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文章，讨论新宗教右派（neo-Religious Right）为何崛起，分别是（1）文化战争的简要历史，（2）将信念与文明对立起来的倾向，（3）仔细观察我们现在居住在一个“负面消极”文化中这一想法，（4）为什么我觉得这像是“昨日重现”的话题，以及（5）需要转变视角，以使“负面消极”的框架更加丰富与复杂。
在后面的专栏文章中，我将对如何以富有成效和忠心的方式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展开更多的讨论。但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先讨论一个话题：提摩太·凯勒牧师和他对文化的态度。
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写了一篇《我为何改变了对凯勒的看法》（“How I Evolved on Tim Keller”），这可能是对凯勒在政治参与上的前沿交锋“第三条道路”进行建设性批评的最佳代表。伍德写道：“将冒犯降到最低以获得福音听众的传福音愿望可能会掩盖我们政治时刻的紧迫要求。”
伍德同意亚伦·雷恩对教会现在处于“消极负面文化”这一评估，后者认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社会已经决定性地转向了反对基督信仰的道德观。凯勒的策略对“中立”世界有效，但对“消极负面”的世界无效，他对“第三条道路”的追求常常使他“置身事外”——不愿意在必须作出务实选择和让步妥协的政治世界里弄脏自己的手。（那些不同意伍德评估的人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曼哈顿对基督信仰已经是“消极负面”了，而不仅仅是“中立的”。我们这些在国内其他地区服事的人多年来一直听到凯勒警告说，曼哈顿的许多文化假设正向我们走来。）
在他的后续文章《本文说的不是提摩太·凯勒》（“This Article Is Not About Tim Keller” ）中，伍德澄清说他仍然欣赏凯勒，并将他的批评集中在凯勒的框架如何“被他的门徒们滥用”上，这带来了这样的印象：要绅士般礼貌地解决部落主义，很多基督教领袖暗示了不同的政治选择在道德上是等价的：
我提议，我们需要一剂基督徒现实主义。或者，用朋霍费尔的术语来说，我们需要更贴近我们所处的“具体”环境，并寻求理解其中“负责任”的行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把伍德的第二篇文章放在我每周为通讯订户提供的邮件推荐文章里——不是因为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而是因为我相信在这个文化时刻，基督徒寻找新的前进方向是很好的。更重要的是，我对这种对话有兴趣和保持开放，这正是因为提摩太·凯勒对我思想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因此，我希望本系列文章能得到两类人的公平考虑和评价：（1）那些现在嘲笑和讥讽凯勒的人，他们认为他代表了一种过时的、老顽固式的（甚至可能称之为“衣柜里的进步”）文化方法；（2）那些认为凯勒神圣不可侵犯、不容批评的人，这些人认为任何质疑凯勒公共神学的人肯定怀有仇恨、恐惧或不义的动机。
首先，如果可以总结凯勒在他几十年的事奉中强调了什么，我会说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特别是因信称义的改变大能。
当我们因耶稣基督的义被归算在我们身上而被神看为义这一真理渗入我们的内心时，在受到批评时我们就不再那么容易做出防御性和自以为是的反应。福音让我们乐于看到有人能揭示我们性格和观念中挥之不去的缺陷。福音让我们不再看不起别人，如果我们变得势利，我们就寻求神的饶恕，并求祂能借着我们使恩典流向他人。凯勒的跟随者们如果对那些政治算盘或公共姿态与他们不同的人嗤之以鼻，那就背叛了凯勒本人对恩典及其大能的重视。
其次，所有的事工模式最终都会受到后人的检视、改变，有时还会被后世的领袖拒绝。
凯勒本人也曾写下各种事工模式，并对他在不同的事工理念中看到的过度滥用进行了批评。所有的事工模式都有优点和缺点，没有人比凯勒更善于指出它们，也没有哪一种事工模式是不可批评的。
