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流行病:教会历史给我们的四个功课
2020-04-01
| Glen Scrivener

第一世纪初,卑微且处于边缘地位的“耶稣运动”,如何在几个世纪之后成为了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

这个问题是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所著《基督教的兴起》The Rise of Christianity,本书内容亦收录于该作者的另一本书《社会学家笔下的基督教史》中,后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一书的英文版副标题,该书揭示了许多关键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瘟疫。事实上,若要理解“卑微且处于边缘地位的‘耶稣运动’”为何会兴起,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它在应对瘟疫上是如何引人注目的。

我会在本文简要概述历史中的四次流行病,以及当时的教会如何以基督的方式回应。看到这些例子时,愿我们被他们鼓舞,即使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自己的时间和安排做出调整。他们英勇的牺牲所展现的关心贫苦人群的动力,完全是效法基督的;我们也应在落实爱心之时敢于更多自我牺牲。同时,因为我们有可能成为病毒的携带者,所以在今天如果想要效法这种行为,我们需要仔细考虑这种智慧。当我们观察这些历史中的例子时,圣灵会带领我们做出应用,我们自己的灵则会因其中的信、望、爱而振作。愿我们在这个流行病时代,在这观望的世界面前活出耶稣的智慧与道路。

第一,亚历山大主教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塞浦路斯瘟疫(公元249-262年)是一场致命的流行病,在爆发高峰期每天有5000人死于罗马。尽管瘟疫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但基督教对它的回应却赢得了钦佩与更多的追随者。

亚历山大主教狄奥尼修斯如此记载:

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都表现出极大的爱与忠诚,不爱惜自己,单单为对方考虑。这些弟兄们不顾危险、照顾病人,献身于对方的一切需要,在基督里服侍他们,并最终与他们一同安详地离世。他们认为自己被感染后,便能体会邻舍对此病痛的感受,并充满喜乐地与邻舍同哀哭。许多人在护理与照顾他人时,使对方的死亡转移到自己身上,代他们而死。

这种明显的效法基督(自己取死以给人生命)与教会之外的人形成了显明对比。狄奥尼修斯继续写道:

异教徒的情形则截然相反。他们抛弃了那些刚有疾病端倪的人,逃离至亲的朋友。他们避免任何与死亡有关的联系与关系。然而,尽管他们竭尽全力,这瘟疫已然难以逃脱。(《教会史》[Eccl. Hist],优西比乌[Eusebius],7.22.7-10)

瘟疫加速了生命的自然历程,深化了我们对死亡与脆弱的感受,并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展现那反文化与无条件的爱。教会在公元二世纪迎接挑战,赢得许多人的羡慕以及皈依。一个世纪后,类似的变革再一次发生。

第二,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

斯塔克估计,公元251年时,基督徒人口仅有120万,占帝国的1.9%。尽管教会仍然只代表帝国的一小部分群体,但这与二世纪初相比已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然而与直觉相反,另一场瘟疫也促成了教会的前进。

这场瘟疫与之前不同(我们猜测也许是荨麻疹),但与一个世纪前的那场瘟疫有着同样高的死亡率。人们遗弃了意大利的城镇,有些是永久遗弃。军队以及罗马帝国的基础结构都遭到大规模削弱。然而,基督徒在那场考试中的表现再一次引人注目。

迦太基主教居普良这样写道:

这场看似可怕与致命的瘟疫来的正是时候且必要,它拷问每一个人心中的公义,并考验人类的心灵;(健康者)是否照顾病患,亲友是否尽职尽责地爱护亲属……医师是否不抛弃受苦之人。

瘟疫“拷问”着我们,暴露出我们所行的是肉体之道(自我保护)还是圣灵之道(自我牺牲)。第三世纪的瘟疫在教会里找到一群被圣灵充满、跟随他们主的道路的人。

基督徒的死亡率明显低于普通人群的死亡率(只有约10%,虽然“只有”是个可怕的限定词),弟兄姊妹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一方面意味着提供护理的人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另一方面意味着被感染的人得着更高的存活几率。由于这些基督徒令自己更易死亡,他们实际寻回生命。在瘟疫席卷过后,基督徒变得更有力。由于有更多的幸存者,他们在社会所占的分量也更有力了。他们更有韧性,因为他们在面对死亡时有一个强大的希望。他们借着所遭受的苦难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因此作为共同体时他们会更强大。

