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六零年代的孩子
对本人所著《死亡的尘埃》一书的回顾
2021-02-08
| Os Guinness

编注:就像C. S.路易斯(C. S. Lewis)所建议的那样,我们要帮助我们的读者“让这几个世纪以来干净的海风吹过我们的心”(出自On the Incarnation: Saint Athanasius with an introduction——译注)。也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接下来要审视一些可能被遗忘、但是依然和现今的教会相关,并且能帮助今日基督徒的经典著作


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1960年代是古老的历史,对于当今这个短视的时代而言,历史和过去都没有太大意义。但是过去永远是现在的关键。如果不了解60年代,就不能了解美国和西方当前的危机。

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西方文明的领袖——美利坚式的共和——内部存在着自内战以来最深刻的分歧。为什么会这样?这仅仅是“沿海地区”(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与“心脏地带”(中西部和南部)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特朗普总统所谓“被遗忘的人”)与“全球主义者”(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西方精英)之间的冲突?这种深刻且痛苦的两极分化背后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深层的分歧几乎被完全忽略了,其实这一过程是经六零年代加速而成的。美国目前分歧的最终根源在于,在那些根据美国大革命及其传承来思考自由的人与那些根据法国大革命及传承来考虑自由的人之间存在着对自由的不同概念。

让我们想一想诸如“进步主义”,“后现代主义”,“政治正确”,“身份与部落政治”或“性革命”之类的思潮吧,想一想社会主义最近的声望飙升,还有民主党和许多媒体向左漂移,我们很快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些思想与1776年美国革命以及美国的自由观几乎没有关系。这些思想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后来的接棒者直接或间接提出的思想,这些人包括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尼采,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因此,1960年代的意义及其对“革命信仰”的表达源自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激进的六十年代”,及其带来的“青年地震”(克里斯托弗·布克),“反文化的形成”(西奥多·罗斯扎克),以及“美国的绿化”(查尔斯·赖希),其实是激进思想闯入了美国主流思想和生活的十年。更重要的是,六零年代是播下许多当今最激进思想种子的年代,只是最近才以其最具破坏性的形式开花,例如“变性主义者”极端主义和“安提法”的暴力运动。

“伟大纪元”

出版于1973年,由本人所著的《死亡的灰尘:六十年代的反文化及其如何改变美国》(The Dust of Death: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and How It Changed America Forever)是一次从记者角度所写下的尝试,试图公正记录1968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所目睹的一切。我对第一次造访美国会看到什么和经历什么毫无预备,那年后来被描述为美国的“伟大纪元”(annus calamitous)。《时代》杂志的兰斯·莫罗(Lance Morrow)在1968年写道:“就像刀刃一样,这一年切分了未来和过去。” 历史学家悉尼·奥尔斯特伦(Sydney Ahlstrom)将这十年描述为“美国历史上的决定性转折点”。乔治·威尔(George Will)将1968年称为“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年”,并将60年代描述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生命中最危险的十年”。

那一年,美莱村大屠杀的恐怖被公诸于世、4月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杀、7月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被杀;抗议发生后,有一百多个美国城市在燃烧;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五月,以学生为首的激进抗议活动使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政府屈服,许多人希望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政府也能这样。

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许多标志性事件还没来到,我说的标志性事件包括了1969年8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兴高采烈、1969年12月滚石乐队阿尔塔蒙特音乐会的暴力事件、1970年5月的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以及耶稣运动的惊人爆发等等。 但是1968年发生的事情就已经足够让我得出结论了。反文化冲击正在形成,但无论是激进分子、他们的啦啦队长,他们急切的反对者以及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和查尔斯·赖希(Charles Reich)等评论员都错了。革命的梦想和成功反文化的希望按着他们的努力方式注定了不会成功。保守派在1980年代宣告自己“在60年代的坟墓上跳舞”同样是错误的。1968年已经很明显地证明了六零年代思想是激进的,是强大的,但存在致命的缺陷。 马赛·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死亡之尘”开始为60年代的梦想和激情埋下伏笔,预示了它的终结。

后见之明是20/20

与1971年相比,现在我能清楚地看到更多东西,有些事情我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写。文化分析从来都不是奥运会。它不仅涉及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且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写的,伪装这点也没有任何益处。《死亡的尘埃》是基于六零年代的角度对六零年代进行的分析。接下来的每一年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写出60年代的故事。但这样推论下去没有什么好处,最好先承认这一分析所处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询问其论点和结论是否仍然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本书的核心论点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与一些现在看来不过是六零年代的乌托邦式梦想的书籍截然不同。。

