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艺术
 《黑客帝国》、《暗处的女儿》、元宇宙:电影中的世俗“重生”
2022-02-23
—— Brett McCracken

编注:福音联盟影评所涵盖的影片并不适合所有人。为了帮助读者做出明智的观影决定,我们建议阅读《“我可以看这部电影吗?”》一文,并查看影片本身的内容指南。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上最具纪念意义的事件。难怪它是所有故事讲述者两千年后仍然无法摆脱的话题。在我们这个世俗时代,“重生”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和经常探索的概念,即便它已经被重塑为表现型个人主义(“新的你!”)的常用术语。

在一个充斥着交叉压力、又残存着宗教概念的后基督教文化中,观察当代电影如何将重生作为一个新开始的隐喻——摆脱痛苦、摆脱感知限制,发现完全实现的自我,这是非常迷人的。当“复活”的概念脱离基督教福音的具体内容(和血淋淋的细节)之后,它就成了一个概念模糊的代名词,代表着某人想要克服或成为的任何形象。

让我们思考一下最近的三部电影如何展示了世俗时代的“重生”愿景,以及用我们自己的术语寻找新生命的空虚感。注意:下面有剧透。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数位化之后的人生

“复活”就是这部电影的标题(本片英文名为The Matrix Resurrections,港译《骇客任务:复活》——译注),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标题都很合适。一方面,本片“复活”了许多人认为已经结束的系列电影;另一方面,它还“重生”了前几部电影中被认为死亡的角色。但就像最初的《黑客帝国》电影一样,重生的想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存在主义的集结号。服用红色药丸是获得自由、找到真理以及在你被迫生活在其中的控制性叙事之外进入“真实”的途径。这一系列影片使用了计算机虚拟世界(“黑客帝国”)的隐喻来批判“现实”如何被强加给我们,“现实”是为有权势的人服务的一种操控手段。而服用红色药丸是为了解放你的思想和你想要表达的身份,以你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不再受任何外部设计的参数影响。

最初的《黑客帝国》三部曲是由两兄弟(拉里和安迪·沃卓斯基)执导的,他们后来宣布自己是姐妹(变性为拉娜和莉莉),这意味着这些电影现在被重新解释为变性寓言。最新的这部由拉娜·沃卓斯基单独执导,可以说是更明确地表达了变性主题。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崔尼蒂(Trinity,由凯瑞-安·莫斯饰演)轻蔑地将自己从假的/虚拟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原本有丈夫和孩子),在那个世界里她使用的是一个表明自己性别的、极具资产阶级温情的名字“蒂芙妮”(Tiffany)。在一个展现变性人对“死亡命名”(Deadnaming,指用变性前名字称呼变性者并招致对方愤怒的行为——译注)的愤怒场景中(这一场景借用了1999年《黑客帝国》中“我的名字是尼奥!”的高潮并向其致敬),她对有人叫她蒂芙尼做出的回应是:“我希望你能(哔)停止叫我这个名字!我讨厌这个名字!我的名字是崔尼蒂!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在影片早些时候,当她与尼奥(基努·里维斯饰)谈论母体时,崔尼蒂问:“你怎么知道是你自己想要什么,还是你的成长经历让你想要什么?”

就崔尼蒂这个角色而言,她就像影片中的其他角色一样,“重生”是对预先编好程序的规范、欲望、期望和异性恋标签的拒绝,以及对完全自主和自我代表的拥抱。这个想法听起来很酷,也很有超越性(至少就90年代末而言)。但它可行吗?我们出生在现有的现实、委身关系和规范中——从出生起就被卷入家族系统和社会规则——这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影片的跨性别主题也在对数码世界的混乱讨论中得到体现。在影片的中间,我们发现前三部影片中“人类与机器”这一二元对立现在已经过时了。有形的身体和虚拟程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且应该得到接受。影片中唯一一个似乎喜欢二元对立的角色是反派史密斯(乔纳森·格拉夫饰演)。“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汤姆,”史密斯在某一时刻对尼奥说,“想想看,二元才是更正常的形式、是事物的本质。1和0、光和暗、选择和没有选择、安德森和史密斯。”但即使是安德森/史密斯(善/恶)的二元对立,在影片的结尾也变得模糊不清。

