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受敌的宗教自由有前途吗?
2021-05-19
| Andrew T. Walker

上个世纪90年代,宗教自由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几乎获得了两党的共识。1993年,《宗教自由恢复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现在因着最新版本的《平权法案》而受到挑战和质疑)在压倒性的支持下获得通过,而且该法案居然由民主党代表人物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和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提出。今天,知名的民主党人士对于支持宗教自由的理解简直匪夷所思。左翼政治家一致认为,宗教自由给偏执留下了空间,并对性革命和自我帝国无拘无束的成功构成了最后障碍。

但一个新的挑战也出现在更多传统保守派人士的思考路径中。随着美国文化以惊人的速度世俗化,经常可以看到右派人物质疑对宗教自由放任的态度是不是对美国文化的分裂负有部分责任。这一论点认为,美国是由其建国时期与基督教世界观的联系所定义的。这个国家并不是从真空中产生的,其独特的治理理念是基督教文明的结果。如果美国不再属于基督徒,它就不再是美国。

基督徒该如何看待这一论点?

制度是必要的

这里有一个真理的因素。我也不相信这个国家诞生于真空,思想总是与文化生态系统紧密相连。如果美利坚被拉伸到它的极限之外,它就有可能拒绝实现其原初理想所必须的约束。正如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反思美国独特的宗教景观时写道:“专制可以没有信仰,但自由不能没有信仰。”

我认为托克维尔的意思是,中间机构(家庭、教会或任何自由结社)必须作为赋予意义的缓冲器,站在想要统管一切的自由主义和想要统管一切的国家主义之间。当一个社会只强调个人意义或政府给予的乌托邦式愿景时,自由的丧失就迫在眉睫了。教皇本笃十六世就曾经对“相对主义的独裁”提出警告。

社会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权威,这种权威的基础不是简单的传统惯例,不是原始的多数主义、不是表现型个人主义,也不是国家极权主义。这就是某个特定宗教信仰的作用所在。宗教不应当致力于建立地上的乌托邦,应当容许宗教犯错——只要这错误在治理机构所允许的合理范围之内。

来自左派的挑战

挑战在于知道如何高尚地、有德行地使用宗教自由。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没有什么比自由的艺术更美妙,但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难学会如何使用。”

由于人类堕落带来的结果(无论是自主还是压迫),左派和右派最终都会挑战宗教自由。

就左派而言,挑战不仅来自于性别身份政治,还来自于对宗教本质的普遍不适应。2017年,宗教学者雷扎·阿斯兰(Reza Aslan)在CNN主持了一个探讨宗教和灵性的节目。他在一个宣传视频中说:

信仰是神秘的,信仰是无法描述的。而宗教只是你用来描述信仰的一种语言。虽然我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但我们说的都是差不多的事情。宗教是关于你是谁、你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你的世界;这就是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穆斯林”、“我是犹太人”、“我是佛教徒”、“我是印度教徒”的意思。这些都不仅仅是宗教的声明,更是身份的宣告。

这是一种令人深感不安的理解宗教的方式,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可能对宗教自由持怀疑态度。这不仅是通过身份政治使超验事物屈从于个人主义的另一个例子,而且还从根本上忽略了宗教之间的明显差异。

如果框架错误,宗教自由很容易与相对主义带来的多元主义混淆。在这种模式中,宗教是一个在各种选择中的偏好问题,没有人可以说它是真的。如果宗教自由关注的是淡化差异,将各种宗教的主张视为本质上的平等,难怪有人会表现得很谨慎。

来自右派的挑战

但在右派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主张。这种怀疑说,支持其他宗教的自由,或基本的观点中立性,就是邀请不道德和偶像崇拜不受限制地膨胀。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的观点都平等。我认为,根据宪法,已经有了合法的方式来遏制淫秽行为。但我们发起的抗争目的是要弄清楚如何保护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而不是去剥夺他人的自由。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曾经指出,我们的挣扎在于“调和不是压迫的秩序与不是放任的自由”("to reconcile order which is not oppression with freedom which is not license") 。

但是,关于宗教自由为偶像崇拜的猖獗提供了空间的指控,又是怎么回事呢?从表面上看,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圣经告诉我们要逃离偶像崇拜,而为偶像崇拜的盛行提供空间似乎与《新约》中耶稣是主的信息不相容。基督徒是否应该捍卫他人坚持犯罪和偶像崇拜的权利?宗教自由是否意味着基督徒希望看到伊斯兰教获得更大的成功,获得更多的皈依者?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捍卫普遍意义上的自由是值得的。我们捍卫自由不是为了保护人们犯罪的权利,而是为了保护他们按照自己掌握的真理生活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相信的东西一定是真的,而是意味着提出真诚宗教主张的人有权尽他所能地努力理解真理。

