的临时牧师基思·艾特尔（Keith Eitel）请求大家祷告、禁食和关注事工，高地浸信会才开始再次活跃起来。
葛瑞尔当时非常年轻，年仅二十八岁，但是对高地浸信会来说并不陌生。他是在大学的一个查经学习中蒙召进入事工的，他的事工始于向既没有参加学园传道会（Cru）、也没有加入校园基督徒团契（IVF）的学生传道。这一事工后来扩展到几百人，而葛瑞尔此后也一发不可收拾。
“那时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他说。
他也感到神呼召他成为一名宣教士。神学院毕业之后，葛瑞尔在返回北卡罗来纳州威克森林的浸信会东南浸信会深造博士学位之前，在东南亚服侍了两年。
艾特尔聘请葛瑞尔为教会的校园牧师，但是葛瑞尔此时面对的教会查经跟他之前事工的成功相比，相差甚远（至少在人数上）。在第一个主日，他眼前只有两个年轻人，而且其中一个已经辍学。
经过他两年的努力，人数增至25名学生，这对人数为300名的教会来说还可以，但是对于坐落在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之间三角区中的高地浸信会来说却并不多。在教会周边20里地，有将近12万大学生。
高地浸信会于2001年十二月投票呼召了葛瑞尔担任主任牧师。他立马将其重整旗鼓，以顶峰教会（高地浸信会的一场演出名）为名重新启动教会并激励会众邀请足够的人（1000人）来参加复活节聚会。
“当神带领我牧养这间教会时，他从没有对我放弃来自宣教工场的呼召，”葛瑞尔说：“他指示我应当让美国教会走出去来得着万国。”
当会众还都是年轻人时，动员他们去到其他国家会容易得多。所以即使他当时还不知道如何去做，葛瑞尔也需要更多学生坐在教会长椅上。
“有一个星期，有五名学生出现了，”葛瑞尔回忆说。那时在2001年的秋天。“他们是我一位朋友的朋友。”他们坐着同一辆车而来，聚会时他们都坐在一块儿，他们一定都非常享受那次聚会。”
显然如此，第二周聚会，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朋友。
“人数看起来似乎从5人增加到了500人，”他说：“而且我想他们都是挤着同一辆车过来的。”
很有可能是这样，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关注宣教。大学生们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而葛瑞尔正好可以提供铁锹。
“呼召宣教不是给予少数几个圣徒的特别待遇”他告诉他们。“当你接受呼召跟随耶稣时，你就已经接受了宣教的呼召。问题已不再是你是否被呼召宣教，而是你被呼召去哪儿以及如何宣教。”
也有可能是顶峰教会提出的具体行动。接下来的17年里，教会领袖建造了一条输送管道将学生们从属灵的婴孩引导成为宣教士，在抵达目的地的沿途他们可以随时跳下车在那里宣教。
“大三之后，我跟着顶峰教会去了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两个月，”贾斯丁·莱奇树欧这样说——他是在大二的时候，参加了顶峰教会北卡罗来纳州的查经班而信主的。“那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上帝赐给我的不止是大多数人从事的世俗工作不同方向的异象，领袖们也对我传福音和领导的恩赐给予了肯定。”
他从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那个夏天，莱奇与教会的一个家庭同住，同时也为成为顶峰教会的同工筹款。那年秋天，他正式成为了教会的全职同工，在他的母校做大学生事工。
同时，他跟着乔希·米勒牧师在事工培训方面实习。莱奇会负责记录教会植堂的祷告事项更新，参加教会植堂大会，并跟着米勒一起探访了一些顶峰教会的植堂。
“许许多多的小事不断地为植堂的异象添油加料，”莱奇说。
这些小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他跟随着宣教培养“管道”前行。顶峰教会的带领人观察着莱奇的潜力，通过不同的机会仔细地审查他，并举荐他进入下一步。
当米勒问莱奇和他的妻子是否考虑搬去维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来带领米勒所植堂的教会，“这并没有那么地出乎意料。”
更重要的是，作为教会植堂的一份子感觉并没有那么怪怪的或恐怖。“我们已经见证了它，”莱奇说：“我们有朋友已经那样做了。我们有朋友搬去海外植堂。我们之前也已经筹过款。在某些意义上这让我感到平常。”
目前为止，米勒和莱奇已经召集了35名顶峰教会的会员与他们同去参与那间植堂。这是顶峰教会能给予的最好的礼物，莱奇说：这比钱更好。（顶峰教会花费了总预算17%在宣教事工上，其中包括给每一个北美植堂的教会三年的财务支持。）
2011年，顶峰教会改换了宣教模式，从简单的写支票给宣教植堂的教会到差派肢体带上那些支票一起前行。这样做对于一间有大量会员但财政不丰的教会来说更合理。（“我开玩笑说当大学生开始来我们教会时，我们的周末出席率增加了三倍，我们的每周奉献却下降了，”葛瑞尔说。）
从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第一间植堂教会开始，顶峰教会差派的不仅是一支小宣教团队，而是一小群会众——25名会员。至那以后，顶峰教会每一次差派20至40人。
这就是为什么顶峰教会能差派出如此多的宣教士——他们没有让几百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去牧养新植堂的教会，而是差派一支小团队跟随植堂牧师一同前往，团队中大多数都去到神学院受过装备，当中也有许多在顶峰教会同工服侍。
