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艺术
舒适文化和奋斗文化如何填补了意义上的空白
2023-03-21
—— Cory Brock , Andrew Kelley

当尼采说出他那句著名的宣称“上帝已死”时,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位无神论哲学家是带着得胜的态度说出这句话的。然而,尼采并没有真的宣布上帝的死亡——他的意思是在理性和科学的胜利之后,上帝和宗教的观念已经死亡——而这是一场无神论的全面胜利。

一方面,这是一场得胜(按照他的理解),另一方面,尼采看到了代价。“我们整个欧洲的道德,”尼采预言,“接下来将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崩溃和恐怖的过程,届时将没有理由再提道德。”他预言,一个后上帝的世界不仅会导致“基督教”道德的丧失,还会导致人们陷入无意义的境地,以及对自我、身份和目的等等意识的崩溃。

在后基督教的西方,我们看到尼采所预言的正在上演。如果有任何可驾驭的、有意义的盼望,这样的东西就必须被拿来取代神。上帝的缺席必须由某种存在来填补——有许多候选人都在争相填补这一空白。特别是,我们注意到有两种意义抓住了许多人的心:舒适文化和奋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对立的;在另一个意义上,它们又是一对双胞胎:特征不同,父母相同。

舒适文化

舒适文化,我们指的是在网飞(Netflix)上刷剧、玩在线游戏,玩几个小时的手机游戏、不断地刷Instagram或抖音、极限运动、自我放纵的亚马逊购物狂欢,美食打卡……所有带来舒适的沙发式安慰,以填补意义的空白。从本质上讲,这是现代后期的消费主义,是一种追求属灵性、超越性的形式。这并不是说这些活动本身是坏的。但是,当它们创造了一种“舒适文化”,把休闲当作偶像,以至于在懒散中寻找意义,用消费来改善焦虑时,它们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工作仅仅是为了玩”的心态。

舒适文化的批评者恰如其分地指出,把休闲当作偶像是糟糕管理神赐给我们的时间。虽然这是事实,但相反的极端——不断自我优化、对超级生产力的极度追求,也同样是错误和令人失望的。

根据我们对年轻人的了解,特别是在他们职业生活的开始阶段,或者也许是寻求从多年来浪费在舒适文化中的反弹,奋斗文化可能是寻找意义的另一个充实途径。

奋斗文化

如果你怀疑奋斗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普遍性,可以想想有多少人在听“乔·罗根体验”(The Joe Rogan Experience)。该节目有超过1300万订阅者和数十亿的浏览量。数十亿!尽管罗根涵盖了极其广泛的主题(从武术到替代医学到外星飞船),但有一条强烈的主线贯穿节目,即努力工作,挑战自我,永不放弃,以及接受磨练,直到你获得胜出。罗根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年轻男性中)说明了这种日益流行的奋斗文化对人的吸引。

我所说的奋斗文化并不只是指努力工作的生活方式。相反,它是一种通过不懈的自我完善来追求未来的自我——更艰难、更努力、更成功、更完整的自我。

例如,这种态度表现在大量告诉你如何提高生产力的书籍中,也许最直观的是,在健身界无处不在的柔术、搏击私教和Crossfit健身角中。

奋斗大师们

奋斗文化的一个典范是前海豹突击队员大卫·戈金斯(David Goggins)。他著有一本名为《没人能伤害我:掌握你的心智,藐视困难》(Can't Hurt Me: Master Your Mind and Defy the Odds)的畅销书。戈金斯提供了一些鼓舞人心的金句,例如“我不是在累的时候停下来,而是在做完的时候停下来”,还有“如今要成为伟大的人很容易,因为其他人都很弱。”这种格言唤起了神化(升华为神)自己的想法:成为伟大、成为神。而且带出了一种感觉:如果成为伟大的目的就是你最伟大的自我,那么你的更伟大版本——无论怎么样——都很了不起,它带来的是一种高举自己的偶像崇拜。

诸如上述的格言通过加入现代化的斯多葛主义(stoicism),使之在文化上变得更容易接受。这种被现代思想家如瑞安·霍利德(Ryan Holiday)和唐纳德·罗伯逊(Donald Robertson)所认为是古老哲学的东西将希腊-罗马世界观的可信度与现代的奋斗心态相结合,作为弥合意义差距的一种方式。斯多葛主义为处理悲伤、痛苦、悲剧、失败、甚至死亡等经历提供了一个世俗的框架——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建立这样的框架可不容易。

来自基督教的批评

奋斗文化把工作和增肌当作偶像(让读者理解)。但舒适这一偶像崇拜和奋斗这一偶像崇拜都是想要在一个脱离神而寻求意义的世界中寻求安慰。基督徒必须意识到这些无处不在的诱惑会如何攫取他们的心。

我们在优质电影和游戏、努力工作和健身等事情上认识到神的诸般厚赐。然而,我们的日常模式——如果基督没有征服我们的时间表——会自然而然地偏向我们身边的亚文化规范:对一些人来说,什么是容易的(追逐舒适),对另一些人来说,什么是困难的(追逐奋斗)。刷抖音和刷撸铁可能看起来对立,但它们都是好的厚赐如何成为偶像的例子。

当假宗教被包裹在一些最明显的神所赐普遍恩典时,就很难确定它是试探还是厚赐。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必须对这些偶像在他们自己和弟兄姊妹肢体心中的地位特别敏感。享受上帝的普遍恩典,但不要把娱乐的自我或优化的自我当作偶像。这两种假神都以无意义而告终。

理论上,基督徒知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是错误的。然而,当我们活得好像我们的舒适或自我奋斗是意义的最终来源时,我们无意中证明了尼采的观点。即使我们的世俗邻居试图在这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填补意义的空白,基督徒也应该加倍致力于真正令人满意的意义来源:圣经、教会团体、敬拜、祷告,以及爱上帝和邻舍的姿态,这些才是基督徒生活的节奏。

当消费舒适的虚假承诺让我们的邻居感到匮乏,奋斗文化让他们感到疲惫时,我们应该准备好欢迎他们的到来。让我们拥抱尼采世界的朝圣者,把他们引向提供赐人自由的真理(约8:31-32)、脱去重担(太11:28-30)和赐下永生(约5:24)的那位。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Comfort Culture and Hustle Ideology Fill the Meaning Gap.

Cory Brock(科里·布洛克)博士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是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的牧师,他在爱丁堡的圣科伦巴教会服事,也在爱丁堡神学院讲授系统神学和讲道学。他是《正统却现代:赫尔曼·巴文克对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的运用》(Orthodox yet Modern: Herman Bavinck’s Use of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一书的作者。他的妻子是希瑟(Heather),育有四个孩子。
Andrew Kelley(安德鲁·凯利)博士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是加利福尼亚荷磨沙海滩(Hermosa Beach, California)盼望教会(Hope Chapel)的牧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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