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生育率于2018年下跌到历史新低：总和生育率（TFR，即Total Fertility Rate）低至1.7（这一统计数据表明平均每位女性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技术角度而言，目前美国的生育率不到替换率（replacement rate），也就是说美国生育率已经低于让人口能自我更替维持的生育水平，即2.1。生育率如此大幅下降产生着迅速而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这一下降发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约就在过去的十年）。并且最近的动向引起了经济学家，决策规划阶层和政治界的密切关注。
然而至今，观察美国宗教状况的人们对此少有表达顾虑和关注。这令人好奇，因为在世界范围，生育率的走低是世俗化与建制宗教衰微的最明显预兆。生育率与信仰有着紧密的关联。目前美国人口的变化趋势，指向着一波正在到来的，将会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世俗化潮流，甚至是一场美国社会向西欧模式转变的潮流。这至少应该是美国现代宗教史上最重大、最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之一了。
发生在欧洲的先例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1950年代，欧洲的总和生育率处在婴儿潮（baby boom，指1945年二战结束至1960年代中期的生育率的大幅升高，主要在欧美国家——译注）盛期水平：约平均每位妇女有3.0个孩子，也可能更多。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数字急剧下降。始于新教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为显著），随后蔓延到天主教国家。到1980年代，有些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跌至前所未有的1.3，甚至可能更低，尽管此后有略微回升。今天一个典型欧洲国家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7到1.8之间：大致与美国相当。
生育率的下降与另一广为人知并已经得到相当多研究的现象相关联：建制宗教的衰落，在有些国家建制宗教好像蒸发了一般。另一关联因素是公众道德观的集体变迁，其中我们看到全民公投如何将曾经不可思议的“创新之举”合法化：避孕、堕胎、同性婚姻和安乐死。
教会在这些潮流中节节退败，威望和公众接受程度严重受损。从任何衡量标准如教会参加率、教职人员数、甚至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意愿度看来，许多欧洲国家都经历了剧烈的世俗化。
然而有关联并不意味着有因果。任何有统计学基础知识的人都知道关联与因果大有区别。然而，欧洲所走过的历程强烈指向生育率与信仰之间的密切联系，虽然究竟谁影响了谁仍可探讨。
一种解释的思路是宗教的衰落在先，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规模的减小。通常人们注意到的是，儿女众多的家庭一般会更多与宗教机构有着某种联系，更委身于宗教生活。可能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信徒有更深的家庭意识、更致力于家庭的延续和兴旺，这使得他们会养育更多的孩子。或者也可能大家庭的成员更倾向保守主义，更持守传统宗教信仰。
多项长期研究工作都在表明这一关联。的确，保守或传统主义宗教信仰与高生育率之间的联系，通常被观察家们用来解释保守宗派在当代美国的兴盛。这一兴盛某种意义上挤压了主流自由派教会。有人认为在“宗教市场”上对输赢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神学的健全与否，而是生育率。现在让我们设想如果因某些情况改变，使得宗教信仰衰退、无宗教信仰者数目增加，那么我们可以期待生育率的下跌。
然而，我们也可以提出是生育率下跌在先，使宗教信仰受到影响。家庭的缩小导致家庭与宗教机构的连结减弱，因为不再有那么多孩子去上宗教学校或参加教会慕道班，也不再参加其他各宗教都有的类似训练或社交。当与宗教的连结减弱时，大众便越发视自己为个体的和世俗的，越发在个体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框架中定义自己的价值，也越发在社会与政治问题（比如性别与道德）上有反教会或反建制宗教的意愿。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反对立场来自于日益增长的，将性行为与生育分离的趋势。
但我们无需一定要把哪个因素在先分辨清楚，因为两者（生育率与宗教信仰）如此紧密关联，使得其中之一发生变化时，另一者便紧跟其后。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群体：其中的人越发远离传统宗教观念下对两性角色的认识。这减轻了他们需要在家庭生活、为人父母、和人类文明繁荣的框架下定位自己角色的思想压力。当女性日益从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时，她们越发投身于职场，便不再有时间照顾她们母亲一辈的大家庭。那样的变化继而削弱了人们与宗教机构的连结。低生育率促使宗教信仰衰落，降低人们的宗教热忱，以此反复循环。这使得家庭规模与宗教信仰这两个因素错综纠缠难分难解。
