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系十架路出版社“五种迷思”（5 Myths）系列文章之一。“迷思”的英文为myth，或译“误解”，即“常被信以为真，但实际上是错误的观念”。
请允许我先介绍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威尼斯人保罗·萨尔皮（1552-1623）的著作深受新教徒的喜爱，他曾经是伽利略的朋友。萨尔皮最伟大的作品是《天特会议史》（Istoria del Concilio Tridentino）。这部巨著使他成为意大利反改教运动最强大的对手。
为什么要召开天特会议？正如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所指出的 [1]：
十六世纪初，许多人热切盼望召开教会大公会议，以解决天主教和改教家之间的分歧……关于大公会议的职能，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一方认为新教徒应派代表参加会议，并应在圣灵的指导下达成一项方案，从而恢复教会的合一；另一方则拒绝考虑向改教家让步，而专注于在教皇的领导下实行更加严格的治理。
结果，天特会议成为了反改教运动的宪章。耶茨说 [2]：
萨尔皮间接地指出，如果在天特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路线，那么整个教会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英国圣公会改革的模式进行改革（神职人员可以结婚、主餐时饼酒兼领和用本地语言进行礼拜都是英国圣公会的特色）。但是，会议选择了错误的方针，教会非但没有改革，反而因教皇的新僭越行为而偏离正道。
作家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的反思如下 [3]：
萨尔皮精心介绍了所有关于教会改革的建议，并剖析了神学家们相互冲突的观点……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传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真正的大公会议应高于教皇，大公会议应自行决定议程，而不是由教皇代表强加给它，其法令不应依赖于教皇的批准 。
伍顿指出，萨尔皮认为天特会议是“一场希望和期待落空、腐败和滥用权力得逞的悲剧”。伏尔泰（Voltaire）引用了萨尔皮对天特会议的如下看法 [4]：
终于我们有了伟大的天特会议——但教条是无可争议的，因为（根据）保罗·萨尔皮修士的说法，圣灵每周通过邮件从罗马来到天特，只是保罗·萨尔皮修士有点接近异端。
称萨尔皮为“伟大的揭露者”，伍顿写道，天主教历史学家胡贝特·耶丁（Hubert Jedin）将萨尔皮描述为“继路德之后教廷最大的敌人”。
萨尔皮的著作引发了强烈的仇恨， 1607年10月5日，萨尔皮遇刺，身上有十五处匕首造成的伤口，奄奄一息的他后来幸存下来。亚历山大·罗伯逊（Alexander Robertson）接着讲述了这个故事 [5]：
（萨尔皮）并不经常提到他的敌人，但他有一两句话流传了下来。外科医生阿夸彭登特（Acquapendente）在探查最严重的伤口时，详细描述了伤口的 "stravaganza"（粗糙），保罗修士说：“然而，世人却说这是按照 '罗马教廷的风格' 做的。”
天特会议确定教会是圣经的最终解释者，并承认圣经和教会传统具有同等权威。伽利略写道：“严谨睿智的神学家的职责是解释经文，”他肯定了教会是最终解释者的观点，并敦促在解释经文时不偏不倚。相比之下，我们更强调圣灵通过圣经向人启示神，而不太强调通过 “严肃睿智的神学家”来解释经文。天特会议的决定将对科学研究产生严重影响。
保罗·萨尔皮也是一位实验科学家，哥白尼体系的支持者，也是伽利略的老朋友。他在威尼斯共和国望远镜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绝不应被低估。
1609 年 7 月，我们的故事从荷兰望远镜的发明转到了威尼斯共和国。这个插曲的关键人物是威尼斯人保罗·萨尔皮。在《伽利略的望远镜》（Galileo's Telescope）一书中，作者马西莫·布坎蒂尼（Massimo Bucciantini）、米歇尔·卡梅罗塔（Michele Camerota）和弗朗科·朱迪斯（Franco Giudice）对萨尔皮做了如下介绍 [6]：
