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找到一条“第三条道路”。在一周之内，有两位历史学家先后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们既不是福音派基督徒，也不是美国人。两位学者思考的框架也并没有局限于美国的两党政治格局。然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西方的前景指向一条超越文化二元对立的第三条道路。他们的分析比纯粹的政治更深一层。实际上，他们触及的是神话叙事（mythology）的维度：讲述我们共同生活的故事，让这些故事在道德与精神层面为我们指引方向。真正争夺我们认同感的是这些叙事。唯有去直面并梳理这些故事，第三条道路才会显现。

预测一：后基督教时代的进步主义

在TRIGGERnometry播客节目中，主持人康斯坦丁·基辛（Konstantin Kisin）邀请《宗教统治》（Dominion）一书的作者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来预测未来社会的走向。基辛向霍兰德抛出了那个经典的时代之问：“西方人，该往何处去？”霍兰德则对英国的未来给出了三种预判。

第一种情景霍兰德称之为“后基督教时代的帕丁顿主义”。这一构想源自《帕丁顿熊》（Paddington Bear）系列故事，展现了英国最充满温情的一面：欢迎来自秘鲁的移民小熊，颂扬友善精神的胜利。帕丁顿主义是一种带有基督教底色的进步主义，但它已经脱离了其独特的基督教源头。

霍兰德将这种进步主义比作一艘凭借基督教助推火箭升空的宇宙飞船：

这就好像飞船已经冲出了大气层，一切助推结构都已剥离，如今它获得了穿越太阳系的力量。而所有关于圣经、耶稣和教会的……‘荒谬之物’统统消失了。……我们已经破空而出，正在勇往直前。世俗原则，也就是自由主义原则，已被视作不言自明的真理，并将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持续推动我们社会的演进与发展。

预测二：后觉醒时代的反弹

第二种可能是对帕丁顿主义的强烈反弹。霍兰德解释道：

20 世纪的历史给出了另一种可能，即人类最底层的默认假设其实是‘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权力本身就带有魅力，这正是尼采的预言。他说，一旦基督教消亡，将会引发巨大的震荡，可怕的权能将会浮现。毫无疑问，尼采说对了，因为那些力量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登场了。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我们身上投下了如此深重的阴影，我们至今仍活在这片阴影之中……

在我看来，机构化的基督教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是希特勒取代了魔鬼的位置。如今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不再像他的维多利亚时代前辈那样问“耶稣会怎么做？”，而是问“希特勒会怎么做？”，然后反其道而行之。这种思路一直让我们走在自由主义的“正道”上，但随着欧洲人对法西斯主义的亲身体验越来越淡薄，这种约束力显然正在衰退。

在这里，霍兰德受到了亚历克·莱里（Alec Ryrie）的影响，亚历克·莱里就是我在那周关注的第二位历史学家。莱里也对未来作出了类似的推演。在他近期的著作《希特勒时代与我们的生存之道》（The Age of Hitler and How We Will Survive It）中，莱里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一个世纪前，西方社会最具号召力的道德图腾是耶稣基督；而如今，这个位置却被阿道夫·希特勒占领。”

过去，我们拥有一个仰望耶稣的正面愿景；而如今，我们不过是在消耗反希特勒情绪的残余能量。正是这种情绪，支撑起了过去八十年来人道主义的大厦。莱里将现代世俗的人权教条形容为“空中楼阁”，是一种“对价值观傲慢而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宣示……却毫无坚实的根基”。

我们维系这种世俗愿景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对那段“阴影”的共同记忆。而记忆，正如阴影本身，终究是虚无缥缈的。

现如今，最年轻的二战老兵也已年逾九旬。不过，亲历者记忆的消逝，还不是反法西斯叙事失去号召力的唯一原因。反希特勒情绪本身就难以持久。它取代了的耶稣愿景，在各个层面都是积极正向的。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仰望耶稣这个愿景能滋养听众，并激发真正的进步。

然而，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却建立在一个警世通言之上。这样的秩序只能滋生猜忌与不安，让那些自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人产生一种毫无根据的优越感。之所以说是毫无根据，是因为这套秩序真正的根基，其实是由那个更古老、更伟大的故事所奠定的。

预测三：后世俗时代的基督教

至此，我们来到了一个阴影逐渐消散的时刻。这究竟意味着曙光初现，还是我们正步入一段更为暗淡的黑夜？那些向往传统的人与那些拥抱进步的人，能否共同回到那个更古老、更美好的故事？事实上，第三条道路的解决方案，恰恰就是那条最初的道路。

因此，在前两种未来之外，霍兰德指出了第三种可能：

我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是，人们会重新追本溯源，并反思：“也许我真的是基督徒。也许，我应该比过去更严肃地对待这一信仰。”在我看来，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小但确凿的迹象，表明这种转变正在发生。

