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七十五周年祭
世俗道德主义的失败
2020-03-06
| Akos Balogh

七十五年前,1945年的1月27日,苏联红军第322步兵师官兵解放了奥斯维辛的纳粹死亡集中营。

前苏联军官伊万·马丁努斯钦(Ivan Martynushkin)回忆起第一次见到集中营囚徒们时的情形:

看着他们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记得他们的面孔,特别是默默诉说着他们噩梦的眼神。

那是怎样的一场噩梦啊,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对人类文明制度性的奴役与毁灭。

 “再也不要重演”(“Never again”)是幸存者的呼喊。奥斯维辛幸存者艾利·维沙尔(Ellie Wiesal)在他那本让读者难以平静的《夜》中写道:

目击者驱使着自己来作见证,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将要出生的孩子。他不想要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将来。

然而,问题不止于此。

在奥斯维辛获得解放七十五年之后,当世界追忆那段恐怖的历史时,仍有很多问题需要人们付上思考:意识形态、自由,还有政治权力。

但这也是一个思考道德的时候:特别是世俗无神论的道德主义在解读这一惨剧时的失败。

让我进一步解释我的意思:

第一,世俗道德主义不能解释奥斯维辛

世俗道德主义将其视为丧失理智的疯狂:但奥斯维辛是理智的(同时也是邪恶的)。

阿道夫·希特勒与他的纳粹同党们在世俗文化中时常被称作 “疯子”。根据这一观点,纳粹是被人的疯狂驱动的、犹太人大屠杀是人的疯狂造成的、纳粹是心理变态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接受到的观点。

除此之外世俗主义似乎没有找到其他解释奥斯维辛的方法。

但事实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不是临床意义上精神失常所导致的行为。是的,有些纳粹党人可能有医学意义上的精神失常。但他们的大多数并非如此。

他们绝大多数是理智的人,在心理学意义上有着正常的心智。所以,犹太人大屠杀不是完全丧失理智的作为。

正如世俗主义哲学家约翰·劳尔斯顿(John Rawlston)所指出的:

我们很难否认这一点: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场完全理性的行动……即便参与其中的有些人的确有临床意义上的精神失常,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并非是人的疯狂。这一切也不是传统反犹主义的产物,那更像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深刻恐慌:这个世界所采用的逻辑使得行凶者的思想不再受任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意识的约束。

他继续道:

大屠杀是完美理性推论的结果——当然是基于(在纳粹德国)所采用的逻辑……于是那个商定 “最终解决方案” 的会议(指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西南部的万湖区的一个别墅举行的“万湖会议” [Wannseekonferenz] ;这个会议落实了有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译注,摘自维基百科)的与会者主要是高层政要,这一点就毫不奇怪了。[1]

换言之,犹太人大屠杀是从纳粹的生命观出发得到的恐怖的但又有理性的逻辑结果。纳粹基于他们的信仰,自洽地、理智地实施着行动。

(当然,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纳粹德国的世界观本身是否 “理性”,但那就偏离我想讨论的重点了。就是在今天的澳大利亚,许多理性、心智正常、受过教育的人们会还去相信完全错误的东西——比如许多大学学者是马克思主义者。要点是在于,这些人从自己所持守的信条出发,逻辑理性地实施着行动。在那意义上,他们是正常的。他们没有临床意义上的精神失常,就好像不能说你们当地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临床意义上的精神失常一样。)

第二,奥斯维辛表明邪恶可以看上去是合理的

怎么会有那么多理智的人做出如此恐怖的事情——而且是以理性的方式?

那是因为单单凭借人类的理性自身不能决定对错。人类理性反而可以用来为邪恶开脱和声讨良善。

这怎么讲?

先举一个不牵涉谋杀的例子:考试作弊是错的吗?我知道基督徒和世俗的人们都会说 “是”。[2]

但现在的问题换成是:考试作弊是理智的还是不理智的?

