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间华盛顿众教会如何回应政府公共聚集禁令
2020-03-19
| Caleb Morell

一战已近尾声,首府却面临另一大敌:西班牙流感。1918年10月到1919年2月期间,哥伦比亚特区估计有5万人感染,3千人死亡。在瘟疫高峰期,特区政府禁止了一切形式的公众聚集,包括教会聚会。今天,处在相似的困境中,当时基督徒的回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训和原则。

不断增长的死亡数字

1918年9月华盛顿特区就报道了首批病例。从9月21号到26号,有6人死于流感。9月26号,卫生部官员缶勒博士(Dr. W. C. Fowler)警告大众对流感要采取谨慎态度,却同时又说不认为会出现大范围传染。事与愿违。第二天便发现又有3名患者去世,以及42例新确诊的感染病人。之后,病例迅速激增,死亡也随即接踵而至。

在10月1日新增162例患者时,市政府就采取了举措。公立学校无限期停课,商店工作时间限制在早10点到晚6点。接下来几日关闭了更多场所。10月3日,私立学校以及海滩关闭。10月4日,病例激增——新增618例。鉴于此,市卫生部官员缶勒博士要求实行公共聚集附加禁令,禁止了包括教会崇拜、游乐场、剧院、舞厅以及其它娱乐场所的人群聚集。

10月4日,特区本地报纸《昏星报》(The Evening Star)的标题是“流感肆虐特区,教会即日关门”。据官方文献,这一正式要求是如此表述的: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部长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卫生官员已通告特区委员会,现阶段市内公众聚集构成公众危害;因此,特区委员会要求神职人员取消一切教会崇拜,待委员会采取进一步通知。

牧师们的反应

10月5日周六,特区众教会开始考虑如何应对,并召集新教牧师们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众牧师“一致投票认同特区委员会就市内教会关门的要求”。据《昏星报》报道,次日“华盛顿牧师联盟”将遵守并支持本市要求的安全措施。牧师们聚集在纽约大道长老会,发布了如下声明

鉴于本市当下形势(即流感病毒蔓延肆虐,因此特区委员会要求临时关闭所有教会),我们牧师联盟举行特别集会,坚决承诺乐意遵行委员会的要求。我们认为这一要求适用于所有教会。我们进而建议教会成员应该在自家举行一定形式的宗教崇拜,在祷告中特别记念患病的人,战争中的同盟国,以及当前的第四轮自由公债发售。

来自131家非裔美国教会的代表们同样开会并决定取消崇拜。尽管对这一命令的反应是复杂的,但众教会在遵行特区政府的指令这一最终结果上表现出了一致。

10月5日那个周六的《昏星报》列出了第二天所有教会的聚会情况。大部分教会仅仅在标题处简单写了“没有聚会”。也有一些教会在其报纸广告中登出了稍长的信息,解释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户外聚会。一间长老会这样解释了他们取消崇拜的原因:

特区委员会在仔细思考了这一问题后,禁止大家主日在各自习惯的敬拜场所聚会。鉴于委员会的明智举措,容我建议在通常的上午崇拜时间,大家在各自家里聚会,联合起来共同向万国、万家的神祷告,祈求神在患难中以全然的智慧引领我们,祈求神带领医护人员和公共官员履行职责,求神帮助、坚固他们;祈求人民有智慧和勇气,安分职守。不要忘记“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要知道,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室外聚会

一些教会一方面努力切实遵行特区规定,另一方面继续聚会,他们聚会的方式就是获得室外聚会的许可。查看当时报上“教会通知”一栏就会发现很多教会选择在10月6号室外聚集。一些在教会建筑前聚会,一些在公共公园里

《华盛顿时报》在10月6日也是这样报道的:“由于委员会要求教会关闭,本市牧者安排室外崇拜。”另一家报纸在前一日报道说

明日起所有教会将关闭。在任何可行的地方,将以室外崇拜代替。很多教会已经获得允许在城市各个市政公园举行崇拜。室外崇拜每周日进行,直到特区委员会决定流感疫情足够微弱,可以允许教会重新在室内聚会。

教会虽被禁止在室内聚会,却仍有可能获得市政当局允许在室外聚会。

卫生部门的反应

特区卫生官员布朗诺则不欢迎教会在室外崇拜的举措,他在10月9日要求公共聚集的禁令将室外教会聚会涵盖在内。“这一命令包括教会一切室内及室外的崇拜,”布朗诺说。“不允许室外聚集。”

对教会聚会禁令的反对

教会对这一扩充禁令的反应是遵循这一对室外聚会的附加限制。接下来几周里,特区感染病毒的新病例和死亡人数继续增长,到10月19日达到高峰,24小时内报道有91人死亡,934个新病例,包括卫生官员路易斯·布朗诺本人在内。接着,流感逐渐开始减缓。24小时内报道的死亡人数到10月28日减少到28人,新增病例减少到235人

在这些数字开始减少时,教会开始讨论撤销禁令。10月25日,《星报》(The Star) 周五版的评论文章认为,教会聚会应该由禁止级别调整到常规聚会被允许,因为工厂里的战时工人也可以上班。作者列出了两个理由:(1)因为明智慎重的规定能够阻止教会建筑里人群拥挤,并能杜绝病菌在集会中传播的危险,或将其减少到最低程度。以及(2)教会应当被允许聚会,因为这是最不应该被民事政府禁止的聚会(即宗教自由应当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译注)。

