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戏剧性地宣布退位后，来自阿根廷的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枢机（Cardinal Jorge Mario Bergoglio）当选新任教宗，尊号方济各。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正深陷泥潭：性侵丑闻不断、财务腐败频发、媒体口诛笔伐、民众信任崩塌。BBC驻梵蒂冈记者大卫·威利（David Willey）在《方济各的承诺：人、教皇与变革的挑战》（The Promise of Francis: The Man, the Pope, and the Challenge of Change）一书中道出了教会内部的普遍期待——大家都期望这位“从世界尽头走来”的教宗能力挽狂澜，给教会带来改变。
新教宗以雷霆之势掀起改革风暴：他胸前只佩简朴的银质十字架，坚持住在圣玛尔塔（Santa Marta）招待所的普通客房；他说话像乡村神父般平实亲切，待人接物毫无架子；他打破教廷惯有的外交辞令，讲话直截了当；更在牧灵实践中大胆革新——为同性恋群体祝福，允许离婚再婚者领受圣体。
然而改革之路并非坦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在《变革教会》（To Change the Church）中指出，方济各的神学改革引发了严重分歧。传统派人士强烈反弹，他们认为教宗推行的新政，正在消解以传统教义和礼仪为代表的“罗马特质”。虽然罗马教廷的神学家们不敢直接指斥教宗为“异端”，但私下无不担忧：过度的“大公主义”会侵蚀教会的“罗马性”。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最终陷入争议漩涡。方济各任期伊始万众期待的复兴景象，到其执政晚期竟演变为进退维谷的困局。
方济各的神学背景颇为独特——他来自阿根廷，未曾接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也非传统学院派出身。但甫一上任，他就对教会内部因循守旧的风气、僵化的传统框架，以及神职人员的官僚做派表现出强烈不满。他刻意采用更贴近民众的牧养语言，并推行“多棱镜”（polyhedric）式的思维方式，彻底摒弃了以往自上而下的命令式作风。
在方济各的神学世界里，充满诸如“民众神学”（theology of the people）、“宣教皈依”（missionary conversion）、“慈悲”（mercy）、“众议精神”（synodality）、“生态皈依”（ecological conversion）以及“友爱共融”（fraternity and brotherhood）等理念。这些术语并非全是新创，有些本就存在于天主教传统教义中，但经他重新诠释后，都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和特殊的分量。
此外，他成为世界宗教在移民、环境与和平等议题上的代言人，但在保护胎儿生命等议题上，他的立场则相对低调。
方济各的所有改革理念都基于他对宗教对话的独特理解——他更重视精神共鸣而非教条之争。
在探讨基督教合一运动时，他曾提出一个著名策略：“把神学家们都送到孤岛上去辩论吧，我们其他人只管携手前行。”对他而言，神学争论近乎浪费时间。他倡导的普世教会主义是“同行、同祷、同工”的实践之路，而非追求教义统一的纸上谈兵。这种“灵性普世主义”的立场，使他能够同时与自由派新教徒、福音派、灵恩派、东正教徒乃至非基督教群体展开对话——他对“合一”的追求早已超越基督教范畴。
方济各强调人类共同体的团结，而非狭隘的教会甚至宗教界限。2020 年，他发布关于普世友爱的通谕《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这份具有最高教导权威的文件昭示：罗马天主教的包容性应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础上，而非仅限於皈依基督的信徒。他经常与穆斯林及其他宗教领袖共同祈祷，践行这一理念。
方济各始终强调包容而非固守传统。他主张教会对待离婚再婚信徒时，不应拘泥于传统禁令的“字面规定”，而应秉持包容的“精神实质”，根据个案情况寻求接纳之道。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 2016 年发布的家庭劝谕《爱的喜乐》(Amoris Laetitia)中。
在罗马天主教“罗马性”与“大公性”的历史张力中，方济各强力推动了后者——他不断拓展教会传统边界，试图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流动”的罗马天主教形态。正如当代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言，这种“液态现代性”特征正在重塑千年教会的面貌。
方济各似乎倡导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罗马天主教模式。
要理解他的改革，必须将其置于天主教内部“罗马性”与“普世性”的历史张力中来审视。方济各大力推动罗马教廷的“普世”议程——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所有人，接纳多元价值，不断拓展教会传统的边界。
方济各推动的“变革”能否在继任者手中延续？2023 年从蒙古返程的教宗专机上，方济各透露了属意的接班人——虽未点名具体人选，但他提议下任教宗可采用“若望二十四世”（John XXIV）的尊号。
这位改革派教宗已为未来选举奠定基础：在其 12 年任期内，他任命了枢机团 75%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志同道合的改革支持者。为何钟情“若望”之名？上世纪“善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以亲民谦和著称，更在 1959 年发起改变天主教命运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 年正式召开，会期中若望二十三世逝世）。
梵二大公会议堪称现代天主教的分水岭。在这次大公会议上，罗马教廷首次弱化了其数百年来固守的“罗马特质”（如等级制度、严格遵循教义、服从教会权威），转而强调“普世性”追求（如包容、接纳、融合）。方济各视自己为梵二精神的践行者。若出现一位“若望二十四世”，很可能延续这种在普世教会运动、宗教对话及社会关系中促进友爱共融，同时维系天主教团结的路线。
方济各推动的变革并未使罗马教会趋向“福音派”化。他成功让教会更具“大公性”，削弱了“罗马性”，却未增强其“圣经性”。无论继任者何人，回归圣经的改革诉求始终不会过时。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Francis (1936–2025), the Pope Who Made the Roman Church More ‘Cathol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