答案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毕竟,如果你能在考试时作弊,并且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然后那意味着你能得到那个很好的工作,或者得到足够的分数进入那所重点大学,那考试作弊也许算是很“合理”的吧(和某些人的想法吻合吗?)。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在回扣丰厚的商务协议上:为什么不能对规则做点变通——如果那意味着你口袋里可以有上千的额外收入?

如果你正经历一段不幸福的婚姻,为什么不放任一场婚外情,如果你确信不会有后果?(显然有成百万的已婚人士是这样认为的:一家叫AshleyMadison的公司已经做起了婚外情的生意。)

总之,如果做违法不道德事情好处多过被发现的风险,何乐而不为呢?这是一个理性的计算。

相似的逻辑也适用于犹太人大屠杀。如果你住在这样一个国家,在里面你一贯接收到的信息是犹太人有多可怕,为了国家(甚至人类)的好处,他们多么需要被除掉,那么一段时间以后,那就会开始影响你的想法。作为人类,我们会本能地不加批判地接纳很多周围人的信条(特别当所身处的文化是唯一的道德来源时)。

在你还没来得及意识到时,对这一恐怖行径的支持,甚至亲自执行,都不再显得不合理:它会开始显得可信,它会被称赞,会得奖赏。它是你文化中的意见领袖所期待的。在这样的世界观下,“最终解决方案”就有了符合逻辑的解释。

并且行善就显得不合理

另一方面,行善可以显得完全不合理。正如犹太裔社会评论人士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的论述:

在二战时期纳粹占领的欧洲,如果一个非犹太人庇护一个犹太人,那是理智的还是不理智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最高境界的道德。但那理智吗?

普拉格的答案是:

并不真的是。那不比你选择自保更理智多少。另外,在所有我读过的对大屠杀期间救助犹太人的非犹太人的研究中(我读过很多),我从来没有读到任何一位救助者说他们那么做因为那是合理的或理智的。没有一位。

以下就是 “唯理性” 论道德的问题:

如果在单独从理性出发时,人们能够为邪恶作辩解(包括犹太人大屠杀),并让善行显得不理智,那么单凭人类的理性是不足以辨别善恶的。

那么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求道德的源头呢?

许多世俗人士求助于自然:毕竟,我们自己都不只是动物吗?自然应该给我们一套和谐的标准,告诉我们该怎样活着。

第三,奥斯维辛告诉我们自然不能给我们道德

它只给我们“适者生存”的法则

自然能够给我们一套管理生活与社会时所需遵守的道德标准吗?很多人认为是的。但正如美国作家安妮·狄勒德(Annie Dillard)在大自然度过一年的生活时所发现的,她并未感受到大自然的激励,而是惊愕于它的核心原则——强者以暴力凌驾于弱者: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比螳螂更糟糕了。” [3]

戴维·艾登伯勒(David Attenborough)的纪录片同样显明了这一点。大自然繁荣的基础是暴力和捕猎,是适者的生存。食肉动物该如何生存呢?它们需要杀戮,需要进食。而这一切不需要对猎物的任何顾及。

事实上,纳粹自己对现实就有类似的理解,它来自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即一个主宰的种族根据自然法则要凌驾于次等种族之上。

所以,从真实自然界事物运作的方式是无法推导出个体尊严的概念的。

但我们是否可以从多数意志中推导出道德?

第四,奥斯维辛揭示出当多数人主宰道德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不能从多数意志中推导出道德吗?如果一种道德受到多数人的赞同,那种道德就当然是可接受的和好的吗?再一次,这似乎是一条重要的世俗道德原则。

但纳粹德国的大多数人的确最终接受了纳粹对道德的理解。纳粹党在德国民众中的确受到真心的追随。并且人们似乎乐于拥护纳粹党反犹主义的政策。

但在奥斯维辛所波及到的欧洲,多数人原则的道德导致了少数人权利的剥夺,最终导致了种族灭绝的惨剧。

作者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指出:

很多人的论调是,引入人权对社会是有益处的,因为尊重个人尊严意味着长远来看,社群中的每个人都会更好。

凯勒继续说道:

但是,如果大多数人认为赋予人们人权无关他们的益处呢?如果权利仅仅是大多数人的创造,那当多数人通过立法将它们作废时,就没有可以诉诸的权利了。” [4]

第五,奥斯维辛证明世俗道德相对主义的破产

每个文化的道德信仰怎能都是同样有效的呢?

