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的病症显而易见。尽管药物和治疗手段空前发达，人们的焦虑和抑郁却达到历史峰值，年轻一代尤为严重。美国卫生局长宣布孤独症已成为流行病，社会机构的公信力跌至谷底。随便扫一眼社交媒体就能发现，我们深陷自我陶醉与妄自尊大的泥潭，根本谈不上团结。这些都不是健康文化该有的表现。
数字技术的确是祸首之一，社交媒体和屏幕上瘾难辞其咎。但澳大利亚红教会（Red Church）牧师马克·塞耶斯（Mark Sayers）在其著作《从舞台到支柱：放下表现的重担，拥抱神的同在》（Platforms to Pillars: Trading the Burden of Performance for the Freedom of God’s Presence）中揭示：科技暴政对当代社会的压迫，其精神根源、历史脉络和哲学基础远比屏幕更为深远。他提出一个命题：人类亟需一场“出埃及记”，挣脱平台社会的枷锁；更要依靠神圣的力量，活出如支柱般坚定的生命，用爱将“上帝之道烙印于世界”（154 页），从而推动社会的更新与繁荣。
《从舞台到支柱：放下表现的重担，拥抱神的同在》
马克·塞耶斯（Mark Sayers）著
当今社会崇尚个人表现，将自我与欲望置于首位。
文化学者马克·塞耶斯在本书中揭示这种舞台心态如何扭曲现代世界，并对比圣经中呼召基督徒活出如支柱般坚定生命的愿景。
通过观察与当代惊人相似的古代世界，塞耶斯犀利剖析舞台化社会的缺陷。他深入探讨数字平台对个人与社会的诱惑，同时邀请读者追寻超越自我的永恒生命价值。
慕迪出版社，240 页
当今社会的种种乱象，其实早在人类始祖与黑暗势力妄想取代造物主时就埋下了种子。就像恐惧之泪乐队（Tears for Fears）唱的那样：“人人都想当世界的主宰。”可惜历史一次次证明，凡是要自己当王的，最后都落得悲惨下场。
人一旦被罪性控制，就会变得贪恋权力。而有了权力，就难免欺压他人。比如古埃及，法老自称神明，他那些荒诞无度的要求，全靠以色列人这些“贱民”做牛做马来实现。
这种权力游戏并非古代才有。塞耶斯犀利地指出：“我们正在倒退到一种新封建时代，好像古埃及的翻版......少数借助技术垄断财富的精英高居社会金字塔顶端。”（137 页）现代人虽不必像以色列人那样没草还要做砖，却沦为屏幕的囚徒，整天盯着手机电脑，为科技巨头当免费劳工，没有补偿，也没有安息。可悲的是，个人主义的欲望让我们甘愿被囚禁在他们的平台牢笼中。
20 世纪 60 年代的理想主义浪潮，最终却让西方文明滑向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深渊。塞耶斯引用大卫·弗伦姆（David Frum）的话说，70 年代的个人主义“已经失控，这种个人主义不仅拒绝受社会法则约束，甚至企图挣脱自然规律的束缚”(9 页)。社会开始流行一种谬论，认为现实可以按照个人喜好随意定制。在他们看来，就连性别和数学这样的客观存在，也要向个人欲望低头。
互联网的诞生，给这场自我表达的革命火上浇油。如今我们相信不用努力就能获得知识，不用追求就能得到快乐，冒险不用承担后果，拥有财富不用担负责任，建立关系不需要高质量相处，寻找人生意义不必付出代价，追求自由可以没有边界。在虚拟现实构筑的温柔陷阱里，我们沉溺于“一种建立在逃避现实幻想中的自我认知”(10 页)。
正如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所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杜撰一个足以支撑生命的谎言，还要自欺欺人地否认这个谎言是我们自己编造的。”当这种认知失调难以为继时，我们最终把定义意义的权力拱手让给了数字平台的掌控者。而谁掌握了意义的解释权，哪怕只是虚构的意义，谁就控制了大众。
我们自以为成了科技时代的法老，实际上不过是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屏幕用荣耀和掌控的幻象诱惑我们，但藏在屏幕背后却是一个正在衰落的文明。塞耶斯写道：“在光鲜的外表下，（数字平台）的剥削性商业模式正助长经济不平等、民主倒退，以及对个体的压榨。”(141 页)。我们受到蒙蔽，心甘情愿地将整个生命物化、商品化。赛尔斯犀利指出：“即便在睡梦中，智能手表都在把我们的心跳与呼吸模式变成数据，打包卖掉，给别人赚钱。”（115 页）
单纯减少刷屏时间远远不够。赛尔斯指出，我们本质上需要的是“灵魂的救赎”（143 页）与一场“新的大觉醒运动”（213 页）。他写道：“从数字平台的囚徒蜕变为信仰的支柱，唯有遵循《出埃及记》的路径……从被奴役的枷锁走向全然敬拜上帝的自由。”（147-48 页）
属灵复兴向来是文化革新的先声。福音改变生命，被更新的生命又为荣耀上帝、造福邻舍而重塑文化。在这个崇拜名流的时代，十字架式的生活恰是一剂反潮流的解药。无论是卑微如希伯来收生婆，或尊贵如以斯帖王后，“最要紧的是活出忠信的生命”（166 页）。神以子民的顺服为柱石，为要“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赛 61:4）。
赛尔斯将“大复兴运动”视作跨代建造信仰支柱的典范。他强调：“（大复兴期间）建立紧密联结的反文化社群是核心策略，配合圣灵的浇灌。他们创建机构、坚固家庭、重视教育，用福音重塑社会关系，让基督成为中心。”（214 页）此观点与詹姆斯·戴维森·杭特（James Davison Hunter）的主张不谋而合：基督徒当致力制度建设，而非止于发起运动。
赛尔斯的论证颇具说服力，但读者或许期待更具体的实践指引——如何将“属天范式融入个人与群体生活”（199 页）。他对“支柱生活”的原则阐发详实，却未多着墨于当代情境下的应用。
赛尔斯的论述极具说服力，尤其对那些敏锐察觉文化潮流的人而言。他融汇历史学、社会学、神学、哲学与经济学的视角，构建出一套缜密的文化诊断体系。仅书末的参考文献目录，便已值回书价。
正如前作《非焦虑的存在》（A Non-Anxious Presence），《从舞台到支柱》势将成为点燃思想交锋的火种。无论是学者、牧者、社区领袖或为人父母者，都能藉此书洞悉时代症候，共同探寻前路。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Build Institutions, Not Your Own 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