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的圣诞节清晨，冰雪封锁了比利时的巴斯托涅小城，气温低至零度以下，那是西北欧史上一个最寒冷的冬天。然而，比寒冷更可怕的，并不是德军不时的炮火袭击。那时，第 101 空降师的许多士兵，以及他们在美军、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中的战友们，本以为此刻早该回到家中，或至少已经跨过莱茵河，进入德国境内。
然而，他们却困在比利时的冰雪之中，饱受饥饿与炮火的折磨。这场突如其来的德军反攻被称为“突出部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是二战中美军伤亡和被俘人数最多的一场战役。尽管许多德军士兵早已明白他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希特勒的部队仍用鲜血证明，他们至少能让盟军的胜利变得惨烈而昂贵。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却在这场血战中看见了“祝福”。与其让德军固守堡垒，不如在他们主动出击时，于开阔地带将其消耗殆尽。血流得越多越好，只要德军先流尽鲜血，战争的终点就能更快到来。毕竟，盟军还能补充前线的兵力。1945 年 1 月，丘吉尔在国会报告中说：“这话或许听来冷酷、甚至残忍，特别是关乎我们将士的宝贵生命，但只有让德国先流尽鲜血，战争才会结束。”从这个角度看，丘吉尔称这场战役为“美国人在整个战争中最伟大的一战”，一个将被世代铭记的胜利。直至今日，每年仍有数千美国人前往巴斯托涅郊外的战壕遗址瞻仰。
五个月后，德国投降。两天后，也就是欧洲胜利日之后，C. S. 路易斯却并没有因这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终于结束而兴高采烈。五年前，英国面临着几乎肯定要覆灭的危机，但现在路易斯的家园逃过了这一劫，没有像欧洲大陆那样化为废墟，然而，路易斯并未感到那种全民欢腾的喜悦。
他在给昔日学生、天主教神父比德·格里菲思（Bede Griffiths）的信中写道：“我发现自己既无法对人们生出应有的怜悯，也无法向神表达应有的感恩。我们每个人都仿佛在一连串的天意安排中死里逃生，其中有些堪称奇迹。有时，这份厚重的恩典让我敬畏不已。在我看来，那些对蒙恩较少之人堪称圣洁的生活方式，对我们而言只是最基本的本分。（路易斯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恩典-责任”的等式。一个人得到的恩典越多，他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就越大，对他的行为标准要求也就越高。“蒙恩较少之人”没有经历过如此宏大拯救，没有经历明显的奇迹。对他们来说，虔诚、舍己的生活，是一种崇高的、值得嘉奖的“圣洁”境界。他们若能做到，是超凡的。但是对于路易斯这些经历过如此浩大恩典的人来说，那种圣洁的生活方式不再是可选的、崇高的追求，而是必须做到的、最基本的、理所当然的本分——译注。）可我们该如何活得配得上这样的恩典呢？”
当上一代人曾在巴斯托涅的炮火中为拯救西方文明而浴血奋战，你又该如何继续前行？要怎样才不负当年的壮举？摧毁邪恶帝国之后，还剩下什么？
1945 年的文学作品，却鲜少流露出胜利的喜悦。那个时代最具洞察力的作家们似乎都意识到，虽然血与火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思想的战役仍在继续。C. S. 路易斯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指出了同一种人性的病症。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的同一个月，奥威尔出版了讽刺寓言《动物农场》（Animal Farm）。他将目光投向东方那个将胜利的旗帜从柏林插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联，再到牛津大学的教师休息室，那里学者们谈论着：“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在那个需要反乌托邦小说来解释现实反乌托邦的年代，奥威尔又于 1949 年推出了《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一个“上即是下，左即是右，时钟敲响十三点”的世界。在“大洋国”（Oceania）里，有些思想被禁止，有些则必须被接受——“无知即力量，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
