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方法帮助反堕胎运动终结堕胎问题
2019-08-06
| Scott Klusendorf

1984年,在一个事工研讨会上,我听到某位基督徒历史学家说,他认为柏林围墙会在十年后倒下。

我几乎失笑。结果,他错了,柏林围墙在五年后便倒下了。

虽然我们周遭的情况似乎很绝望,但我确信如果我们清楚发出我们的信息,捍卫生命这个议题其实并非那么绝望。虽然我不相信我们会很快逆转形势,但明显地,反堕胎人士们正在改变现状。

我没有一套完整的策略,保证可以在堕胎的争论上获胜。策略随时都可以变,不少更在草拟后不久便被放弃。但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要赢,有些步骤一定要做。以下是三个可以马上开始实行的例子。

第一,招揽更多参与反堕胎的全职同工

生物伦理改革中心(Center for Bio-Ethical Reform)的总监盖瑞格·坎宁安(Gregg Cunningham)说:“全职杀害婴孩的人比全职拯救婴儿的人多。因为杀死婴孩的利润可观,拯救婴孩的代价却十分高昂,高昂得使不少自称反对堕胎的美国人甚至不愿意动一根指头去制止。而那些愿意去制止的,也只是为了让自己良心好过一点,但不足以停止杀戮。”

这是一个对我们运动所作的惊人指控。我们很容易会想,那不是说我。但不论你认同与否,我没法反驳坎宁安的观点。我们没有足够的全职同工,而且除非我们认真地去招揽他们,否则我们的运动只会停留在兼职的义工运动,无法与受到美国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其他获得大力资助的专业团队抗衡,他们付出可观的金钱为杀害婴孩辩护。教会不难招募宣教士到海外体验,这也是好事。但为什么不也同时在教会招募年轻人去读法律,投身政务,并鼓励其他人以捍卫生命护教学作职业呢?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和三一国际大学(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在基督教护教学和生物伦理学方面都提供了这方面的研究生课程。

第二,有系统地培训青年人

几年前,我付钱给当时分别16和15岁的大儿子和二儿子,要他们不去当暑期工,而跟我学习护教学。我要他们读一些关于基督教教义、护教学和反堕胎运动的入门书籍。有些人觉得我疯了,但我觉得这样做很合理。基督教常常在世俗大学里被公开地攻击,但家长仍然觉得每年用25,000美元供子女到那里没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不能花一点点钱,让我的孩子去坚固信仰呢?

我在全美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高中演讲。不时都有学生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像我那样的捍卫生命演讲。在这些地方,我会组织学生们观看堕胎的影像,然后讲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给他们听以支持捍卫生命运动的观点。老师和行政人员等监护人往往会担心孩子无法处理与堕胎有关的内容,但他们错了。学生常告诉我:“我终于知道怎样辩护我所相信的了。谢谢你!”

太多基督教界领袖惧怕人多于敬畏神。有一次,我问一位不希望我用影像演讲的校长说:“在你不让我播这段影片的理由当中, 有哪一個比因为我们播了而拯救到的生命重要呢?”他承认这是个好问题,但仍然官腔地回应说:“我们的学生仍然不适合看这个。”

那是说,要学生看堕胎的片段,比学生去堕胎更糟糕吗?

确实,有些捍卫生命分子滥用影像,让人觉得他们冷血,不近人情。但解决方法并不是全面禁绝影像,而应该是有智慧和富于同情心地使用它们。

要装备孩子抵抗一個爱堕胎的文化,我们必定要冒一些合理的险。其中一个就是让他们看见真相,这就是第三点。

第三,运用影像

任何达到法定年龄,不需要家长许可就可以去堕胎的学生,都够成熟去看那个选择的后果。教育学者普遍都肯定适当地使用图像的价值。

例如,高中生经常都看到纳粹党屠杀犹太人的影像。尸首给堆成像柴堆一样,展示了集中营的可怕,这是任何课堂都无法比拟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虽然内容血腥,《辛德勒名单》的监制向美国每一所高中捐出了该电影的一份片子。教职员工们虽然认为片段令人不安,但仍然坚持如果学生没有看过,便不能明白大屠杀。电视评论人霍华德·罗森堡(Howard Rosenberg)在洛杉矶时报写道:“虽然这些片段非常恐怖,但绝对不可或缺。”

