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向社会学家詹姆斯·戴维森·杭特（James Davison Hunter）请教关于当时政治竞选的问题，还有谁比这位提出“文化战争”概念的学者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呢？但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摆摆手拒绝了我的问题，理由是他不预测天气。
因为他研究的是气候。
这句话让我铭记至今。我们需要更多文化气候学家。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新闻推送里的即时事件（“天气”）被动反应，我们需要主动研究评估文化中更深层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叙事和运作模式（“气候”）。
在凯勒文化护教中心，我们并不认为文化护教是捍卫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方式，我们甚至不认为它总是最佳方式。但我们确信，这种方法能帮助我们连接圣经、神学和历史智慧的重要源泉，从而以吸引人的方式让这个世俗时代看到福音。
无论你采用哪种护教方式，都是在遵循特定规则体系，使用特定语言，顺应你所处时空的共鸣点。换言之，护教与文化息息相关。
耶稣经常运用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比喻，与邻里产生共鸣。在《使徒行传》中，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与保罗在亚略巴古的宣讲传递着相同的福音信息，却根据听众身份（犹太侨民与希腊哲学家）奏响了不同音符。二世纪殉道者游斯丁的《第一护道书》（First Apology）与五世纪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都在罗马帝国截然不同的历史时刻，以适合当时情境的方式诉说着永恒的真理。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总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中进行护教。”马克·艾伦（Mark Allen）和乔希·查特劳（Josh Chatraw）在他们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写道，“大学的哲学系和你家附近的酒吧一样，每一处都离不开文化。”
从圣经和历史的例子来看，文化护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管你采用哪种护教策略，都无法避开文化这个层面——因为文化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宗教的另一种说法。正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所说：“每个人都在敬拜。”而宣教学者莱斯利·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在他的著作《对希腊人是愚拙》（Foolishness to the Greeks）中对“文化”有这样一个定义：
我们所谓的“文化”，指的是一群人所发展出的、并代代相传的各种生活方式的总和。文化的核心是语言。一个民族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应对世界。而围绕这一核心的，还有他们的视觉与音乐艺术、技术、法律、社会和政治组织。我们还必须把一套关于终极实在的信仰、经验与实践纳入文化之中，并视为任何文化的根基——这些东西塑造生活的意义，赋予生命方向，并要求人的最终忠诚。我显然说的就是：宗教。
宗教并不是文化的“下游产物”；恰恰相反，文化才是宗教的下游，是人类在寻求意义与永恒过程中所形成的必然产物。纽毕真的这段话充分展现了文化护教的广阔视野。正如我从神学家范浩沙（Kevin Vanhoozer）的“文化诠释学”课程中学到的——哪怕是一句广告语，也可能承载着一个社会最深层的渴望。一部电影、一首歌曲，甚至一场体育赛事，都在讲述这个文化的盼望与恐惧。这些现象帮助我们读懂文化的“气候”，也为扎根于福音的护教者提供机会，去辨识文化中谬误的地方，并与福音建立联系，使不信者能认清自己的罪与对救主的真实需要。
文化就像气候，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的渴望。在奥古斯丁传统中，文化护教者认识到：“渴望”是信仰的重要驱动力。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曾用“大象与骑象人”来形容直觉与理性的关系：理性可以指引方向，但只有当直觉受到激发，大象才会行动起来。换句话说，心之所向，理之所往。我们的直觉紧跟着我们的愿望而行——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换一种问法：“谁是我的同类？”我们常以为自己是独立理性的个体，能够冷静权衡、客观判断各种观点。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我们受“部落本能”（tribal instincts）驱动，自动筛选出那些我们愿意接纳的信念。部落本能非常强大，如果要绕过这种本能，允许某种信念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将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我们愿意改变，除非我们能想象自己可以归属于另一个群体，否则理性会让我们的心灵戒备森严。
这正是文化护教的作用所在：它让人在完全明白福音之前，就愿意相信福音是真的。我们指出基督为主的美好，与邪恶势力辖制下的丑陋形成鲜明对比（弗 6:12）。
泰德·特纳（Ted Turnau）在他的著作《流行护教学》（Popologetics）中说：“护教要做的是在盼望与非基督徒之间架起一座桥。”他提到，我们可以用多种理由引导人追寻善良、美善、公义、盼望、平安、活力、怜悯。正如纽毕真在《多元社会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中指出的那样，教会就是向社会诠释福音。教会能提供另一种“气候”——一个有生命力的环境，来对抗当今文化气候中的阴霾。正是基督徒的群体生活构成了非信徒与盼望之间最有说服力的桥梁。这个世界透过基督的身体如何在恩典中、在真理中、出于爱心地彼此相处，看见耶稣的真实。因此，文化护教不只向外发声，也呼吁教会自身的灵性与道德更新，成为福音转化力量的有力见证。
保罗·古尔德（Paul Gould）将文化护教定义为“在文化中确立基督教的声音、良知与想象力，使世人看到基督教信仰是可信的，能满足他们的渴望。”在这个声音喧哗、观点如潮的时代，当基督徒彼此相爱，也爱非基督徒时，就会吸引世人。这正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7:23 中所祷告的：我们合而为一，世人就知道父差了他来。
当然，仅凭我们的群体生活，别人不会就此得出结论，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曾为罪人受死并复活，他不久将再来更新这世界。我们必须亲口传讲这好消息，警戒人悔改，呼召他们信主。当他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福音的实际果效，他们就更能体会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他们与我们面对面地接触时，就能更清楚地分辨出，到底是福音本身的冒犯性，还是我们这些罪人自身的失败与不完全，造成了他们对教会的反感。
