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探讨了印度社会对福音的三个常见反对意见。以下是另外三个反对意见，以及基督徒的回应。
近年来，认为福音会摧毁印度文化的观点愈发普遍。福音意味着生命的翻转。这被视为对当地文化的威胁。因此，批评者对所有宣教和布道活动都持怀疑态度。
福音确实带来属灵的转变。上帝的恩典将悖逆的罪人转变为顺服的儿女。我们曾经被罪捆绑，但上帝的大能使我们能欢喜快乐、自由地做上帝所喜悦的事。因此，当上帝使罪人归正时，祂“把他迁移到恩典中”（《威斯敏斯特信条》9.4）。
不过，这种属灵的“转变”并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印度身份，也不会破坏印度文化。一个选择跟随耶稣基督的印度人，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印度人。
基督教把印度的民族特性视为上帝的文化使命和普遍恩典的体现（创 1:28），从而肯定了这种特性。实际上，正是基督徒在推动和保护印度文化的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比如在印度语言和文学发展方面的贡献就是很好的例证。
耶稣会宣教士贝希（Constantius Beschi）编纂了第一部泰米尔语词典。考德威尔主教（Bishop Robert Caldwell）撰写了德拉维德语系的语法书。与此同时，圣公会宣教士乔治·尤格洛·波普（George Uglow Pope）翻译了包括《帝吕格尔》（Tirukkural）在内的泰米尔语作品。
在北印度，亨利·马丁（Henry Martyn）和约翰·吉尔克里斯特（John Gilchrist）主导推广了印度斯坦语，这为现代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奠定了基础。吉尔克里斯特出版了印度斯坦语语法和词典，而长老会宣教士塞缪尔·凯洛格（Samuel Kellog）则编写了最具影响力的印地语语法书。
同样，浸信会宣教士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和他在塞兰坡（Serampore）的团队也推广了孟加拉语。这些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当路德会宣教士齐根巴尔格（Bartholomäus Ziegenbalg）翻译泰米尔人的薄伽梵诗歌时，派遣他的哈勒传教会（Halle mission）就批评他在传播异教文化。然而，基督徒们仍然致力于让印度的本土语言和文学蓬勃发展。
勒克瑙大学（Lucknow University）的拉瓦特教授（P. L. Rawat）写道：“基督徒宣教士通过编写教科书、词典和本土语言语法书做出了值得称赞的贡献，印度将永远感激他们。”
1968 年，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在滨海大道竖立了八座泰米尔文化缔造者的雕像。在这八位人物中，有三位是外国宣教士。应邀参加落成典礼的纽毕真主教（Bishop Lesslie Newbigin）对此评论说：“这很好地回应了那种认为宣教士只会摧毁本土文化的观点。”
1925 年，美国卫理公会宣教士琼斯（E. Stanley Jones）在他的著作《印度路上的基督》（The Christ of the Indian Road）中记述了一段与圣雄甘地的对话。当他询问如何让基督教更好地在印度扎根时，甘地回答说：“首先，我建议你们所有基督徒，包括宣教士在内，都要开始活出更像耶稣基督的生命。”
1927 年，甘地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记录了他的这句名言：“我喜欢你们的基督，但不喜欢你们的基督教。”他还说“基督徒是最好战的族群。”
甘地认为，许多基督徒不像基督的行为让基督教变得令人反感，我们不能认为他的这个观点不够真诚或者是错的。因为这源于他的亲身经历：他在英国遭遇劳工不公、在南非遭受种族歧视、在印度面对殖民者的偏见，而这些对他不公平对待的人都自称是基督徒。
不可否认，在自称是基督徒的教会成员中，确实存在着许多伪君子。这些人嘴上说信主，却没有任何基督徒该有的信念和品格。耶稣自己就警告过这样的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太 7:21）
耶稣和使徒们甚至提醒我们，教会中会出现披着羊皮的狼（太 7:15；徒 20:29）。但是，伪君子的存在并不能否定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实性。
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不是建立在信徒的生活表现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真实的生命、受死、复活这些历史事实上。福音不是呼召我们去跟随有缺陷的人，而是呼召我们跟随完美的上帝之子耶稣基督。
许多印度人认为耶稣基督的替代性救赎不公平，因为这等于让无辜者为有罪者受苦。罗摩克里希那（Ramakrishna）的弟子阿贝丹南达（Swami Abhedananda）说过：“教会的替代性救赎教义让印度教徒感到震惊，伤害了他们温柔的感情和仁爱的天性。他们不认为这体现了天父的怜悯或慈爱，反而认为让无辜的孩子做出这样的牺牲是残酷、不公的。”
受业力观念的影响，许多印度人相信任何行为都会带来相应的果报。因此在他们看来，如果要赎罪，就必须靠个人通过善行来完成。他们觉得靠别人的善行就是在逃避个人责任。所以当福音宣讲一个无辜的人为有罪的人付上代价时，在他们听来这完全违背了公义的原则，是一种严重的不道德行为。
但是，这种反对的观点是建立在“人凭自己的努力就能满足上帝的公义”这个假设之上的。如果没有人能偿还他们欠一位无限圣洁的上帝的无限道德债务，又该怎么办呢？
11 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Anselm）写了《上帝为何成为人？》（Cur Deus Homo?）一书。他指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满足上帝公义的必要途径。他写道：“这债务如此巨大，虽然是人欠下的，却只有上帝才能偿还，所以这位偿还者必须既是人又是上帝。因此，上帝必须让人性与祂的位格合一，这样在本性上应该偿还却无力偿还的人，就能在一个有能力偿还的位格里完成这件事。”
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基督耶稣是唯一能完全满足上帝公义要求的那一位。因为祂是罪人的替代，所以圣洁的基督代替罪人受苦是完全公义的：“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彼前 3:18）。这里并无不公，因为基督是在偿还罪的代价——死亡（罗 6:23）。
耶稣基督的复活表明，上帝的公义已经因基督的救赎得到了满足（罗 4:25）。因此，所有凭信心接受基督耶稣的人，他们所有的罪债都被涂抹了（西 2:14），他们不再需要面对上帝对罪的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的救赎是罪人得救唯一公义的途径。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印度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ree More Commonly Held Objections to the Gospel in In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