这就是让我们深感兴趣的萨尔皮：1606-1607 年他直接导演和推行了反对教皇禁令；1619 年他写下了《天特会议史》，成了千夫所指之人。然而，在他全身心投入历史和政治之前，他潜心探讨科学问题，注定要在望远镜的问题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在望远镜历史研究中，专家往往低估了他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忽视了他。
当时，威尼斯共和国与教皇发生冲突，萨尔皮坚决反对教皇插手国家事务。早在 1608 年 11 月，萨尔皮就获悉了关于望远镜的消息。当时，这只是一个传言；他没有样品，无法研究望远镜的秘密。第二年，望远镜现身威尼斯。1609 年 7 月 21 日，萨尔皮写下了这段话 [7]：
望远镜可以让远处的事物清晰可见。我非常喜欢它，这项发明美轮美奂，工艺精湛，但我发现它毫无军事价值，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
很快，秘密就被揭开了 [8]：
由于工匠大师们立即意识到有钱可赚，盒装望远镜或长筒望远镜成了公开的秘密，在许多城市都能买到，这不仅证明了其流传之广泛，也证明了其质量之低劣：
关键就在这里：镜片质量很差，但仪器本身的概念却非常新颖。
萨尔皮是伽利略的科学对话者。但伽利略要制造自己的望远镜，时间至关重要。我们读到 [9]：
1609年9月22日至29日的那一周对于伽利略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这不仅标志着他成为一个备受欧洲推崇追捧的镜片制造商，也意味着他开始了新的生活。在46岁时，他即将见证自己的人生会发生巨大变化。荷兰望远镜日益完美，伽利略将望远镜改用作天文仪器这一举措将彻底改变他的日常工作……城里人成天聊的就是此事。
1609 年 8 月 24 日，伽利略向威尼斯议会展示了一个望远镜；镜筒长约六十厘米，直径四十二毫米，放大倍数为八倍。大家都“议论纷纷”，认为伽利略的望远镜在质量上大大超过了荷兰研制的望远镜。我们不知道伽利略是什么时候开始研制他的第一个望远镜。但我们的确知道，萨尔皮不仅对望远镜非常了解，而且还积极参与了制造，从他 1610 年 3 月 16 日的信中可以看到这点。
保拉·芬德伦（Paula Findlen）详细写道：“萨尔皮利用他广泛的政治网络收集望远镜的消息；他经常与伽利略一起出现，讨论技术问题，寻找最好的工匠和材料，并一起观测天空”（强调为作者所加，下同）。
1610 年 3 月 13 日，标志现代天文学诞生的里程碑事件发生了：伽利略在威尼斯出版了传奇著作《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这是伽利略根据其望远镜观测结果发表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论文中包含了伽利略早期观测到的山形月亮、银河系中肉眼无法观测到的无数恒星以及围绕木星运行的四颗麦地奇行星。
1610 年 3 月 16 日，《星际信使》出版仅三天后，萨尔皮写信给雅克·莱沙西埃（Jacques Leschassier），信中提到了萨尔皮制作的望远镜。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10]：
如你所知，这台仪器由两个透镜（你称之为月镜）组成，它们都是球面的，一个凸面，另一个凹面。我们（萨尔皮和他的助手）用直径为六英尺的球体作了一个，用直径小一点的另一个球体作了第二个。
现在，我们来谈谈策略和疑问。在《星际使者》中，伽利略写到观测所用的望远镜之历史时，所有功劳都归于他本人，一点都没有被提到萨尔皮。
伽利略认为自己一人独立完善了望远镜，他不愿意让任何人与他分享这名誉。他显然是想让大家觉得自己是独自一人制造出这种仪器的，但这不符合事实。布坎蒂尼、卡梅罗塔和朱迪斯在此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伽利略的省略显而易见，三位作者也谨慎地指出了这一点：“《星际使者》这部作品里有许多刻意遗漏的东西……当我们冷静地阅读这部作品时，可以说是在代表威尼斯（ex parte veneta）阅读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同样的、系统性的刻意隐藏人物、文字和事件的手法”。
在这里，我们发现伽利略背弃了与他“分享了近二十年关于自然和人类的无尽对话”的萨尔皮。难道萨尔皮不是伽利略在帕多瓦时最亲密的科学对话者吗？正如布坎蒂尼、卡梅罗塔和朱迪斯所说的，这转折多么戏剧性啊。“毫无疑问，萨尔皮及其助手的合作是决定性的，尽管伽利略从未公开承认这一点”。
总而言之，威尼斯人保罗·萨尔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1]：