同样是在1945 年 8 月，C. S. 路易斯出版了自己的反乌托邦小说《黑暗之劫》（That Hideous Strength）。这部作品将他在 1943 年的《人之废》（The Abolition of Man）与 1944 年的散文〈内圈〉（“The Inner Ring”）中所提出的思想，用故事的形式具象化出来。作为“太空三部曲”的第三部，《黑暗之劫》比前两部更现实，也因此更令人毛骨悚然。
小说的背景设定在战后的某个时期。虽然西方文明得以保全，但路易斯认为导致八千五百万人丧生的思想之争远未平息。他仿佛在提醒经历过战争的一代。这部小说勾勒出优生学思想如何从纸面跃入现实，演变成一场关乎历史乃至宇宙存亡的生死搏斗。路易斯想象了一个与他所处时代极为相似的社会：科学家们打着理性的旗号，召唤魔法，实施绝育、优生，甚至大规模屠杀所谓“劣等”或“不合标准”的族群。
与《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这本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护教名著相比，《黑暗之劫》或许在二十一世纪更具现实意义。小说中的反派机构“国立联合实验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Co-ordinated Experiments，N.I.C.E.）许诺要让人类“摆脱肉身的束缚”（国立联合实验研究院的英文缩写与英文的美好[nice]相同。这正是路易斯的匠心所在。国研院所做的一切，包括操纵舆论、精神控制、计划灭绝劣等生命、企图让人类脱离肉体束缚等等，都与“美好”二字截然相反。路易斯通过这个缩写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邪恶，常常不是以青面獠牙的姿态出现，而是披着“美好”“进步”“科学”的糖衣。——译注。）现代西方社会追求的不再仅是财富、名声、目标或身份认同，而是逃离：逃离义务，逃离承诺，逃离束缚，逃离局限。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样一个境地：逃避对神的需要，逃避对他人的需要，甚至逃避对我们自己身体的需要。
《黑暗之劫》的故事，从一场看似平淡无奇的学院会议开始。地点是虚构的艾奇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Edgestow）里的布莱克顿学院（Bracton College）。路易斯说，他只是把故事放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中罢了。主人公马克·斯塔多克（Mark Studdock）是社会学讲师，既没有贵族的风度，也没有平民的朴实；他所受的教育，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古典的。路易斯一针见血地写道，仅仅是“现代教育”。会议讨论是否出售学院的一块土地。马克站在所谓的“进步派”（Progressive Element）一边投了赞成票。但对他而言，土地的去留并不重要，真正吸引他的是能否借此机会进入学院的内圈（Inner Ring），跻身于那群掌握话语权、能决定别人命运的少数人当中。
这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是商人费文斯通勋爵（Lord Feverstone），也就是《太空三部曲》前两部中出现过的反派理查德·狄凡（Richard Devine）。他邀请斯塔多克加入，并向他介绍“国立联合实验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ordinated Experiments，N.I.C.E，简称“国研院”）的计划。这个机构正是通过布莱克顿学院的土地交易得以进驻艾奇斯托。费文斯通信心满满地宣称，他们的目标是“掌控人类自己的命运”，发动一场对抗“反动势力”的新革命：“如果科学能真正放开手脚，它就能接管整个人类，并重新塑造它——让人类成为一种高效的动物。”（39 页）
另一位科学家费罗斯特拉多（Filostrato）补充道，他们的事业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存亡。他把国研院视为人类进步的象征——如同一尊“手握雷霆的大卫像”，象征力量与控制。随着剧情推进，国研院那层层揭开的真面目，让人联想到苹果电视台剧集《人生切割术》（Severance）中的“卢蒙公司”（Lumon）。巧合的是，路易斯小说的主人公马克与剧中主角同名——他同样必须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做出抉择。费文斯通对斯塔多克直言不讳：“人必须掌控人。这意味着，总得有人掌控其他人——这正是我们要抓住的机会。你我都该成为掌控者，而不是被掌控的那群人。”