如果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表面，只关注“天气”，却忽视背后的“气候”，就会严重威胁教会的合一，也损害她的使命。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很少看到福音广传的果效，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神的话语。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为基督而活，实际上却只是顺从了这个世界的潮流。
甚至在不少福音派教会中，福音已经被降格成一种附属品，只是用来点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们可能会为了“拯救文化”而投某个政党一票——说到底，其实是为了反对政治对手的罪恶。但我们有没有认真面对自己所受的文化捆绑？例如消费主义、贪图安逸、沉溺享受？我担心，我们对福音的“诠释”往往在无声中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基督教信仰只是通往舒适生活的又一条路。
耶稣却警告我们：“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 10:38–39）。文化护教引导我们深入社会的深层结构，看清自己在哪些地方与世界妥协同流；而唯有舍弃这些，我们才能真正寻见基督。
乔什·查特劳（Josh Chatraw）在《讲一个更好的故事》（Telling a Better Story）中写道：“当下最迫切的需要，是一种成熟的护教，它既有历史的深度，也要在神学上扎根于福音本身。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要懂得如何为信仰辩护，更意味着我们要懂得如何唤起人的想象力，活出以十字架为样式的生命，并在公共场合中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软弱，以及教会在历史中的失败。”
文化护教者也像气候学家一样，对文化变迁进行前瞻判断。这些变化里，正蕴藏着我们讲述福音的契机。基督王国（Christendom）的终结，使西方社会陷入了混乱。西方文明赖以建立的许多价值观，比如宽容、少数群体权益、平等的正义等等，其实都植根于基督信仰。但如今，世人要么遗忘了基督教（这还算是最好的情况），要么视其为造成问题的元凶。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称这是一种“减法叙事”（subtraction story）：以为如果我们能把基督教从社会中剔除，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然而事实是，没有基督，就无法享受到基督教所带来的好处。那么，在这个后自由主义、人人自扫门前雪的混乱时代，西方是否会放弃自己曾引以为傲的价值观？还是会回转归向基督？文化护教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的社会认识到：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宗教问题。人人都在敬拜。我们是否敢于相信自己能创造出一个比伊甸园更美的新世界？还是愿意承认，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
社会学家克里斯汀·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在他的著作《昌盛或毁灭》（To Flourish or Destruct）中，将启蒙运动之后的文化困境描述为一个追求神圣美善的属灵工程：
要使万物更新，抛弃过去，摆脱传统的束缚，尽情选择，不受限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过怎样的生活就过怎样的生活——这正是现代社会的“属灵项目”背后的核心愿景。它之所以是“属灵”的（而不仅仅是某种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是因为它定义了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什么是人们终极的关注焦点，是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价值理想。它之所以是属灵的，是因为它触及人最深层的内在渴望，是人们心中最崇高的美善愿景，是他们对圆满人生的定义。它之所以是属灵的，是因为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结构，它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等同于现代性所摧毁的前现代基督教世界中“得救”的地位。它之所以是属灵的，还因为它既然被视为神圣，就值得被保护、被捍卫、被监管、为它奋斗，甚至为它牺牲，乃至为它而杀戮。
我们的世俗时代，其实仍极其“宗教化”，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17:22 中所说，世人“凡事很敬畏鬼神”。文化护教正是要帮助我们识别背后的叙事框架，这个试图取代基督教文明的属灵工程。而后，我们可以将圣经的救赎故事叠加其上，寻找可以建立联系和提出纠正的切入点，正如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在他那部精彩的历史著作《主宰》（Dominion）中所做的那样。最终，我们才能揭示：神的救赎计划，比任何替代方案都更真实、更美、更有盼望。
其实，这正是奥古斯丁在五世纪《上帝之城》所采用的模式；也是为什么克里斯托弗·沃特金（Christopher Watkin）的新书《圣经批判理论》（Biblical Critical Theory）如此有说服力的原因；更是约书亚·瑞安·巴特勒（Joshua Ryan Butler）即将出版的新作《《美好合一：圣的性爱观如何引领我们走向良善，揭示真理，（某种程度上）解释一切》》（Beautiful Union: How God’s Vision for Sex Points Us to the Good, Unlocks the True, and (Sort of) Explains Everything）所传达的核心精神。
上一个世代，莱斯利·纽毕真帮助基督徒认识到，我们需要与西方文化展开“宣教式的接触”；而今天，这场宣教之旅仍在继续。
正如提摩太·凯勒所说：“宣教士的任务，是带着共情进入这个文化的世界观／故事中，然后提出挑战，重新讲述这套文化的故事，让人们明白：他们的故事若要有美好的结局，唯有通过耶稣才可能实现。”
这正是我们需要文化护教的原因。这个绝望的世界需要知道：当前乌云密布的文化气候并不会是最后的结局。曙光将要破晓，天国文化正在到来。人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故事可以有一个喜乐的结局——但前提是，他们必须离弃罪恶，信靠基督。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at Is Cultural Apologe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