不严肃地讲授大屠杀历史,就是不诚实地传授知识。如果学生够成熟去看《辛德勒的名单》,那么他们也能够看一段名为《这就是堕胎》的两分钟影片。

某些捍卫生命运动人士担心播出血腥的堕胎影像会令曾堕胎的妇女面对以往的痛苦。确实,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温柔,但被堕胎伤害过的人急切需要从否认中带出来,认自己的罪,从而得到医治和赦免。悔改令人痛苦,但我们不能藉此推却责任,不去教导这个事实。而且,如果我们假设女人无法客观地讨论堕胎,就是贬低她们了。

当然,影像一定要用得恰当,即我们不应该在观众不知情下强逼他们看。当我用《这就是堕胎》这段两分钟影片的时候,我会告诉观众片段中有什么,并鼓励他们,如果真的看不下去就可以不看。几乎每个人都看了,而且没有人投诉。我发现,在不同的场景中,例如辩论、宴会、学校和教会,情况都一样。如果观众是基督徒群体,我还会说基督乐意赦免堕胎的罪,而我的目的不是谴责人,而是澄清和装备。

如果人不因为堕胎而心碎,那么他们几乎一定不会改变生活方式,捐助危机怀孕中心或其他捍卫生命运动的努力。影像能改变人对堕胎的感觉,事实则会改变想法,两者对改变行为都不可或缺。

确实有很多人不喜欢堕胎的影像,甚至觉得冒犯。在不公义前承认道德缺失既然如此令人不舒服,出现反感也是可以预期的。更急切的问题是,到底被血腥影像冒犯到的人多,还是被影像催逼改变信念的人多。反堕胎的影像作品绝对能够给反对“半生产堕胎”(partial-birth abortion,中晚期孕妇的堕胎手术——译注)的辩论带来决定性影响。

打开堕胎的棺木

坎宁安常说,堕胎代表着一种不能解释的恶,无法用文字描述。虽然那些图像令人不舒服,却以文字无法表达的方式交代了真相。

让我们参考一个历史个案。在1955年,一个名叫爱默特·提尔(Emmett Till)的14岁非裔美国人,由芝加哥前往密西西比州蒙尼市探望他的表兄。到达后,他向人炫耀自己在芝加哥有白人女朋友。这令他的表亲和朋友惊奇,因为在1950年代的密西西比州,黑人和白人不会有眼神接触,更遑论约会了。两个行为在当地都视为不庄重。那天稍后时间,爱默特、他的表兄和一小群黑人男性进入了布莱恩特杂货店。在那里,在其他人怂恿下,爱默特与一名21岁的已婚白人女店员调情。购买糖果后,他据报向她吹口哨或说了一些有点调戏意味的话(报道说法不一)。他的表兄和其他人警告他,说他招惹麻烦了。几天后,在凌晨2点,爱默特被店员的丈夫和另一个男人从他舅舅的家中强行带走。他们毒打了爱默特一顿后,再向他头部开了一枪,杀死了他。

爱默特肿胀的尸首三天后在塔拉哈奇河(Tallahatchie River)中被发现。他头上被人以铁丝缠上轧花机的扇叶。他的脸部部分变形,被打至几乎无法辨认。当地警长把爱默特的遗体封棺,运到芝加哥他母亲那里。当提尔太太收到遗体时,她作了一个惊人的宣布,就是会为爱默特办一个开棺的葬礼。有些人抗议,并表示这样做会令所有人都不高兴。她同意,但反驳说:“我要全世界看到他们对我的孩子做了什么。”一张爱默特面目全非的遗照在喷射机杂志(Jet Magazine)中刊登,该事件间接触发了美国民权运动。三个月后,在蒙哥马利(Montgomery),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拒绝服从让座的命令——她说是爱默特·提尔的照片让她有勇气坚持。 

捍卫生命的基督徒是时候打开堕胎的棺木了。

我们应该带着爱去做,但同时秉持真理。我们应该在教会崇拜中做,用宽恕的福音安慰哀伤的人;我们应该在基督教高中和大学里做,结合影像和有说服力的理据,把捍卫生命的观点传达,让未信者明白。

但我们必定要打开这个棺木。

否则,美国人就要继续忍受一项可以视而不见的不公义。


编者按:本文摘自《捍卫生命的理由:装备基督徒与文化交战》(The Case for Life: Equipping Christians to Engage the Culture)一书,最初刊登于Crossway博客

译:V. Wong;校:刘凯欣。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3 Ways the Pro-Life Movement Can Help End Abortion 

Scott Klusendorf(史考特·克鲁辛多夫)是生命训练学院(Life Training Institute)院长,也是The Case for Life: Equipping Christians to Engage the Culture (Crossway, 2009)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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