对雄心勃勃的马克来说，这似乎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他唯一的不安，是自己并不清楚这份新工作究竟是什么、谁是上司、要做些什么。
可等他弄明白N.I.C.E.的真面目时，一切都已经太迟。这个机构的“高尚理想”，与奥威尔笔下大洋国中真理部的诚实程度不相上下——越是冠冕堂皇的名字，越掩盖着深重的黑暗。路易斯把故事设定在大学校园里，是有意为之。他要指出：被谎言迷惑的，不只是纳粹德国那些盲目服从政府的右翼群众，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样容易堕入自欺。奥威尔本人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宣传部门工作，他在作品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打败纳粹，并没有终结谎言；相反，它让更多西方知识分子更容易相信来自苏联的虚假叙事。
不过，路易斯比奥威尔看得更深。他看到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的腐败，而是文明的病变。小说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段落，出自一位牧师史垂克（Reverend Straik）之口。这个“进步神学家”声称自己痛恨“死后生命”的教义：
我以我的每一个思想，我心的每一次搏动，我的每一滴血，来批判这个该死的信条。世界，这个代表死亡的组织和体系，正是凭着这一套诡辩，回避和阉割了耶稣的教诲。天主要正义，要对此世彼世进行审判，这本来是很明白的，却被这套诡辩弄成了教士的狡诈和故弄玄虚。神之国就要在这里实现，在尘世实现。而且将会实现。以耶稣之名，世人皆要拜倒。以耶稣之名，我和世上所有有组织的宗教都一刀两断。 (76–77 页)
听到这些，马克觉得很不自在，他对任何涉及耶稣的话题都感到极度难堪。他对宗教没兴趣，从小就讨厌教会。路易斯写道，马克宁可对着一群年轻女子大谈性变态，甚至堕胎问题，也受不了听到耶稣的名字。但史垂克毫不退让，继续抨击神学，说那是“富人的把戏”；然而科学，在他看来，却是一种基于观察之上的“无敌武器”，“既是审判的武器，也是拯救的工具。”他继续解释道：
没有一所教堂能看出我所说的这一点。他们都是盲目的。他们之所以盲目，是因为那些肮脏的破烂玩意儿人本主义、文化、人道主义、自由主义，还有他们的罪恶，或者说是他们自认为的罪恶，其实这自认为的罪恶，乃是真正的罪中最轻者。所以我才变得如此子然一身：贫穷、衰弱、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刧是世上仅存的先知。
俯身于女儿的棺木之上，史垂克在悲痛中锤炼出了他的先知预言：
我知道神将掌握力量。所以你看见力量的地方，你就看见了神即将降临的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队伍，只要他们的行动会促进神的降临，不管什么样的行列我都加入。这些队伍中即便是最弱者，也觉得生活惨痛，因而残酷无情，全心奉献，准备牺牲一切人生的意义，这在有组织的宗教那些令人恶心的伪善话语中是找不到的。（78 页）
路易斯期望自己的读者必定比斯塔多克更清楚，他笔下的这种进步神学正是当年在德国流行的那一类，许多教会领袖就是在这种神学影响下，率先迎合了纳粹的意识形态。史垂克那番关于国研院的愿景，若换到第三帝国血腥而绝望的末日，也足以用来为希特勒青年团招募新兵：
没有人能脱离国研院。那些打算回头的人都死于旷野。可问题在于，你是否满足于只做神的工具，一旦在神手中完成使命就被抛开——神曾借你审判他人，现在审判要降到你的头上——还是你会成为获得神遗产的人？这干真万确，你知道的。圣徒们将接管整个地球 —可能一年内就会获得英国——只有圣徒，别无他人。你不知道我们将审判天使吗？
然后，这位先知突然压低了嗓门说：“真正的复活现在就在进行，真正不死的生命，就在此尘世上，你会看到的。”（78 页）
史垂克所宣扬的是宗教，让我说的再清楚些，他宣扬的是“一种”宗教，但路易斯警告：那是一种没有来世的宗教。而没有来世的宗教，必然把今世当作一切的起点与终点。当人生只剩下“七十年或八十年”的光景（诗 90:10），当帷幕后再无公义的审判，那些掌权者就不再犹豫。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牺牲他人的生命，来成全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发动阿登反攻，并不是因为他以为还能取胜，而是要惩罚那些没能实现他千年帝国幻想的士兵。倘若他注定灭亡，他们也得一同殉葬，用鲜血来证明他们对伪先知的忠诚。