在这里需要指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分别：我们时常泛泛地谈论“世俗化”，但事实上那个词描述着两个不同的趋势或潮流。学者葛莉丝·戴维（Grace Davie，1946—，英国社会学家，专注宗教的社会学研究——译注）曾论述过参与宗教的两种模式：信仰与归属。两者虽然时常一起发生，但这同步却并不必需。当代欧洲所发生的极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归属宗教团体和参与其生活的意愿在降低。与此同时，许多没有去教会的欧洲人却全面展现出持某种有宗教信仰，以及个人有热忱追随宗教的迹象。特别地，基督徒朝圣活动保持着一贯的兴盛。这样的警讯告诉我们，有组织的建制宗教正经历着危机。
多年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者注意到了欧洲正在进行的这两场并行的变革：人口结构变化和世俗化潮流。他们认为那些是欧洲特定情况的特定产物。但事情很快变得明了：欧洲只是一股更宏大的全球潮流的先锋，这潮流从19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引发了众多变化。自1970年开始，墨西哥的总和生育率从接近每位女性生育7个孩子的水平下跌到2.2：换言之，勉强超过更替水平。与此同时，越南的数字从6.4下降到1.9，印尼从5.4到2.3，印度从5.5到2.3。韩国的情况让人惊诧：从4.5跌破1.0，在世界范围跻身垫底国家之列。在各个国家内部，局部地区的变化更加剧烈。目前在印度约半数的行政邦，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像旁遮普（Punjab）、西孟加拉（West Bengal）那样的人口大邦，生育率已经低于丹麦的水平。
多数观察者认为这些最近的下跌趋势会继续延续十到二十年，使今天在德国或意大利发生的人口变化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继续得到扩散。在最近（2019）的一本著述中，约翰·伊比森（John Ibbitson）和达雷尔·布里克（Darrell Bricker）考察了族群衰退和人口缩减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他们的书名让人打冷颤：《空荡荡的地球》（Empty Planet）。
但会不会当欧洲的人口样式扩散到世界上许多地方时，那些地方宗教层面的变化不会那么显著？事实上，这两者的关联在相隔数千英里之外的许多国家仍然发生着。当生育率崩溃的震波横扫拉丁美洲的时候，宗教参与程度和归属程度的下跌趋势也随即到来。同时，调查显示有显著比例的人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宗派或宗教，即在调查中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标识为“无”这一类。正如欧洲，那些地方教会权威的衰减（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也反映在广泛的有关性伦理的自由主义立法中。再次，关于同性婚姻的立法成为了有价值的风向标。直到最近，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些方面居然比美国还要自由得多。
东亚国家展现出一幅相似的情景，受影响的则是非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在亚洲生育率低迷的腹地，如日本、韩国、泰国，佛教正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比如在日本，许多寺庙面临将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关闭的前景。即便对于那些自称佛教徒的人们，他们参与正式宗教活动的程度在最近的十年也大幅下跌。在日本，真正与寺庙有联系的佛教徒寥寥无几。佛教僧侣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很大程度已经属于上一个世代，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虽然年轻僧侣尝试着用时尚的形式重新包装他们的信息。今天的日本已经见不到当年年轻人涌入佛寺的情景了。在这一整出故事中，在各个舞台上演的故事情节与欧洲舞台（不论是欧洲的天主教会、圣公会还是路德宗教会）的类比性显而易见。
在韩国，自称佛教徒的人口自本世纪初直线下降。韩国的基督教牧师们对争取到年轻国人的前景也少有乐观。韩国除外，另一亚洲的低生育率地区是台湾。台湾是在亚洲最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最惊人的生育率下跌的情况，有的发生在伊斯兰世界，比如伊朗。至少在1982年，伊朗的总和生育率在大约每位女性生养6.5个孩子的水平，但是今天，这个数字在1.7以下，再次低于丹麦。不出人所料，建制宗教深深面临着窘境。据估算，伊朗的清真寺礼拜参与人口占总人口百分之一至二的水平。并且，全国的5.7万清真寺中，只有3千座是完全运作的。北非的生育率也同样受挫，比如在马格里布地区（Arab Maghreb）的突尼斯和摩洛哥。