他在圣玛丽亚·德·塞尔维修道院进行天体观测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望远镜的历史并不是沿着单一的矢量或单向的路径发展的，而是正如威尼斯所展示的那样，是一个人类和知识重重叠叠组成的群岛：为了恢复原样就必须同时讲述的一个群体故事。
个性和目的有时会推动科学成果，而成果的产生过程也并非总是客观的。在伽利略的一生中，有些神职人员炫耀自己的荣誉，天文学史上也不例外，照样充斥着许多追求第一并获得殊荣的例子。仅仅为了个人原因而践踏同行是一种犯罪。此刻，我们想起了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一首小诗 [12]：
万罪之中，最恶的是窃取荣耀，
甚至比盗墓更受诅咒。
伽利略时代的教会有一个议程，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教会的权力。他们的势力无所不在，甚至在科学问题上也是如此。权力游戏和伽利略反对者的个人利益占了上风。
伽利略认识到，科学真理存在于观察者之外，观察者没有能力使事物变得真实或虚假。自然之书超越了人类的力量：个人无法影响绕木星运行的行星，也无法影响太阳表面的黑点。伽利略说：“任何被造物都无法无视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事实，使（命题）为真或为假”。尽管天文学有许多没有问答的问题，但大自然这本打开的书之奇妙在于它的透明。人类竟然可以“指示”上帝如何创造宇宙，这简直超乎想象。正如泰戈尔（Tagore）之前所说：“萤火虫对星星说，‘有学问的人说，你们的光芒总有一天会消失’。星星没有回答”。大多数问题都有答案，伽利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真理就在那里，只要我们去寻找，就一定能找到。
伽利略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个人议程和个人利益。许多读者可能会认为，今天的科学问题已经不涉及个人利益，但事实并非如此！
萨尔皮在两次未遂暗杀中幸免于难，最后他死于 1623 年 1 月 15 日。关于萨尔皮的地位，我们可以用罗伯逊的话来概述 [13]：
在天文学领域，伽利略称他为“我的父亲、我的大师”。作为数学家...... “在数学科学知识方面，欧洲没有人超过保罗·萨尔皮大师”。
还有更多的赞誉 [14]：
帕多瓦著名外科医生阿夸彭登特（Acquapendente）称他为“本世纪的神谕”。作为一名磁力学家，那不勒斯的德拉·波尔塔（della Porta of Naples）和科尔切斯特的吉尔伯特（Gilbert of Colchester）都承认他的学识，前者说：“我丝毫不感到难为情，而是很荣幸地承认，我从保罗修士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磁力现象的知识，他不仅是威尼斯，也是意大利乃至全世界真正的光之饰品。”
对于这样一位具有洞察力和地位的人来说，他死后会被赋予怎样的尊严呢？亚历山大·罗伯逊博士（Alexander Robertson D.D.）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番情景 [15]：
两百多年来，他（萨尔皮）的遗体没有找到一个安全的安息之地，为躲避敌人如狼似虎的追捕，只能被砌在墙壁和祭坛后面，藏在私人住宅中，打上“内容不明“的标记，藏在神学院、图书馆中。
萨尔皮遗骸的第九次亵渎发生在 1846 年，“...... 11 月 1 日‘亡灵日’那天，威尼斯人蜂拥穿过通常紧闭的圣米歇尔大教堂大门，前往圣坎波为朋友扫墓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保罗修士墓的所有痕迹都无影无踪了。大理石板不见了，中庭的路面也恢复了原样。…接下来当局开展严格调查，想找出这一暴行的始作俑者。…根据奥地利警方的记录，调查结果指向圣米歇尔修道院的修道士，他们得到了威尼斯牧首的命令，而牧首又是按照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的指示。”
石板找到了，藏了起来，但没有被毁坏，石棺还在原处，有坚固的金属条捆绑。1846 年 11 月 19 日举行了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安葬仪式；萨尔皮死于 1623 年。死人不会讲故事，但尸体一定会。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十架路出版社英文网站：5 Myths about Galil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