史垂克口中的“肮脏的破烂玩意儿人本主义”、基督教为西方文明孕育的文化传统、博爱精神与自由理念——正是路易斯决心捍卫的文明根基。二战刚刚落幕，新的世界大战阴云又隐约浮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立志要守护并传承这份宝贵遗产。史垂克口口声声代表卑微小民，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与柏林、莫斯科的革命者乃至牛津校园里的潜在独裁者如出一辙：倘若他所代表的这些卑微小民不肯屈从于他的权柄、拒绝加入那场所谓的革命，他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们践踏在地。
通过反乌托邦小说这一形式，路易斯与奥威尔深刻揭示了这些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必然结局。在《黑暗之劫》中，马克始终在两种现实间徘徊。一边是费文斯通与史垂克宣扬的革命理想，另一边却是他正通过宣传文案竭力摧毁的英格兰乡村图景——那绿意盈盈的篱墙，那气味芬芳的田野。他不是在从事科学观察，而是在推动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
路易斯写道，马克“所受的教育确有奇效：他所读所写的，比亲眼所见的更为真实。关于农业短工的统计数据才是本质，至于任何真正的挖渠工、农夫或农场上的孩子，不过是幻影。”（85 页）。这种社会学上的柏拉图主义使得马克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有任何“守旧的短工”或“混吃等死的乞丐”阻碍了国研院的乡村规划，采取极端措施也是合理的。
斯塔多克的福利国家式社会学观，也让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佐西马长老讲述的一个故事。有位医生曾经告诉佐西马长老，
他说：“我爱人类，但我对自己实在大惑不解：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即一个一个的人。我在梦想中常常满怀激情打算为人类献身，而且一旦有此必要，或许为了人们我真的敢于走向十字架；然而，我根据经验知道，要我跟什么人共处一室，我连两天也待不住。任何人只要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的个性就会压迫我的自尊心，妨碍我的自由。不出一昼夜，即便是最好的人也能令我憎恨：我会憎恨某甲进餐时间太长；我会憎恨某乙患感冒，不停地擤鼻涕。别人只要稍稍碰我一下，我就会视为仇敌。可事情偏偏总是这样子：我对具体的人越是憎恨，我对整个人类的爱便越是炽烈。”
即便是我们当中的圣徒，也能明白这种矛盾的心态，至少曾在某个瞬间体验过这种感觉。路易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看出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文明的危机。一个不信有永恒生命的社会，也就不再看重他人的生命。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核心假设是：如果神不存在，如果没有永恒与审判，那么世间一切行为都不再有禁忌。通过伊万·卡拉马佐夫这个角色，作家尖锐批判了那些空谈崇高理想、却从未想过有人会将其付诸实践的知识分子。整部小说都笼罩在这样一个谜团中：究竟是谁真正践行了伊万的理论，最终杀害了老卡拉马佐夫？
路易斯以类似的方式刻画了艾奇斯托大学里的学者们。马克虽然能熟练撰写国研院的宣传稿，却无法看清现实。他不够敏捷，看不透操纵政治辩论背后的那只手。他也不够世故，看不懂得当权者的逻辑——他们无需证明自己多么正确，只要让对手显得邪恶就足够了。马克是体制的忠实信徒，只想往上爬，在职业生涯中步步高升。当马克自信地宣称受过教育的读者不可能被骗时，那位人如其名的哈德卡索小姐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幻觉：
你这傻瓜！最容易上当的就是读过书的人。我们真正的麻烦来自底层——你什么时候见过工人相信报纸？他们天生就知道那是宣传，连社论都懒得看......至于那些看高端周刊的知识分子？根本不需要改造，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你说什么他们都信。（97 页）