这些迹象虽然尚处于萌芽阶段，也颇具争议，但却令人鼓舞。同年四月，英国圣经公会发布了一份名为《悄然复兴》的报告。数据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自称定期去教堂的人数比例已从 2018 年的 8%上升至 2024 年的 12%，而在 34 岁以下的男性群体中，这一比例更是升至 16%。文化风向的剧烈动荡，似乎是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

这期播客播出不到一个月，基辛便透露自己开始去教堂了。这与他两年前做客Speak Life播客时对我所说的话相去甚远，当时他曾断言：“你们很难吸引我们这样的人去教堂，尤其是年轻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一点他说得没错：四十多岁的男性确实仍然很难被拉进教堂。但根据《悄然复兴》报告的调查，18 至 24 岁的年轻人中有 21%自称每月至少去一次教堂。尽管我们尚未看到他们将这种良好意愿转化为持之以恒的行动，至少还没达到那样令人惊叹的程度，但这背后所蕴含的力量，已远不止于社会风气的宽容。在相当一部分少数群体中，将去教堂视为一种身份标识，几乎已带有某种社会义务的意味。许多人开始去教堂，其中包括像基辛这样的不可知论者。

这就是后基督教时代的英国现状，而在西方大部分地区，情形也大致如此。那么，基督徒当如何在这片支离破碎的宣教禾场中前行？这条路注定艰难，却也必将硕果累累。

充满阵痛的未来

霍兰德带着一丝苦笑，将我们所处的时代形容为“有意思”。但在采访的另一个时刻，他又说：“现在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瓶颈期，我们身处其中。”基辛补充说，“这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瓶颈期”，霍兰德赞同他的看法。当我们穿越这些震荡时，会发现上述每一种未来，即便是包含真正复兴的那一种未来，都将代价高昂、令人困惑，而且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现在不是基督徒互相击掌庆贺、高喊“我们又回来了”的时候。真正的复兴与真正的逼迫，都摆在前方。但复兴不是用来抵挡逼迫的手段，它从来都不是。灵命更新的道路无法绕过眼前痛苦的低谷，而是必须穿行而过。为什么？很大程度与撕裂有关。如今正在复兴的不止基督教信仰，许多思潮都在此时异军突起，争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在表格左侧，我列出了我在《我们呼吸的空气》（The Air We Breathe）一书中探讨的西方七大核心价值观中的三项：平等、怜悯与同意。它们显然是基督教文明的果实，是围绕基督及其受难这一宏大故事所孕育出的道德准则。

后基督教时代的进步主义价值观（中间一栏）源自基督教原则，离开这一根基便无从谈起，但其内核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移。

关于平等：基督徒思想家创立了一套关于“权利”的语言，将其作为盾牌，以捍卫按神形象所造之人的不可剥夺的尊严。而今，后基督教时代的权利话语则演变成了一种脱离义务的索取，它不再是抵御伤害的盾牌，倒更像是一把挥向他人的长剑。

关于怜悯：在后基督教语境中，怜悯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同样离不开其基督教遗产。但关于社会正义的谈论，就像所有被奉为美德的东西一样，往往沦为作秀而非实质行动。这是穆萨·加比（Musa al-Gharbi）在其佳作《我们从未觉醒过》（We Have Never Been Woke）中的论点。谈论社会正义，很容易从“关怀受害者”滑向“争相抢占受害者身份”。

关于同意：基督教性革命曾将“同意”置于性伦理的核心，至今它仍是必要条件。但在后基督教时代，在一个祛魅化、商品化、原子化的性观念图景中，同意几乎成了唯一剩下的考量。如今，我们在性、性别与性取向领域中的个人选择，被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基督教文明的这些果实原本被视为美德，但美德与它们的源头分离了，彼此之间也分离了。如今它们如同脱缰的野马，化作抽象的价值观。价值观变成了口号，而口号又沦为了我们打压异己的棍棒。至此，我们不仅像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1981 年著作书名所指的在“追寻美德”，更是在“追寻美德作秀”。许多人对此早已深恶痛绝。

于是，反觉醒主义（第三栏）登场了。

关于平等：他们也使用权利话语（更常凸显古典自由主义权利——生命、自由、财产、言论自由、市场自由等）。他们与古典自由派或保守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一种更为彻底的个体主义。

以“什么是女人？”为例。因为进步主义在文化战争中给出了灾难性的答案，反觉醒主义便将定义简化为“成年女性人类”。他们止步于此，是因为任何涉及社会、规范或角色的女性定义，任何将问题置于共同体或位格性视角的提法，都会被他们视为“性别意识形态”。因此，反觉醒主义往往满足于一种完全物质主义的定义，至少觉得自己是“相信生物学的人”。他们或许最终能达到类似圣经中的性别二元观（这本身没错），但走的却是另一条路。