当然,在某些地方,我今天再写的话会有所不同。首先,尽管在六零年代对这些词就已经有所批判,但“人”、“现代人”和“西方人”等术语在今天仍然得到广泛使用。此外,自那以后我更多地使用“基督信仰”而不再是“基督教”这个词,我发现从“基督”到“基督徒”再到“基督教”的发展,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都是朝着去位格性和抽象概念的方向发展。

其次,我过分依赖思想史作为工具。今天,我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互补方法同样重要。前者是自上而下的,从思想家到他们对日常世界的影响(思想在雨水中如何被冲刷下来);而后者则是自下而上,从日常的世界到它对我们所有人(包括思想家们)思想和生活的影响。对于深受电视和药丸,以及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影响的一代人,对知识社会学的忽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第三,今天我在使用“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时会更加谨慎。可以肯定的是,早期基督教运动作为不受欢迎的两个极端之间“第三种人”的先例令人鼓舞,并且仍然重要。但是“第三条道路”和中间策略的概念(例如克林顿总统著名的“三角策略”)却与原则无关,而更多地是在做无原则的差异分割。更糟糕的是,我并不是说耶稣的追随者应该离开所有其他团体和政党、只为明显和独特的基督教运动而努力,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误解缺乏现实主义,导致被人们合理地驳斥为“直升机思维”。在寻求明确,纯正的基督徒立场时,许多基督徒仍然徘徊在空中,无法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做出必要的选择。话虽如此,“第三条道路”的概念及其在这个充满偶像崇拜,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的世界中仍然是一个很实际也很有洞见的想法。

盛大(和漫长)的征途

还有第四个也是至关重要的领域,事后证明这一领域非常重要,关键在于理解“体制长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自1789年以来,“远征”("the grand march")这个词就常被用来描述“革命信仰”的向前发展以及其博爱、平等和团结的梦想。但“长征”并非如此,把这个词引入西方文化的是西德红色旅(Red Brigades)领导人鲁迪·杜特奇克(Rudi Dutschke),他用这个词宣扬他在反文化失败后敦促激进左翼采取的策略,这个词是指对毛泽东1934年在中国进行的长征。在那次革命中,毛泽东逃脱了包围他的国民党军队,向北行进了6000英里,然后重新集结,后来席卷了整个中国,并在1949年赢得了共产党的最后胜利。

1920年代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坐在墨索里尼(Mussolini)的监狱里,将马克思失败的革命视野重新定义为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在他的《监狱笔记本》中,他认为革命应该是缓慢而渐进的。它的目标必须是通过渗透社会中的“守门人”和“切入点”,在“统治阶级”中取得统治地位(“文化霸权”),首先是“消灭”统治阶级的前任领导人,然后慢慢用新的革命思想和叙事方式取代他们。如果革命者以这种方式获得“人类意识的掌握”,那么他们就不需要集中营和大规模屠杀。因此,用杜特克(Dutschke)的话说,“革命不是短时间的行动,好像事情发生一次,然后一切都会不同。革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五十年后,很显然,对体制的长征已经相当成功。学术界,媒体和好莱坞都反映了1789年继承人的思想,而不是1776年的理想。美国已被迷住了。这个共和国正在将革命从美国式转向法国式。我曾尝试在我2018年出版的《最后的自由呼吁》(Last Call for Liberty: How America’s Genius for Freedom Has Become Its Greatest Threat)中解决当前的困境:这里的重点是,尽管当时还不很明显,但六零年代播下了产生今天苦瓜的有毒种子。这些想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六零年代之前,但是到了六零年代,它们才变得危险起来。

总而言之,1960年代是一个迷人的时代:色彩缤纷,热情洋溢,喧闹,愤怒,陶醉和动摇不已。但是它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政治、文化或历史。那个时期塑造了一代人的生活、信念、希望、经验和视野,这一代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是学生,但现在已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和守门员。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60年代的孩子,我们需要评估那个决定性十年给我们留下的最好和最坏的遗产。


译:Angel Lau;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e're All Children of the Sixties

Os Guinness(葛尼斯)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社会评论家。他是三一论坛的创始人,直到2004年一直是该论坛的高级研究员,为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举办研讨会,并出版了七个主要课程。他是超过25本书的作者或编辑,此前他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自由记者,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客座研究员,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的客座学者。 他与妻子珍妮(Jenny)一起住在华盛顿特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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