透过斯塔多克这个人物，我们看见了邪恶如何悄然蔓延。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于路易斯去世同年）所揭示的那样，平凡的官僚也能成为毁灭的媒介。斯塔多克的邪恶是平庸之恶。这个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知识分子，未必认同国研院的一切，但他无法想象回到那乏味的学术生活。对他这样的底层官僚而言，国研院就像当年的纳粹党：既刺激又新潮，既有利可图又带着危险的诱惑。他甚至天真地把同事当作朋友。“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深信不疑的费佛斯通这样评价他。这位真正的信徒再清楚不过：如果马克不愿弄脏自己的手，总有无数双手争着要接过那把刀。
路易斯的基督教信仰，塑造了《黑暗之劫》的核心冲突，这场激烈辩论随着科技发展愈演愈烈，如今相关技术已将他笔下的反乌托邦构想变为现实。
路易斯希望我们看到：妄图战胜死亡的虚荣努力，终将使我们失去爱的能力。在二战尾声写作的他，并不确信盟军真正领悟了这个道理。美苏两国凭借科技成就共同征服了世界，英美阵营则以自由进步自诩。但是，人可以赢得战争，却忘记为何而战。路易斯担忧西方世界已经遗忘了一个宝贵的道理——爱唯有在界限之中才能繁盛，而死亡的必然正是生命珍贵的缘由。
在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半个世纪里，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被人为终结。在这样的背景下，摆脱生物性、征服死亡的幻想，显得格外诱人。费罗斯特拉多如此解释国研院的使命：
为了研究征服死亡：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征服有机生命。这都是一回事。新人类的思想尚幼稚弱小的时候，在有机生命这个茧中得到了庇护，现在要破茧而出了，新人类永生不死，是人造的人，脱离了自然界。自然是我们攀登时借助的梯子，现在要把自然界一脚踢开了。（174 页）
史垂克将这个过程比作人类创造神：耶稣复活不过是科学终将实现的奇迹的一个预表。接着路易斯让“头”出场，这或许是他幻想创作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造物，完全不适宜纳尼亚的小读者。这颗头颅属于法国科学家弗朗西斯科•阿尔卡山，他因杀妻上了断头台，之后他的头被科学家们“复活”或重新激活，用以展示他们改造人类计划的威力与可能——“人们将变得只有大脑。人类种族就将变得只有专家。”
浑浑噩噩的马克，见到“头”后满口怨言。然而，却对自己助力N.I.C.E.事业的所作所为毫无担当。他既无法摆脱那种"刺激的恐怖"，又无力挣脱这个漩涡。通过“导师”兰塞姆之口，路易斯宣告人类没有任何借口可以逃避用伦理换取实验的后果。“他们既然已经把道德看作仅仅是随着人身体和经济状况转移的一种主观副产品，还有什么会让他们觉得过于污秽肮脏而收手呢？”（200 页）
这部精心构筑的惊世之作彰显了路易斯的观点：二战并未解决西方文明最根本的危机。某种程度上，胜利反而让盟军陷入更危险的错觉：自由与科学真能战胜人类局限，甚至战胜死亡吗？植根基督教的文明如果失去信仰，能否守住核心价值？当基督教阻碍自由与科学时，它是否还应被容留？
路易斯试图用这部小说唤醒世人的良知。解放虽是二战的目标，也始终是西方文明挣脱历史与精神枷锁的呐喊——但路易斯向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发问：究竟被谁解放？为了什么目的而被解放？这场救赎的代价又是什么？
若神已死，而一切都被允许，世界便只剩弱肉强食。当人不再承认神的主权，人便争相坐上祂的宝座；他们不惜将他人推向死亡，只为延缓自己必然的终结。
马克这个角色承载着路易斯对人类觉醒的期盼：我们终将意识到，自己无法真正活在科学的牢笼里，也并非真正渴望那样的未来。“他无须思考就知道得清清楚楚，选中了浮光掠影、 一无所得的生活，没有任何其他原因，正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244 页）
路易斯深信，在西方文明的集体潜意识深处，始终存留着对某种更高存在的记忆，那种足以救赎这恐怖半世纪所有苦难的伟大力量。若不能唤醒这份良知，胜利之后的和平，或许反而要渴望解脱的人类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路易斯藉国研院的恶警告我们：惟有神为人舍命，惟有神能使死人复活。你可以选择两种死法，一种是“Cavalry”（人类自救的军团），另一种是“Calvary”（基督的十架）。路易斯已清楚地指出，哪一条路通向生命。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N. I. C. E. Dystopia: C. S. Lewis on Escaping Our Huma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