在西方我们的后基督教世俗化已经到达了这样一种境地:你不能批评另一个文化,包括他们的道德观。根据这一思想,每种文化可以选择自己的道德(这都是“相对的”),与他们选择自己的衣着食物一样,我们有什么资格批评?

我们受到的告诫是,这样的批评是傲慢的偏执。

但这是否就合逻辑地推导出,我们需要接受(并且庆贺) “奥斯维辛” 道德为 “多元化” 作的贡献呢?

很难看出,如果每种文化都同样地好,我们怎样才能谴责纳粹的道德观。

所以,我们应该从哪里出发去找到一个道德标准来解读奥斯维辛呢?

第六,奥斯维辛证明我们需要一个超越文化与时代的道德来源

如果既非(单靠)人类理智,也非自然,又非多数意志,可以对道德作出解释(并进一步对奥斯维辛做出解释),那么似乎我们就需要一个外在的、更高的道德源头,它高于理智,自然和多数意志。

我们需要一种超越文化与时代的标准来让我们能够判断对错:否则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去理解奥斯维辛,更不用说以它的本来面目(邪恶)来声讨它了。

所以最适合的源头,并且是已经被尝试而且是真实的源头,是外在于我们自身,自然与社会的。

道德是一个线索(众多线索之一),它提示我们需要一位神圣立法者才能解读这个世界。

第七,奥斯维辛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超验的道德来源,某种意识形态的道德就会进来填补空缺

在很长的西方历史中,基督教一直是这一超验的道德来源。当然,也有很多时候西方社会与教会着实偏离了基督教标准,但基督教思维确实为道德提供着依据。

然而,当这一标准削弱的时候(例如在纳粹时代将临的德国),它就被另一种标准替代了。

类似地,在这西方世界,我们正处在一个基督教思维不再主导公众影响的时代。盛行着的是更世俗的道德主义解释(自然道德主义、多数意志道德主义、唯理性道德主义)。

但在核心层面,它们是失败的。这些道德源头不能解释奥斯维辛,更不用说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让人能够声讨它的邪恶了。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来声讨谴责这种恐怖,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地说 “再也不要重演” 呢?

 [1] 约翰·劳尔斯顿·索罗,《伏尔泰的混账们——理性在西方世界的独裁》(John Raulston Saul, Voltaire’s Bastards—The Dictatorship of Reason in the West, Victoria: Penguin Books, 1993),16页和74页。

 [2] 我在这一节中引用的例子来自犹太裔社会评论人士丹尼斯·普拉格( Dennis Prager),参考他论述这一问题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A8PafooQ4

 [3] 安妮·狄勒德,《听客溪的朝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在提摩太·凯勒的《为何是他:怀疑主义时代的信仰》(上海三联书店,2017)中有引用(英文版155页)

 [4] 提摩太·凯勒,《为何是他:怀疑主义时代的信仰》,151页


译:Alex Liu;校:JFX。原文发表于akosbalogh.com及福音联盟澳大利亚网站:Auschwitz 75 Years On: The Failure of Secular Morality

Akos Balogh(阿考斯·拜罗格)是澳大利亚福音联盟的CEO。他与妻子沙拉(Sarah)养育着三个孩子。阿考斯出生在布达佩斯,1981年蒙恩以难民身份来到澳大利亚。他在高中时受朋友,家庭和学校读经的影响开始信主。然后他进入新南威尔士大学学习航空航天工程,之后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工作了五年。在获得了莫尔神学院(Moore Theological College)神学士学位(B. Div.)后,他有幸在利斯莫尔南十字星大学(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Lismore)为澳大利亚福音学生团契(AFES)服侍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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