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代人都会经历一个标志性的神学挑战：某条教义因时局和文化压力而被推到公众视野的中心。比如 25 年前，“9·11”恐怖袭击迫使人们思考圣经中三一上帝的本性与属性，并将其与安拉对照。当今社会关于色情、堕胎、同性婚姻、跨性别主义、人工生殖、医疗协助自杀等道德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对“上帝形象”教义的阐明与辩护。
卡尔·楚曼（Carl Trueman）是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圣经与神学研究教授。多年来，他针对神学人论相关的文化挑战不断著述，让出版社和读者都应接不暇。2020 年，楚曼的《现代自我的崛起与胜利》（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让许多人首次接触到表现型个人主义这个概念。这是一种关于‘人是什么’的观念，由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达尔文（Charles Darwin）逐步发展而来。随后，他将该书内容精简改写为《陌生新世界》（Strange New World），又在《改变所有世界》（To Change All Worlds）中专门处理了批判理论与身份政治。
楚曼的最新著作《人之渎：拒绝上帝如何贬损我们的人性》（The Desecration of Man: How the Rejection of God Degrades Our Humanity），向更广泛的读者群说明：有神论和神学人论对社会伦理何等重要。要理解我们身处的文化，这是一本不可忽视的著作。
《人之渎：拒绝上帝如何贬损我们的人性》
卡尔·楚曼（Carl R. Trueman）著
在《人之渎》一书中，卡尔·楚曼写道：现代人的意义危机，根源在于拒绝了一个简单事实：人按神的形象被造。
一旦脱离了这个保障人类尊严的基本道德事实，我们便通过堕胎、色情、滥交、性别转换等种种方式，粗暴地践踏自己的身心；而在这践踏之中，我们所亵渎的，其实是上帝自己。其后果，无论是实际层面还是属灵层面，都是毁灭性的。
哨兵出版社（Sentinel），256 页。
全书的缘起来自楚曼在 Triggernometry 播客上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人若不信神，有可能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吗？”（2 页）放在前几代人，无神论主持人抛出这个问题，多半是想给嘉宾“下套”；但按楚曼的讲述，这一次的提问是真诚的，而《人之渎》就是楚曼真诚的回答。一言以蔽之：不可能。
西方道德奠基于这样一种人观：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楚曼解释道：
人之所以是其所是，乃因上帝把他造成这样。他所拥有的一切重要性、一切意义、一切价值，都源自那神圣的创造之举。而这创造之举，又以上帝作为神圣创造者的真实存在为前提……人论与神学密不可分。（6 页）
他接着说道：
就道德角度而言，神创造了人类，祂赋予人类一整套既定的依存关系与义务、限度与目的。我们有理性、需要依靠他人、有终极目标的有限存在。而我们将这些特质加以规范化的方式，就是那些界定“何以为人”的道德准则。（12 页）
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接受这一定义尤为重要。
人论问题并非 21 世纪才有的难题，它在早期现代就出现了。在尼采的疯子寓言里，一个先知式的人物来到现代城市的广场上，向满广场的无神论者宣告：你们杀死了上帝。结果是，人将不得不让自己成为神。
尼采笔下的先知遭人讥笑，原因有二。其一，虽然人论和道德之花已被斩断了有神论的根，花朵却尚未开始枯萎。其二，当时某些技术尚不存在，这意味着人们既没有相应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也没有实际能力，去甩掉基督教人论和道德的某些部分。而此后，技术改变了我们与时间、与自然、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从而大大扩展了我们想“成为神”的能力（36 页）。
楚曼在书中论证堕胎、避孕和色情亵渎了性，因而也亵渎了人性，这不会让多少读者感到意外。然而，当他着手评估其他技术，比如辅助生殖技术和代孕时，恐怕连一些保守的福音派也会坐立不安。
例如，楚曼写道：
试管婴儿技术（IVF）把受孕与两性结合剥离开来，从而强化了性革命的逻辑……如果说避孕、堕胎合法化和抗生素让我们得以把性视为消遣，而非一件附带义务、因而要求委身的事，那么试管婴儿技术就进一步加深了性与生育之间想象上的断裂。男女的性结合不再是必需的，它沦为了制造孩子的诸多选项之一。（123 页）
楚曼在讨论试管婴儿和代孕时态度谨慎。他承认，生儿育女是人之天然渴望，不孕带来的痛苦也常常将人推向这些技术。但他也坦率指出：那些一边使用试管婴儿技术、一边在员工福利中提供代孕补贴的右翼科技新贵，在道德上并非无可指摘。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忠心的福音派伦理学家，在珍视神学人论的同时，主张有条件接纳生殖技术。虽然我赞同楚曼对试管婴儿技术的最终立场，但他为了铺陈更宏大的文化论述，伦理分析的某些环节确实被简化了。
试管婴儿只是楚曼所举诸例之一，但它意义特殊。因为保守派神学家斥责那些高调宣扬堕胎经历的女权主义者时往往毫不留情，却很少停下来想一想：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与自己更近的人，身上同样有反人性的倾向。一个真正合乎圣经的整全世界观，对左翼和右翼的潮流都会提出批判。
讨论社会与技术的畅销书，比如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和克里斯汀·罗森（Christine Rosen）《经验的消亡》（The Extinction of Experience），一般不太关心某项技术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关注的是技术带来的危害，以及机构领袖和父母该如何应对。然而，追问这些技术的源头总是有益的，这样我们才能赶在其产生影响之前有所预备。
楚曼梳理了这部驱动“人之渎”的观念史。他指出，在现代性的较早阶段，“相信存在人性这样一种东西”的信念，使社会“不至于沦为纯粹的主观主义”（52 页）。技术改变我们对人性的认知，但我们对人性的认知也反过来塑造我们所开发的技术。我们所经历的变迁，并非一条单向的直线，而是一种螺旋——技术改变观念，观念反过来催生新技术，循环往复。这也就意味着，更合乎人性的观念仍有复兴的盼望。
薛华（Francis Schaeffer）在《永在的神》（The God Who Is There）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宗教领袖在应对观念的文化流动上总是慢了一步。观念通常发端于学院哲学，继而进入艺术和音乐，进而塑造大众文化。薛华观察到，正因为基督教领袖没有留意上游的问题，普通基督徒在教会尚未建立相应神学框架之前，就已经遭遇了那些颇具说服力的观念。
在很大程度上，楚曼所做的正是薛华开出的药方：趁着那些塑造文化的观念尚未根深蒂固，就与之角力。
不过，楚曼与薛华的进路并不相同。楚曼说，这“不是一本基督教护教学著作”。这本书由哨兵出版社，而非福音派出版社出版（哨兵出版社是企鹅兰登书屋旗下的保守派大众出版社——译注）。它指出，人需要“拥抱基督信仰，连同它的教义、敬拜实践、伦理”，但它并没有提供一张通往那里的路线图（ xix–xx 页）。这是一本从教会之外指向教会的书。
相较之下，薛华主要是写给教会的，所以福音的具体内容很清晰。但愿楚曼缜密的论证，能引领读者进一步探究他所指向的真理。
楚曼的书名呼应了 C. S. 路易斯（C. S. Lewis）的《人之废》（The Abolition of Man）。两本书处理的都是同一类问题：不易察觉的文化潮流如何暗中瓦解合乎圣经的人观。正如路易斯的这部经典，《人之渎》也将帮助教会领袖看清那些正在塑造我们文化的哲学暗流。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arl Trueman’s Answer to the Modern 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