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和右派对历史有什么误解?
2019-02-02
| Carl Trueman

1806年耶拿战役前夕,大哲学家黑格尔见到拿破仑骑马经过,便指着拿破仑宣告他就是“世界精神”。这并非无缘由的谬赞。黑格尔视拿破仑为历史进程的顶峰。这位伟大的将军、皇帝已然成为大革命后国家的化身,历史在他身上达到了终点。

黑格尔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思辨历史哲学家,他分辨历史中的各个模式,想借以找出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进而找到历史的终极意义)。其他人也曾做过同样的尝试,例如穆斯林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但是黑格尔的影响不可估量。接续他的门生通常被分成两个支派:黑格尔右派——根据他的理论提倡保守的社会思想;黑格尔左派——以他的理论为根基,对社会与宗教作激进的批判。

当一位叫做卡尔·马克思的年轻人——属于后者——将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倒转过来,与唯物主义挂钩,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其他的学说,按他们的说法,都是黑暗、血腥、压迫人的历史。

思辨性历史哲学

这把我们带进思辨性历史哲学的核心与它所带来的挑战。据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最近的观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不止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野心,同时也针对所有思辨性历史哲学,因为它们通常为特定的政治观点或行动背书,似是而非地将这些观点建立在所谓“客观的历史发展”之上。

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要么赋予某些行动道德合法性,要么宣称无需对这类行动作道德判断,因为历史终究是一个非人格性的过程,本身并非自由的主体。那些自称站在“历史的选择”这一边的,或认为历史倾向于某种道德取向的,即以此为他们的理论根据。

思辨历史哲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论,这种立场认为历史是以特定的方式向前发展,每个时代或纪元与之前时代相比有根本性的变化,而历史的终极意义会在未来显明。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倾向于乌托邦主义,它在实践上趋向极权主义,即便在理论上并非总是如此。

这是许多研究黑格尔的学者对其政治哲学的看法,而黑格尔对拿破仑的评语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或许马克思主义是最明显的例子,根据它的历史发展理论,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而后者终将在经济矛盾的重压下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废除了私有财产权的国家,历史就此终结。不过,这种目的论立场并非左派独有。约在30年前,一位现代黑格尔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曾作了一项著名(或臭名昭著)的宣称——当苏联瓦解,西方的自由市场民主得胜之时,历史就走向终结。纳粹的种族冲突理论也与目的论密切相连,其首席历史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类思辨历史哲学是循环论。据此观点,不存在建立在时代前后相继基础上、不可避免的未来终点。相反,历史乃是由一系列重复的模式或循环构成,无尽地持续下去。这种历史哲学的典型思维是,各个文明按照特定的社会动力兴起和衰亡。在20世纪,阿诺尔德·汤因比无疑是这种论调最为清晰、最有影响力的代表。

以上这些或许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但与一般大众,甚或基督徒,有什么相关呢?马克思倒转了黑格尔,或汤因比认为诸文明都以类似的方式兴起衰落,那又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对一般基督徒该如何思想、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

这些是显然且合理的问题,回答是:影响很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思辨历史哲学滲透了我们的文化,塑造了人们看待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思维。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诸如“在历史上站对边”之类的说法明显地透露出了这类论调的影响力。

循环历史观和另类右派

近年来,随着所谓另类右派兴起,这种影响越来越明显了。在2016年川普的选战中,一位核心人物是斯蒂芬·班农。班农公开支持1997年由史威廉(William Strauss)与侯尼尔(Neil Howe)出版的《第四次转折》(The Fourth Turning,中文名暂译)。这部著作提出了一种循环史观,尤其运用于美国历史,如该书副标题所示:听历史循环论讲述美国与命运的下一次交会。

这本书的主题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历史按照80到100年的时长,遵循一个基本模式“发生”:

  1. 和平与繁荣的年代(第一次转折);
  2. 政治意识觉醒的年代,进而批判既定的体制,并导致某种程度的社会矛盾(第二次转折);
  3. 公开的文化争战期(第三次转折);
  4. 一个重大危机导致社会体制崩溃,推翻文化与社会基础,由此打开重建之路(第四次转折);

然后,社会又回到和平与繁荣的状态。

这个过程的时长——80到100年——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数字,它反映一个事实,那就是,整个过程乃被各代人们的价值观与相应的权力分配所塑造。基本上,这四重格局理论代表四代人的兴衰。每一次“转折”中的统治阶级塑造了下一代人的价值观,由此带来整个过程中的下一个阶段、下一次转折。

把这个模式套在美国,看来合理,但似是而非。根据作者的讲法,美国的革命、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属于“第四次转折”,都处在80-100年的循环周期内。而我们现在处在二战结束后约73年的阶段,根据班农的说法,进入第四次转折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确信接下来社会将会瓦解,之后,一条重建新美国之路被打开。

这种历史观今天到处可见。世纪末的意识盛行在左派与右派中。川普与民粹主义的兴起粉碎了对进步主义的信任。身份认同政治暴烈易变的性质,引起了对究竟是什么构成社会凝聚力的质疑。自由民主制受到强大的压力,之前毫无争议的社会价值——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再被重视,甚至遭到敌视。再加上好战伊斯兰的兴起,以及2008年的经济危机,要证明前景值得忧虑丝毫不费力气。我们生活在“第四次转折”的阶段这个说法听来就十分合理了。

那么,一个基督徒要如何回应这种说法呢?我要提出三方面的建议:第一,认识思辨历史哲学的典型缺陷;第二,认清这类哲学的意义不在于它们的理论,而在于如何运用;第三,要有冷静清醒的历史观,未必是某种基督教独有的观点,但可以与基督信仰相容。