关于怜悯：反觉醒派对左派那种比惨深恶痛绝，转而将能力置于怜悯之上。他们在识别怜悯口号背后的虚伪时，有着敏锐的嗅觉，并坚信人力资源部门那些喜欢指手画脚的人，不过是在借社会正义之名，行权力威压之实。

这些听起来不无道理，过度的同理心确实可能带来危害。但全盘讨伐美德作秀时，我们就可能会对美德本身也失去信心。能力固然值得追求，但如果以牺牲怜悯为代价来高举能力，秩序很快就会沦为丛林法则。

关于性关系中的“同意”：反觉醒主义与圣经立场一致，认为强迫性行为是邪恶的，也对以LGBT+教育之名将儿童性化的做法义愤填膺。这种道德愤怒常表现为父亲们站出来保护柔弱的孩子。与此同时，他们指责进步主义之所以纵容这些恶，是因为一种过度女性化的伪共情。如果说觉醒主义摆出的是夸张的女性化姿态，那么反觉醒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暗流涌动之下，人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后基督教进步主义（第二栏）与反觉醒主义（第三栏）之间的碰撞，本质上是古老神学范畴中恩典与自然的撕裂。然而，恩典与自然如今已彼此割裂，也脱离了那个本应使它们合一的基督。

再想想跨性别议题的争论，这在许多方面构成了文化战争的主要断层线。一方使用生物学事实的语言；另一方则认为个人选择高于一切。在第三栏中，自然主宰一切，“事实不在乎你的感受”；而在第二栏中，“我自我认同为……”这一表述超越了任何“出生时被赋予”的生理属性，一种扭曲的“超自然”大行其道。

进步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混乱无章，反觉醒主义给出的常识性解决方案虽然必要，却远远不够。成年女性人类这一定义或许足以在文化战争的某场局部战斗中胜出，却不足以赢得持久的和平。这些争战还将持续多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无论我们正在目睹怎样的重生，都必然伴随着剧烈的阵痛。

后基督教时代的进步主义正在走向衰亡，但尚未气绝；而任何非基督教的反进步主义浪潮也绝非安全，尤其是在它既拆毁美德作秀、又拆毁美德本身的情况下。在此关头，教会的复兴必将招致进步派更强烈的反对，同时也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地分辨与洞察反觉醒主义的议程。

我们盼望的未来

虽然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但也孕育着盼望。当风暴袭来，根基便暴露无遗，无论左翼还是右翼，许多人都开始意识到自己脚下踩着的不过是流沙。的确，许多左翼进步主义者会更加固执地蜷缩在他们的“空中楼阁”里，将任何质疑其根基的人斥为纳粹；而随着纳粹这一恶名威力渐减，有些人便只能靠更加歇斯底里的尖叫来维持震慑。

但也有人开始看见，自然的底层逻辑其实依然是血淋淋的弱肉强食。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权确实只是空中楼阁。在一个唯物主义的宇宙里，将人类视为某种能够裁决善恶正义的普遍而仁慈的力量，显然是无稽之谈。

然而，确实有一位既普世又慈爱的“人性”高于我们，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此，借用丹·斯特兰奇（Dan Strange）的话说，基督教对进步主义者所念念不忘的人类尊严提供了一种“颠覆性的应验”。当人从进步主义阵营（第二栏）走向基督教（第一栏）时，他会发现：世俗并不能为它的人文主义奠定根基；但耶稣却能。原来，平等与怜悯，也就是爱，确实存在于宇宙的中心，但它不属于我们。我们必须转向基督。这既是对他们关切之事的颠覆，也是对其最终的满足。一个传讲“悔改和相信”的福音，必须要做到这两点。

在英国，确实有许多来自进步派阵营的人走向教会，有些经由反觉醒主义（第三栏）辗转而来，有些则是直接了当。我想到了一些始于左翼阵营的著名人物：霍兰德本人、路易丝·佩里（Louise Perry）、玛丽·哈灵顿（Mary Harrington）、保罗·金斯诺斯（Paul Kingsnorth）、马丁·肖（Martin Shaw）等等。当俗世的汤姆·霍兰德们提醒我们，西方的根基自始至终、根深蒂固地属于基督教时，那么人们得出结论说需要走进教堂，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这是一场风暴，我们都需要避风港。