为了保护一种物品正确有序的使用,我们必须允许其某种程度上的滥用。想象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社会,每一个违背圣经的罪都被刑事化对待,这样取缔所有的罪恶或禁止任何错误使用某种东西会危及自由的架构,并创造出一个具有侵略性的、繁重的、令人窒息的政治社会。为了保护基督教,我们真的应该把非基督徒当作较差的公民,或者定罪其他宗教?当然不是。认为基督教需要其他宗教得不到的法律保护违背了我们对福音的信心(罗1:16)。福音,而不是政府,是上帝救赎的力量。

这说明了围绕宗教自由的一个基本困惑。宗教自由并不是要捍卫崇拜偶像的权利,而是要捍卫能够掌握宗教真理的认知能力。为了让人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有一个得救的认识,我们必须为人们相信错误留下空间。因此,宗教自由并不是要为不同宗教的优点进行辩护,也不是要含糊其辞地看待差异。

此外,没有人会认定说个人在上帝面前有崇拜偶像的终极神学权利。上帝并不认同偶像崇拜,而且在将来某个时刻,所有的偶像崇拜都将受到审判。相反,个人有一个相对的今生政治权利,即在掌握和行使其宗教能力时不受胁迫。为了让人们能够真实地了解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社会必须为人们留下错误信仰的空间。

宗教自由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不能为别人掌握宗教主张。因为我不能好像一个代理一样去改变别人的心,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对上帝是谁得出个人结论——这就需要给人们相信错误的空间。为了保护自由的真正行使,我们给别人错误的信仰以空间。我们也希望这种自由能给他们一个相信真理的途径。

我们不应该为捍卫任何人偶像崇拜的利益而战,无论这利益是出于身份政治还是假宗教。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达到对耶稣基督的救赎性认识。我是为了捍卫一个交流基督教真理不被敌视的环境而战斗。这样一来,人们就能自己掌握这些真理,并按照福音的要求诚实地生活。

我们的社会确认,在法律面前被平等对待是正确和美好的。我们必须向所有美国人提供同样的自由。我们可能不喜欢其他宗教被赋予平等进入公共场所的权利,但与之相反的、所有其他宗教都被视为是二等公民的社会也已经被证明更加站不住脚。

确认一个共同的法律地位,允许所有人忠实于自己的良心生活——即使是错误的——并不是要为另一种宗教的好处辩护,也不是推动某个特定的宗教。宗教自由接受的是,为了宣扬福音,真福音将不得不在没有国家特许补助的情况下进行。正如我在《人人享有自由:在一个多元主义世代捍卫每个人的宗教自由》(Liberty for All: Defending Everyone's Religious Freedom in a Pluralistic Age)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这本是应该的事。

堕落世界中的现实

美国不需要完全是基督教国家,但也不能完全是世俗国家。拥抱这一悖论意味着捍卫所有信仰的宗教自由。从圣经上讲,我们必须明白,行政当局不能对宗教事务拥有剑的力量。

一个共同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并不必然要求社会秩序团结在同一宗教周围。上帝给了我们创造秩序和自然法,使这社会适合居住。圣经见证了创造的可理解性,也见证了理性如何作为上帝在世界结构和设计中权威的自我证明,这必然包括道德律(诗19:1-3;罗1:32,2:15)。

当我们触犯了这些,社会就会危及自身。但另一种现实——我们排挤或胁迫一些人,放逐另一些人——不符合新约圣经中的治国或救恩之道。当然,社会由重生的基督徒组成是可取的,也是理想的。但我们早就知道,除非基督将祂的国度完全带来,否则这不是一个可能的现实。

宗教自由不能成为超个人主义、相对主义或过度实现的霸权的受害者。这些背后是人类学、认识论和错误末世论的假设:人类被欲望、怀疑主义和权力所定义。道德、宗教和文化统一性的诱惑不能以牺牲宗教自由为代价。

因此,宗教自由的底线是至关重要的。除非所有的宗教都得到法律的平等承认,否则一个宗教团体将制定它所希望的任何严格的标准作为社会成员和参与的基础。无论是天主教对新教,新教对其他新教,无神论者对福音派,一个团体总是想根据一些宗教或观点的标准来排斥他人。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社会本身是动态的,多数派经常会改变。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维护一个假定这些动态的宪法结构,并且在每个时代都能永久地找回其价值,以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和正义。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Embattled on All Sides, Does Religious Liberty Have a Future?

Andrew T. Walker(安德鲁·沃克)是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基督教伦理学方面的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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