思辨历史哲学的典型缺陷

这类理论有许多问题。第一,循环历史观总是预设过去的模式将在未来无限地反复。因此,这类论证很难回答归纳法问题:简单说来,某种模式在过去发生了,并不代表必定在未来以相同的方式出现。

第二,这样的理论没有列入考虑的是,非人为的因素也能影响历史。例如地震、海啸这种天然灾害,即便没有毁掉社会,也一定会带来根本上的改变。

第三,这样的理论没有交代不同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如何改变历史循环的途径。如果这在引以证明循环史观的先例上属实,例如二战(二战的起因几乎与美国本土的情势无关),更何况今天呢?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心态,已不再单单被老一代或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塑造。科技,科技所带来风行全球的娱乐以及个人通信,都对这理念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这意味着两件事:作为这理论根基的代际推动力已被粉碎;今天,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复杂性,哪怕比起20年前,都已经超乎想象。

第四,所有这类理论多少都趋向决定论,因此至少有两方面的错误。首先,他们忽略了人的自由能动性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次(乃必然的推论),对任何被认为符合预定、必然发生的历史循环的行为,都会为它提供道德豁免。基督徒真正关切的是第二点,因为任何否认个人道德能动性的理论,或者将行为的伦理状态评估标准转移为思辨历史的理论,都与基督信仰相抵触。只是因为我们处于第四次转折,就把川普总统的某些决定合理化,或者因为历史走向趋于公平公正,就将同性婚姻合理化,从基督信仰的观点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

思辨历史哲学的真正意义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学到的教训之一是:具影响力的理论未必是真理。事实上,思辨历史哲学极少是纯粹的历史哲学,相反,比如按照上文引述伊格尔顿的看法,它们也是影响社会变革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实用目的不在于理解历史,而是将革命合理化。当理论与情势不相符合时,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例如列宁和毛泽东,就篡改理论来配合情势。

《第四次转折》这本书也不外乎如此。它提出某种赋予当下特定意义的、关于过去的看法(诉诸于人的虚荣),同时为一个特定的政治立场辩解。如果对自由派而言,历史走向社会公平(根据他们的定义),那么,对班农和另类右派来说,那必然的循环历史,为正在以随意的暴力轻慢、破坏、终至推翻已建立的秩序的做法提供了辩解。

那么,一个人抵制“伟大的历史运动”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如古拉格的劳改营或奥斯威辛的集中营可以在斯大林、纳粹的历史观下被合理化,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上,班农及其支持者激烈颠覆现有秩序的做法,也是在第四次转折的大框架下塑造道德观的举动。

基督徒的面对方式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认为,基督徒应该远离思辨性的历史哲学。

我需要对这说法做一点注解。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于历史所持的是目的论的看法:我们正朝着末日前进,到那时候基督不只是王,更被万人看见为王,万膝跪拜、万口称颂。

然而,这世界的历史——字面意义就是人活一生的历史(saeculum)——它的发展无法根据黑格尔式、或循环论所主张的方式来分辨。从末世的视角看,我们的世代是水平维度的:人们出生、嫁娶、吃喝、死亡,将持续到基督再来的时刻。这一时刻或许是下个星期,或许是数千年之后,不是我们可以借着考察当下此时的某些内在性质能够揭示的。

不错,任何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耶稣的确说到末日的预兆(太24:3-14),但他也同时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末日的确切日期(太24:36)。在这方面务必要谦逊而不夸大。耶稣提到的许多预兆是一般性的,譬如逼迫的存在、战争,或地震的发生,就足以证明世界末日近了。基督徒的任务是始终做好末日到来的准备,同时也在今天作个好管家(彼前4:10)。基督徒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解释过去的情势,而不是预测将来的走向。

人类历史不是按照某种黑格尔辩证法构建的,无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也不是一系列可预测的循环。从人看来,历史是一团乱麻,不是任何单一的宏大理论或明显的模式可以轻易解释的,既不具有内在的道德属性,也不倾向某种特定的伦理。而一旦我们面临政治危险,就把这一点给遗忘了。

历史学家——包括身为基督徒的历史学家——当然有责任解释过去,但需要带着谦卑从事此项工作,而这种谦卑则来自于对历史混乱本性的承认。许多思辨历史哲学确有助益。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因素改变人类行为。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黑格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历史身份的形成及其意义,例如,以承认政治解释同性恋权利的兴起和意义。甚至汤因比对帝国内部因素导致帝国崩溃的分析,也有助益。

最好的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是有选择的,但同时也是谦抑的。历史学家必须逃避的诱惑是,舍弃对过去做中肯的评估与解释,反而对未来做全面性的推断与宣称。这样一来,就把历史学家从描述的领域迁移到规范的领域,由此打开一扇门,以对未来的猜测,相对化当下行为的道德标准。

这让我们再回到黑格尔。当他指着拿破仑称其为世界精神时,游戏就结束了。到这个时候,他在讲论的已经不是历史,而是政治——他将自己的政治倾向与历史大势简单地等同了起来。后来1812年的对俄战争、1815年滑铁卢战役、以及圣赫勒拿岛的流放生活,显示拿破仑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他不是世界精神,不过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例子罢了。这是受到或左或右的思辨历史哲学诱惑的基督徒们应该好好汲取的教训。


译:丽文;校:徐震宇。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at the Left and Right Both Misunderstand About History

Carl Trueman(卡尔·楚曼)博士毕业于阿伯丁大学,目前在滨州树林城大学任教,教授圣经与宗教研究,著有《历史与误谬——写作历史所面对的问题》、《路德谈基督徒生活》、《信条的重要》等书,目前正与布鲁斯·戈登共同编辑《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牛津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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