另一些人，如康斯坦丁·基辛，则正从反觉醒主义走向基督教。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新人：乔·罗根（Joe Rogan）——当今世界最火的播客主持人，也是大众群体的风向标。2025 年的大部分时候他都去教会做礼拜；乔和基辛都深受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的影响。在彼得森的引导下，他们开始对进步主义叙事（例如性别议题）产生怀疑，并像彼得森一样开始探索圣经的深远意义。如今，已经有许多人踏上了同样的道路。

做出这种转变的绝非仅仅是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红大V。在我自己的教会以及我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走访的所有教会里，我都看到了这种趋势。邻居最近告诉我他带家人去教堂的原因：“圣经塑造了这个国家，可我对其内容却一无所知。”我说：“哦，是因为汤姆·霍兰德效应吗？”他回答道：“蜘蛛侠（饰演蜘蛛侠的演员也叫汤姆·霍兰德，译注）和这有什么关系？”我感到备受鼓舞，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之一是：那个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德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从未听说过他（还以为我在说那位演员）的人群中。

同样令我鼓舞的是，另一位参与对话的邻居脱口而出：“是啊，我也该去。”那个“该”字，意味深长。在我有生之年，我那些世俗的朋友和邻居对教堂从未有过这种“应该去”的感觉。

需要明确的是，寻道者的旅程并非到了教会就算大功告成。他们带着各式各样的动机而来，需要将自身对基督教的好奇从过去深陷的其他宏大叙事中剥离出来。那些来自反觉醒主义阵营（第三栏）的人，同样需要体验其渴望的“颠覆性应验”。对基督教感到好奇的反觉醒主义者，也许来教会是期待听到关于传统、责任、能力和性别角色的信息。圣经中确实不乏这些内容。但在某个时刻，他们需要听到这样的告诫：不，你不是一个仅靠追求传统价值就能自给自足的强者；你是一个需要彻彻底底怜悯的罪人，换句话说，你需要救恩。接着，你蒙赎进入一个共同体中，要去向周围的人传递这种革命性的怜悯。作为基督里的男男女女，在践行自己的身份时，你需要拿出每一分坚韧、使出每一分干能力。

权利与责任、怜悯与能力、恩典与自然，都被文化割裂了，但是我们却在教会中看到了它们的整合。这一切都在那道成肉身的基督福音中合而为一。

后-后基督教时代？

从这些交汇的未来图景中，我们可以引申出许多含义。让我强调两点。第一，当我们讨论西方的未来时，我们其实在问：在“后继意识形态”（successor ideology）之后又是什么？后继意识形态一词由韦斯利·杨（Wesley Yang）提出，指的是取代基督教世界仰望耶稣愿景的各种世俗思潮。所谓“后继意识形态”，不过是后基督教进步主义的另一个说法，也就是霍兰德所说的“帕丁顿主义”、莱里所描述的“空中楼阁”式反法西斯主义，或者基辛不那么客气地称之为“觉醒白痴”的那一套。

然而，既然这种后继意识形态本身难以为继，一个迫切的问题便浮出水面：究竟什么才能真正取代它？所谓的后-后基督教时代又会是何种模样？信仰给出的答案，似乎也是最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答案。除了源头意识形态，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还有什么能成为真正契合的“后继者”？。还有什么最终能超越耶稣基督？什么能真正填补祂所留下的虚空？也许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但如同日出必然到来一样，耶稣基督的福音终将得胜，而且是永恒的得胜。愿所有基督徒刚强壮胆：我们所传扬的，是再好不过的福音。

其次，让我们重新审视“第三条道路”这一议题。许多人，尤其在美国，痛批在文化战争中采取“第三条道路”的做法，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折中主义，是包装成第一栏（信仰）的第二栏（进步主义）胡话。然而，倘若我们暂时抛开“左”与“右”的站队（特别是摆脱美国两党政治的狭隘视角），在神话叙事这一莱里与霍兰德所探讨的维度上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第三条道路不仅充满果效，更是一种必然选择。

基督教本来就是“第一条道路”（所有第三条路的倡导者也欣然承认这一点）。它是那条原初的道路，其他道路都由此分岔而出。然而，既然其他道路在本质上并没有表现为具体的政治纲领，而是作为一种深层叙事、以伪福音/世俗宏大故事的方式争夺人心；那么，要向世俗人群重新阐释他们所在的世界，就必然要求我们帮助世俗人群剥离那些伪福音，把他们带回真正的世界宏大故事中。

倘若政治神学家们对第三条道路感到恼火，也毫不意外，因为第三条道路采取的是宣教士的姿态，而非政治科学家的姿态。它从来就不是一套政治理论（尽管有时它会借用“左”“右”之类的简略表达）。但归根结底，第三条道路关乎的是神话叙事。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ird Way’ Is Far Deeper Than Politics. It’s About Myt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