然而,关于废除二元对立的问题是,它消除了生活的动力、戏剧性张力和。当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光谱,没有什么是明确的这个或那个,你就很难找到方向。戏剧性张力带来的动力会消失,因为它没有方向。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任何一种道德性叙事架构都变得毫无意义和空洞。这就是我对《黑客帝国:矩阵重启》的体验。这是一部没有方向的影片,充满了令人昏昏欲睡的动作场面和散漫的哲学单口相声。即使影片庆祝了世俗意义上的“重生”,即再次得着释放和重新启动一个人的身份(“再一次机会”是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由崔尼蒂说出来,背景音乐是们听到讨伐体制乐团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的"Wake Up"),但它完全没有说服观众认同自我编程的现实带来的“新生活”能比它取代的东西更令人满意。

《暗处的女儿》——为人母之后的人生

如果说《黑客帝国:矩阵重启》包含了一种对重生的变性演绎,那么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备受赞誉的导演处女作《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则以女权解放的形式叙述了一种令人沮丧的“重生”愿景。影片的主角由奥利维亚·科尔曼(Olivia Colman)和杰西·巴克利(Jessie Buckley)演得很好,她们俩饰演不同时期的同一位女性,这位女性自称是一个“非自然母亲”。她在海滩上与怀孕的准妈妈们闲聊时直言不讳地说:“孩子是一种令人崩溃的责任”。随着影片的进展,我们逐渐发现为什么莱达在接触其他妈妈和她们的孩子时如此激动。几十年前,她曾经非常厌恶作为母亲养育两个女儿,以至于她最后抛弃了她们和她们的父亲,去追求自己的学术生涯,并与一个新的情人(彼得·萨斯加德饰)私奔。腐烂的果实是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以强调莱达对她的子宫中果实的不祥之感(与诗篇127:3“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截然相反)。

但是逃离婚姻和为人母的责任真的会带来新的自由、幸福和任何形式的“重生”吗?吉伦哈尔的功劳是,这部基于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2008年小说的影片并没有假定如此。这部电影并没有把莱达的选择浪漫化。相反,它表明,从母亲的“沉重责任”中解脱出来的“自由”只会让莱达更加悲惨和孤独。因此,表现型个人主义的虚假承诺也是如此。当母亲、父亲、丈夫和妻子为了寻找真正的自我而抛弃委身承诺时,这是一个无法带来满足的举措。这是一种逃避,但不是一种出路。

也许是无意的,《暗处的女儿》对当代女权主义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是女权主义坚信为人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需要拥抱的礼物。女权主义认为,做一个母亲或是做一个配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接受一种死亡。对这个人和这个责任说“是”,就必然意味着要对其他选择和道路说“不”。没错,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限制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暗处的女儿》正确地承认,对一些人来说,为人母这件事并不是对所有女性来说都同样自然。大多数妈妈可能偶尔会有想要“另一种生活”的想法,以摆脱无休止的家庭需求和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的尖锐声音。但是,为人母就像婚姻一样,不是靠感觉而是靠委身承诺来维持的。真正的能力来自选择去爱,并保持委身,哪怕感觉起伏不定。屈服于我们堕落的心、善变的惯性——它不断地把我们从各种形式的忠诚委身中拉出来——就是失去自我和失去能力。被躁动的肉体欲望支配,就是无奈地被动和被征服。无拘无束的自主远非解放,而是它自己的监狱。

