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冠病毒,早期教会能教给我们什么
2020-03-23
| Moses Y. Lee

早期教会对瘟疫、流行病和群体歇斯底里症并不陌生。事实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说法共同指出,当时基督徒回应疾病、痛苦与死亡的方式是早期教会爆炸式增长的主要催化剂之一。教会当时的姿态给罗马社会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连身为异教徒的罗马皇帝都向异教祭司抱怨他们宗教的人数正不断减少,并告诉他们需要再接再厉。

那么,基督徒究竟做了什么与众不同的事以至于震撼了罗马帝国?以及关于冠状病毒,早期教会能教给我们什么?

非基督徒对流行病的回应

在公元249至262年,西方文明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之一曾肆虐横行。虽然这场瘟疫的确切起因尚不确定,但据说在疫情爆发的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死亡估计达到5000人。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主教(Dionysius of Alexandria)作为目击者写道,虽然瘟疫并不区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但它的影响全部落在了(非基督徒)身上。”注意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回应瘟疫的不同之处后,他如此描述亚历山大的非基督徒:

在疾病初发时,他们远离患者并逃离他们最亲爱的人,在病人死之前就把他们扔到路上,且恶待那些未被埋葬的尸体,希望借此避免这种致命疾病的蔓延和传染。虽然他们已尽其所能,但还是很难逃避这场瘟疫。 

非基督徒的说法也证实了这种情绪的存在。一个世纪之后,皇帝尤里安二世(Julian)领导了一场建立异教慈善机构的运动,以遏制基督教的发展,这从侧面反映了基督徒在此领域的事工。尤里安在公元362年的一封信中抱怨说,希腊人需要在道德上赶超基督徒,他将基督教最近的发展归咎于他们“对陌生人的仁慈,对亡者下葬的关怀,以及他们假装的圣洁”。他在别处写道:"这是一种耻辱……不敬虔的加利利人(即基督徒)不仅帮助他们自己的穷人,也帮助我们的穷人。”

尽管尤里安质疑基督徒的动机,但他加在希腊慈善机构身上的尴尬,证实异教徒付出的努力远远低于基督教服务病人和穷人的标准,特别是在流行病期间。根据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在《基督教的兴起》The Rise of Christianity)中的说法,这是因为“对于(尤里安)敦促异教祭司赶超基督徒之实践的做法,异教中并没有相应的教义基础或实践传统作为根基,所以他们对此很少或没有回应。” 

基督徒对流行病的回应

如果说非基督徒回应瘟疫的特点是自我保护、自我保全以及不惜一切代价远离病人的话,基督徒的反应则截然相反。根据狄奥尼修斯主教的说法,瘟疫可谓是基督徒的“课堂和考验”,在一份基督徒如何回应亚历山大城之瘟疫的详细描述中,他记述了他们中“最好”的那群人是如何完满地服侍那些病人,直至他们自己也染病并死去:

我们的弟兄(即基督徒)中大多数都表现出无限的爱与忠诚,不爱惜自己,却为他人考虑。这些弟兄们不顾危险、照顾病人,献身于对方的一切需要,在基督里服侍他们,并最终与他们一同安详地离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被感染后,便能体会邻舍对此病痛的感受,并充满喜乐地与邻舍同哀哭。

同样,在庞蒂乌斯(Pontius,他曾在居普良手下担任执事,并为之作传——译注)为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所写的传记中,他记述了主教是如何在瘟疫中提醒信徒们不要单顾基督徒、也要服侍非信徒:

仅仅爱护自己人并给予他们应得的关爱,这没有什么可夸的。然而,那些将要完全之人,应比异教徒或税吏付出更多;那些以善胜恶并效法上帝之怜恤的人,也应爱自己的仇敌……这样,慈善事工便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有信仰的家庭。

这项事工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基督徒为同伴的舍己震撼了不信的世人,因为他们目睹了自己从未见过的彼此相爱(约13:35);另一方面,基督徒为非信徒的舍己使得早期教会的规模发生指数级增长,因为从基督徒邻舍的照顾中受益的非基督徒全体转向了福音。

基督徒对新冠病毒的回应

当我们继续努力应对新冠病毒时,也应记得罗马帝国里的非基督徒是如何强调自我保护,而早期教会又是如何强调无畏而舍己的服侍。非基督徒因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选择逃避流行病并抛弃患病的亲人,基督徒则向流行病而行,服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并将对方的苦难视为分享福音与效法基督之爱的机遇。

面对COVID-19,我们该如何将先贤的姿态付诸自身实践,好叫我们对日益严重之流行病的回应与这世界分别出来呢?也许我们首先应抵制那在社会各阶层引起惊慌的恐惧,并在我们周围日益增加的焦虑中,塑造和平与平静。 也许当其他美国人因为基于恐惧的刻板印象而躲避当地亚裔美国人的餐馆生意时,我们可以选择去惠顾他们。我们还可以谨慎遵守医学专家给出的延缓疾病传播的建议,寻找机会舍己地服侍邻居,因为我们不应只优先考虑自己的健康,还应考虑更广泛的社群,尤其是那些最为柔弱的居民,借通过保持足够的谨慎,以帮助他们避免恐惧、歇斯底里或误导信息。这些事可能会付代价,比如取消旅行及计划的活动,或甚至因自认为已经暴露在致病环境而自我隔离,但我们应该欣然接受这些代价。 

“其他人不会认为这是欢庆的时机,”狄奥尼修斯论到当时的流行病时如此说,“(但)这远非痛苦日,而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欢乐日。”需要澄清的是,狄奥尼修斯并非在庆祝流行病带来的死亡与痛苦,相反,他为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考验我们的信仰而喜乐,即在这充满恐惧的时期,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关爱与服侍邻舍,借着话语和行为分享福音带来的希望。


译:许志斌,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at the Early Church Can Teach Us About the Coronavirus

Moses Y. Lee(摩西·李)是美洲长老会(PCA)韩裔首都区会(Korean Capital Presbytery)的植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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