根据作者的观点,教会聚会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可以禁止,因为禁止教会聚会构成对宗教自由的威胁,他是这样说的:

除了在绝对的、明显不可避免的必要情况下,民事政府不应该禁止教会公众崇拜,因为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在精神及实际上违反了宗教自由的自由实践。当局知道出于对国家和政府的忠诚,人们会遵守禁止令。(然而)民事政府应当尽一切努力避免阻止人们遵循他们的良心行事,尤其当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认为上帝命令他们必须聚会时。

此外,作者认为教会聚会实际上对抗击疫情具有积极的影响,他说:

在教会对人的思想和灵魂的影响方面,在通过对神的坚定信心平静疫情激起的恐慌和害怕方面,教会有潜力成为抗击流感的同工,可以与医护人员协作互助。在这段熬炼人心灵的时期,教会的良好表现理当成为我们众人的骄傲。

不仅这一位作家反对教会聚会的禁令。就在第二天,10月26日,又有一篇文章报道说华盛顿特区新教牧师联盟向卫生官员布朗诺及卫生部部长发起了“强烈的请愿”。三周前,就是这个团体投票决定遵守本市关于教会聚会的限制,现在却寻求获得允许在第二天聚集敬拜,然而他们未能如愿。根据一家报纸报道,“代表团成员被告知,除非卫生专家完全确认大型公众聚会中感染传播的危险已消失,否则将不撤销禁令。”委员会发表声明作为回应,解释说他们并不“想要过长时间地介入人们在各自教会的常规聚会,除了特殊情况下的需要。”然而,他们指出不会撤销全面禁止所有公众聚会,包括教会、剧场以及可移动影院,直到流感的影响减弱为止。

在《昏星报》晚间版致编辑的信中,华盛顿特区主显节教堂兰道夫·麦基姆(Randolph H. McKim)牧师抗议对教会聚会的持久禁令。在其评论文章里,牧师言辞强烈地论道“本市正常的宗教生活失去秩序,没有什么比这个事实造成更多恐慌,攫住人心。”牧师又抗议道,在牧师联盟会见市委员会商讨此事时,委员会的考虑仅仅出于“唯物主义立场”。祷告的力量、教会聚会能够带来安慰、抵抗焦虑,这些都未被重视。用作者的话说,委员会提到“认为祷告对实际世界有任何益处的想法是不受欢迎的”。

在死亡人数和新增病例不断下降时,牧师向委员会发出的信件和诉求又持续了几天。弥尔顿·沃尔德伦,一位浸信会牧师,在10月19日发表了一篇社论,代表“希罗浸信会的1100名成员”。在文章中,沃尔德伦牧师表达了成员们的担忧,就是市政官员毫不在意地“干涉了宗教崇拜自由”。成员们尤其认为“当权者严重缺乏对神的敬畏,缺少对教会角色和使命的正确认识,因为他们将教会与台球室、舞厅、可移动影院与剧院并为一谈。”如沃尔德伦牧师所言,“基督教会不是奢侈品,却是任何国家繁衍不朽的必需品。”

禁令撤销

最终,10月29日,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命令取消禁令:

1918年10月4日,委员会发出命令,要求华盛顿神职人员取消一切教会崇拜,直到委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一要求于1918年10月31日终止。

根据特区卫生官员缶勒博士所言,鉴于当前形势,由于死亡率下降,以及新增病例数目降低,他确定“在本周(周四)开放教会,在周一开放剧场、学校及其它公共聚集场所,是安全的。” 一些教会在周三10月30日版的《星报》登出广告,宣布重新开始聚会。例如, 加略山浸信会宣布重新开始10月31日周四的周间祷告会,以及11月3日主日的常规礼拜。

在到来的第一个主日,弗兰西斯·格里姆克牧师(J. Francis Grimke)作了有力的讲道,随后出版发表了《一点反思:走出近期肆虐本市的流感疫情》。在讲道中,格里姆克承认,一些人对于关闭教会“满腹怨言”。然而,他却维护聚会禁令:

教会属于宗教聚会场所,其它地方不是,这一事实一点儿也不影响涉及的卫生问题。若是避免人群会减少被感染的风险,采取谨慎措施是明智的。不要一面毫无必要地冒险,一面又期待神保护我们。

总而言之,1918年的流感提供了借鉴,就是华盛顿特区的教会如何回应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以及政府关闭教会的命令。在我们国家遭受的那场极为严重的疫情中,出于对邻舍的爱,也是为了保护公共卫生,教会在一定的时期内遵从了政府的指令。即使教会开始不认同委员会的观点时,仍然遵从他们的命令。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教会如何一方面尊重和服从政府权威,另一方面使用言论自由发出自己的主张。


译:王悦;校:JFX。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How DC Churches Responded When the Government Banned Public Gatherings During the Spanish Flu of 1918

Caleb Morell(伽乐博·莫日尔)是国会山浸信会的教牧助理,同时也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道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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