《蜘蛛侠:英雄无归》——遭“取消”后的人生

我们这个不安分的世俗文化渴望超越、逃避和摆脱(包括个人和社会)困境的“出路”。也许“重生”、“复活”类影片的盛行,除了为了让好莱坞大赚一把外,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对“从头再来”这一想法的共鸣,或者像《黑客帝国:矩阵重启》结尾处崔尼蒂所说的那样,“再来一次。”

元宇宙流行文化的吸引力也是这种世俗重生观的证据。如果在这条时间线或这个现实中事情进展不顺利——也许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导致我们被“取消”——也许在另一条时间线上有另一个版本的我,在那里我可以做得更好,《蜘蛛侠:英雄无归》(Spider-Man: No Way Home)只是一个最新的例子。这里的“重生”是指彼得·帕克(Peter Parker)也就是蜘蛛侠在世界对他的记忆被抹去后得到一个新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重生”比我们在《黑客帝国》或《暗处的女儿》中看到的更有美德,因为他的重启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出于对他人的牺牲之爱(事实上,他自己的“重生”是以他蒙受重大损失为代价的)。

尽管如此,“这次要做对”的巨大压力还是会追着彼得,不管他得到多少次重启机会。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那种重生吗?此外,影片中“干净的石板”(clean slate)的更新得到了神奇的实现(无论是对彼得还是对获得第二次机会的其他恶棍而言都是如此),这让我觉得有点太简单了。反派的叙事尤其让我不爽,不是因为任何反派都太过堕落而无法得到救赎(毕竟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而是因为罪恶和邪恶的现实感觉得到了心理学解释,被淡化了,就像最近“改造反派”的其他起源故事如《小丑》《黑白魔女库伊拉》一样。对邪恶的阉割总是削弱了救赎的戏剧性。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尽管有许多娱乐性优点,《蜘蛛侠:英雄无归》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低级的小品,而不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它对重生/复活的演绎比一些人更接近基督教,但仍远未达到接近真理的程度。

基督里的复活——死后的永生

基督教的复活观是深刻的,因为它没有把我们的罪降到最低,也没有粉饰我们不配得的永恒。我们可以拥有死后的生命,但却不是因为我们应得,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做对事(或施对咒语)来获得它。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悔改,并与那位真正配得永生的人联合,那就是耶稣基督。但这在确信自己有自我创造和自我更新能力的当代文化中并不受人欢迎。。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瑕疵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能用Photoshop(或整形手术)来纠正;没有任何生物学特征是如此具有约束力,以至于如果它与自己的感觉相冲突,就不能被忽视;没有任何“真理”是如此不方便,以至于政党政策不能否定它。不,本真性时代不存在对自主权的侵犯,也不存在对不受约束的自由的阻碍。如果我想按照我的条件和时间线拥有一个“新我”,上帝啊,我会得到它。我们这个时代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但这种自我规范的“重生”只会不断失败。我们无法使自己重生。真正的、永恒的自由和释放是神的恩赐,而不是我们奋斗和赢得的奖品。而且,这是一种持续到永久的重生。

虽然这些电影没有达到目的,但好在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流行文化对重生的需求和渴望,而且它普遍存在。基督徒应该参与这些表达,但要把它们从自我身上转移到救赎的基督身上。

要回应破碎的自我,不仅仅需要重新认识自我,还需要一个新的自我。它是将旧我钉在十字架上,它是失去我们的生命来寻找它。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期待,而是按基督的期待(罗马书6:5-11);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祂的荣耀(罗马书9:22-24)。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Matrix, Motherhood, Metaverse: Secular 'Resurrection' in Recent Films.

Brett McCracken(布雷特·麦卡拉根)是福音联盟高级编辑,著作包括Uncomfortable: The Awkward and Essential Challenge of Christian CommunityGray Matters: Navigating the Space Between Legalism and LibertyHipster Christianity: When Church and Cool Collide。布雷特和妻子琪拉居于加州圣安娜市,二人都是萨瑟兰教会(Southlands Church)的成员,布雷特在教会担任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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