年轻一代处在过渡期，这对差传有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寄望回到他们的家乡，葛瑞尔说。顶峰教会差派出去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大学毕业生。
“你必须在某个地方找一份工作，”葛瑞尔告诉他们：“那为什么不去上帝正在做的一些战略性事情的地方去找一份工作呢？跟随耶稣意味着我们为着上帝的荣耀做好我们所做的事，并且为着上帝的事工在战略性的地方去做。”
另外三分之一是年轻的职场人士，最后三分之一是年轻的家庭，麦克丹尼尔说。说服孩子大一些的家庭去异地宣教会更难些；他们倾向于扎根本地社区，学校和活动，尽管他们在财务上更有能力搬迁去异地，他说。
财政最稳定的是婴儿潮那一代的人，他们也最有人生经验。
“福布斯杂志说目前退休人员在退休之后平均会再活20年，”安希克说：“我们本想为什么不让婴儿潮的一代奉献他们退休时间的十分之一——用他们退休的头两年时间成为教会植堂的一份子呢？”
婴儿潮的一辈辈们有排队加入；正如已经稳定的家庭，顶峰教会从他们当中只派出少数的人。
“我们现在只触碰到了表面，”安希克说：“但是随着教会会众的年纪增长，这个数据（目前是21%）正在迅速增长，现在是我们拥有最好的流动新人群。”
“这一切听起来好像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了，”安希克说：“看到200多间教会被建立起来，还有250人左右住在海外宣教，我们实在是为此感到振奋。但是事实却是我们的会众有90%仍未直接参与进来。”
顶峰教会发现可以给这一事实带来改变的推动点，是开设更多一到两周的短宣计划。
“我们在做本地福音事工的会众当中，大约有48%的人参与过一周的国际宣教旅行，”安希克说：“奉献最多，参加小组和本地社区的会众——最终都回到一件事上，他们都参与过一次短宣。”
对于那些搬去海外宣教的人来说，也是一样。“他们都说一切都始于一次一周去往洪都拉斯或海地的宣教旅行，”他说。那些宣教之旅就像门徒训练的微波炉。人们借着旅行跳出了他们的舒适区，来信靠上帝的大能，在他们平日里不曾信靠祂的方式上信靠祂，在不同的环境中牺牲地给予。
安希克了解短宣的弊端。他花了两年时间在洪都拉斯做宣教士。观察一周短宣的人来了又走。帮助带来的伤害成了顶峰教会同工必须面对的事。
“你我可以谈论短宣带来的坏处，”他说：“但是我们更常做的是全盘否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顶峰教会要求教会在工场的负责人指导短宣的活动。短宣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机会，而且短宣队会在本地的民族餐厅听取汇总，总结并巩固本次旅行的经验教训。
“如果你去了一周短宣回来还跟原来一样，那么那一周就是虚伪的一周，”安希克说。但是如果顶峰教会可以使用那样的经历使人思考是否该走得更远一些，那么它就是值得的。
“我们想要卓越地去做，”安希克说：“我们想要平衡深与广的原则——深植于福音，广泛去撒网。上帝的事工人人有份。”
植堂教会的工价非常昂贵，尤其是在美国。顶峰教会在每一个植堂点的花销都超过10万美金，还包括输送教会最强的带领人，最积极参与的志愿者和最慷慨的奉献者。
那些报名参加教会植堂的都不是那些典型坐在教会角落的会众，”葛瑞尔说。教会的座右铭是“我们差派最好的。”
这意味着顶峰教会总是处在不断地平衡中，以确保流动不会过于频繁以至于伤害到本堂的羊群。
这也意味着教会时刻倚靠上帝为他们供应下一波的带领人，志愿者和奉献者。
“唯有当你意识到神有多大时你才有可能认识或爱神，”葛瑞尔说，他传讲的不是一位有限的神：二月份的时候他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比不上真神：为什么你的小神给你带来大麻烦》（ Not God Enough: Why Your Small God Leads to Big Problems，中文名暂译）。“我们既是属灵的拜偶像者和又是一个美国人，这意味着我喜欢一位我可以预料，解释和控制的小“”神”。但那并不是一位可以回答人生奥秘，将圣火燃在你心中并赐给你一个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生命意义的真神。”
葛瑞尔的意义——并扩展至顶峰教会的意义——就是装备并调动差派教会植堂者。
“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喜欢有小孩，但是当真正有趣的是当他们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现年44岁的葛瑞尔说：“我想遇到透过我们差派的宣教士听到福音信主的人正是这种感受。没有比遇到属灵的曾孙更大的喜乐了。”
顶峰教会的目标是50年植堂1000所教会。
“按目前的进度计算，”葛瑞尔说：“我们完成这一目标似乎可以远远早于2050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是刚刚开始。”
译：陈媛媛；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One Baptist Church Has Seven-Times More Missionaries Than Anyone E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