因此，当凯勒自己对待政治和文化的方式受到年轻福音派人士的批评时，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凯勒所警告的是坚持一种方法而排除所有其他方法的做法，这意味着人们不应该认为凯勒在这些问题上能够“一锤定音”，更不能把他的方法奉为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忠心方法。
第三，凯勒强调了处境化的重要性，以及需要根据社区的需要调整我们的姿态、方法和做法。他写道：
处境化并不是像人们经常争论的那样，“给人们他们想听的东西”。相反，它是用人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和形式，通过他们能够感受到的呼吁和论证，向人们提供他们可能根本不想听的圣经答案，回答他们在某个时期、某个文化提出的实际问题，即便他们拒绝这些答案。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小组，与凯勒花了几个小时讨论诸如护教学、教义的必要性、文化转化和事工回应等话题。在我们一起讨论的时间快结束时，他令人惊讶地对我们说，他不认为他过去的讲道是对我们这天所讨论内容的一个最好回复。他告诉我们，下一代人需要做一些与他不同的事情。
明确地说，凯勒并没有对自己的讲道方式表示遗憾。他的意思是：下一代需要的是不只是模仿他的方法或方式的讲道，而是考虑到新的文化时刻，并以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所有方式作出回应。换句话说，是处境化，而不仅仅是模仿！
第四，如果在展望未来时，我们不把自己与先前参与文化战争的忠心信徒隔绝开来，年轻的福音派就能很好地为教会服务。相反，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工作看作是建立在他们的洞察力之上，有时要超越他们的工作，有时要改变不再适合此时这个文化时刻的方面。
今天有太多的讨论导致了一种“照单全收”或“闭门造车”的方法，即每一位神学家、作家、领袖、牧师或政治家都简单地被贴上了“好”或“坏”的标签。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结果使我们陷入贫困。如果我们拒绝向任何牧师或神学家学习——无论他们个人多么敬虔、多么以圣经为根基，或在神学上与我们多么有益——如果他们不与我们喜欢的神学立场或政治建议完全一致，我们就拒绝了智慧之路。
在一个被社交媒体上的谩骂所主导的世界里，很容易通过拆毁他人所构建的良好工作来建立一个平台。我经常失望地看到牧师或神学院学生在网上对他们认为“无知”或“邪恶”的对手流露出不屑和蔑视。凯勒一直在接受这种嘲笑，是的，但有些人声称凯勒是个榜样，但他们对待对手的方式与凯勒受到的待遇一样。这种“照单全收”或“闭门造车”的做法损害了我们的见证，阻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最后，仔细阅读提摩太·凯勒的文章，可以根据教会所处的“季节”，就最佳的政治姿态进行各种对话。以下是凯勒对“季节”的描述：
他总结说：
我们应该使用适合我们信念的事工模式中，其“工具包”最适合我们的恩赐。一旦我们知道自己的模式，我们应该能够根据文化季节和背景，使用其他工具包中的工具。
换句话说，凯勒本人对寻求将其恩赐最好地应用于当前时刻的各种教会和个人持开放态度。
我最欣赏提摩太·凯勒的一点是他倾听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的方式。
在最近一集《保持忠心》（Mere Fidelity）节目中，凯勒声称基督教不是一个容易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的宗教。它不是一个中间道路，而是一个“极端的拼凑”。然而，在每一个问题上寻找“第三条道路”，这是凯勒经常做的事情，这来自于一种建立和平的冲动，这种冲动既符合他的性格，也符合他的神学。然而他也会承认：“有时我做得过头了。”
这种自我意识——认识到神在许多事工模式中和通过许多类型的人工作的敏感性——来自于以基督的义为基础的信心、对上帝主权的坚定信心，以及相信圣灵会从忠心传道中带来果实的信心。无论凯勒的方法和模式中哪一部分在未来的50年中得以延续，我的祷告是这些开放和谦卑的特点都将得到保存。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Let's Contextualize Tim Kel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