如果你想知道为何从起初微贱且处于边缘地位的基督教在公元300年时已拥有600万信徒,斯塔克会告诉你:瘟疫是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第三,威滕堡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从14世纪起,黑死病就困扰着欧洲。它在短短五年内便灭绝了整整一半的人口,城市地区影响尤为严重。疫情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反复发生,其中包括1527年影响威滕堡的那场瘟疫。许多人逃跑了,然而路德与他怀孕的妻子卡塔琳娜(Katharina)却留下来照顾病人,他们引用《马太福音》24章41-46节作为自己的准则:

我们必须遵从基督的话,“我病了,你们不来看顾我。”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彼此结合,即任何人都不能在他人有困难时抛弃对方,相反有义务协助和帮助他,正如我们自己也希望得到帮助一样。

路德谈到允许逃离的情况,并因意识到我们倾向于自以为是,而警告基督徒不要因他人做出不同的抉择而相互论断。 但写道他自己的责任时,他说:

执事们和我在一起,当然与我们同在的还有基督,因祂的同在我们便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去面对这一切。虽然祂的脚跟被魔鬼所伤,然而祂却仍要在我们里面胜过那古蛇。请为我们祷告,在主里向你道别。(1527年8月19日)

我们应注意撒但与基督都在路德的思想中占了很大比例。撒但从起初就是谋害者(创3:15),牠站在瘟疫背后。

然而基督却更强大,也更参与其中。祂在那些提供照看的人们中间,在病人们中(参上文的太25),祂也在教会将要经历的胜过撒但的胜利中,这场胜利甚至包括了瘟疫后之恢复的小型胜利。路德与卡塔琳娜幸免下来,这场激烈的考验印证了基督的道路是真实的。

第四,伦敦的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

截止19世纪50年代,伦敦是世界上最强大及富有的城市,其人口超过两百万。1864年爆发的一场霍乱击中了伦敦人民心中的恐惧。

查尔斯·司布真当时只有20岁,来到首都牧养新花园街礼拜堂(New Park Street Chapel)。他之后回顾这场瘟疫,将其视为他自己以及这座城市的学习的关键时刻。

如果头脑在某一时刻非常敏锐,那一定是死亡在门外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伦敦时,因着霍乱正在肆虐,人们非常渴望地聆听福音。那时几乎没人会嘲笑信仰。

他讲述了拜访一个曾反对他的垂死男子的故事:

那个男人,一生都习惯于嘲笑我。他经常用粗俗的语言谴责我是个伪君子。 然而,他并没有被死亡的飞镖迷惑,而是开始寻求我的陪伴与辅导,毫无疑问,他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已将我视为上帝的仆人。

这个世界如沙般分崩离析已是既定事实,但这往往需要今生生活刮起的风暴来揭示。司布真将那个时代的瘟疫视为一场风暴,促使许多人到基督这磐石中寻求庇护。

今天呢?

有许多因素使我们今天的时代与众不同。在有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医院之前,并不存在专科并专业的医疗保健。更重要的是,前几代人服侍病人时,并不知道对方的疾病是如何传播的。但我们知道照顾者可能成为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在这种情况下,自我隔离而非感染想要爱的人,可能是眼下最有爱心的事了。虽然爱的外貌在不同的年代可能看起来有所不同,但爱仍然必须以此为目标,即一种由圣灵引导的、而非以肉身的自我为中心的爱。 

所以我们可以:

  • 指出这个世界如沙般分崩离析——包括我们肉身的软弱,市场的难以预料,以及我们的必死性。
  • 宣讲并重视基督这磐石——晓得唯有祂可以,也唯有祂将平息风暴。
  • 爱邻舍——在基督里,走向那些有需要的人。
  • 也愿上帝乐意在这场考验中再次做工,以荣耀基督的名并扩展祂的国度。

编注:这4个功课整理自Glen Scrivener制作的一部视频,其中包含教会历史上三个基督徒在大瘟疫中坚持不懈的例子。 


译:许志斌,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esponding to Pandemics: 4 Lessons from Church History

Glen Scrivener(格兰·思科瑞万那)是一位宣教士,也是几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慈善机构 Speak Life的带领者,他们在2017年圣诞节前发布了一部四集的福音迷你电影Meet the N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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