无论我们到世界哪里，生育率与信仰之间的连结似乎是稳固的。显然，将美国代入这个公式会得出什么，这是个相当让人好奇的问题。直到最近，美国都是社会科学家的痛点，因为作为一个享有高度两性平等的发达国家，它维持了高水平的生育率，宗教程度也离谱的高。乍一看，许多关于宗教信仰的社会根源的理论在这一现象面前失效。然而在过去的十五年，这一图景彻底改变。就在2008年，美国生育率仍旧在更替水平左右，几乎达到2.1。但是让人晕眩的下跌随即开始，部分诱因是那一年金融市场的崩溃导致的经济萧条。现在，生育率是1.7，这数字在未来的十年势必会继续下降。
就在同时期，另一趋势诉说着美国社会正与有组织的信仰活动渐行渐远：在调查中为自己的宗教信仰选择“无”的人数在迅速攀升。但正如我在上文中指出的，我们要小心，不能将这些人与无神论者混淆。“无”代表的是回答问卷的人告诉调查者他（她）无宗教归属。那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活动也可能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无”是归属意义上的，不是信仰意义上的。
但无信仰归属者的人数正以迅猛的势头增加。根据普遍接受的估算，美国三大选民群体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与无宗教归属者，每一群体占总体的百分之二十三。在接连的调查中，无归属者在年轻成年人与千禧一代（millenials，一般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人）中占比显著更高。这应当预示着选择“无”的人占比在将来的年代中会显著增加。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18至29岁人口中的近百分之四十不归属任何宗教团体。甚至在30到49岁的人口中，这个数字达到百分之二十九。此外，选择“无”的人数精确地踩着人口结构变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步点增加着，年份恰好合拍。那就完美地符合了描绘低生育率低信仰程度社会产生的模型，事实上也就是欧洲社会模型。
这是否是美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警钟？在失去希望前，我们可能应当考虑人口结构大图景中的其他方面。一个低生育率的社会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需要大量年轻人与辛勤劳动的人去工作去缴税，那些通常是来自贫穷的高生育率国家的移民。他们带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前来，在接纳他们的国家打下新的基础。我们时常听闻移民如何在欧洲形成了新的伊斯兰教群体，但很少听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移民如何改变了基督教。事实上，这些基督徒移民已经在加固并转变着欧洲与北美，甚至阿尔巴尼亚半岛的教会生活。基督教正在族群构成上发生着变化，但其实这种转变在历史上经常发生。
进一步，全球生育率变化并不处处同步：一些重要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远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在那里，基督教会的增长已难以计数，而这些社群能够向欧洲等地方提供充足的移民。到2050年，非洲裔可能会构成世界三分之一的基督徒人口，也可能会更多。那时将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基督徒人口在单一一个洲（非洲）超过10亿。
最后，我的观点并非欧美的宗教正在死亡，而是正在改变。数百万的人有宗教信仰却无宗教团体归属，而这个数字将继续增加。所有教会面临的挑战，是要决定如何应对这个新的世界，这个对机构与组织充斥敌意的，对入侵众人认为的私人空间、私人道德观充斥反感的新世界。该如何与愿意相信却害怕委身的人们进行对话？
最重要的是，教会需要对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与其背后的原因有所思考。其中，女性的需要与顾虑应该是一个占中心地位的议题，因为这场社会变革的驱动力背后是女性从家庭角色向职场和校园角色的转变。这对传播基督教福音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场人口结构的变革，颠覆了众多历来被视为对宗教的存在与宗教事工开展至关重要的特征与活动，使得这些变得无关紧要。当这些活动渐渐消失时，各宗教便不得不重新审视思考各自的核心使命。这一重新思考与重新定位的功课可能是漫长甚至痛苦的，甚至对谨守历史信念的宗教也是如此。但是潜在的机会却是丰富的，在这个人类特别有需要的时候。空荡荡的星球呼唤的绝非空荡荡的信仰。
译：Alex Liu；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Fertility, Faith, and a Secular Ame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