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福音派学者开始认真探索19世纪前神学与敬虔的隐藏宝藏。这种神学探索有着不同的名称（神学回归、再觅资源等等），这并不是单单某一个学派在协调努力，其结果可能是令人愉快但又带来不安和惊讶的。
《站立在我们中间的蒙爱之人：浸信会传统中的圣礼观》（Amidst Us Our Belovèd Stands: Recovering Sacrament in the Baptist Tradition）就是这类学术努力的一个成果。海金（Michael A. G. Haykin）在本书中探讨了17和18世纪特别浸信会（Particular Baptist，即相信加尔文主义救恩论的浸信会，以与接受阿民念主义的“一般浸信会”有所区分。——译注）关于洗礼和主餐的教义和实践。在这本书中，海金（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教会历史教授）向福音派人士介绍了当代英美浸信会的“国父”（和母亲）们，该书篇幅不长，研究充分，文字清晰。
在前两章中，海金认为作为17世纪英国新教中一个独特运动出现的特别浸礼会，与那个时期更广泛的清教徒运动有着深刻的联系。他们写下的《伦敦浸信会第一/第二公认信条》（1644年/1689年）虽然对《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进行了重大的教会论和圣礼方面的调整，但保留了后者关于蒙恩管道的教义。
美国亚马逊网站对该书的介绍如下：
《站立在我们中间的蒙爱之人：浸信会传统中的圣礼观》
迈克尔·海金（Michael A. G. Haykin）
在谈到洗礼和主餐时，许多浸礼会基督徒都拒绝使用“圣礼”（sacrament）这个词。因为浸信会高举圣经，浸信会就不能让传统取代圣经，这样想是符合逻辑的。因此，浸信会神学家倾向于将洗礼和主餐视为命礼（ordinance）和记号，而不是圣礼。
但浸信会与圣礼主义的历史很复杂。迈克尔·海金（Michael A. G. Haykin）在《站立在我们中间的蒙爱之人》一书中指出，许多浸信会人士，例如司布真和其他特别浸信会神学家，都比今天大多数浸信会更接近改革宗的圣礼观。洗礼和主餐不仅仅是单纯的纪念，还具有属灵的含义。过去的浸信会会特别用讲道和诗歌纪念圣礼。因此海金呼吁在今天的教会中更新教会的圣礼——浸信会可以而且应该有圣礼。
LEXHAM PRESS出版，160页。
这些特别浸信会成员所相信的与19世纪的浸信会所接受的“仅仅纪念”观大相径庭。特别浸信会认为，基督透过圣灵，因着每项命礼领受者的信心而与他们同在。海金认为，在这方面，特别浸信会对圣礼运作方式的理解来自于加尔文本人的神学。（尽管1644年和1689年的公认信条都没有使用“圣礼”一词，而是使用了“命礼”，但特别浸信会的牧师和神学家们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把洗礼和主餐说成是“圣礼”）。
这一时期的赞美诗，在该书第四章对“约瑟夫·斯滕内特（Joseph Stennett）、安妮·达顿（Anne Dutton）和托马斯·斯蒂文斯（Thomas Steevens）在主餐中的敬虔”研究中有所体现，表明这种对主餐的理解不是神学家的独特专利，而是整个教会在敬拜中的共同财富（91页）。
海金从18世纪特别浸信会成员威廉·米奇尔（William Mitchill）、艾萨克·斯塔维利（Isaac Staveley）和安卓·福乐（Andrew Fuller）的著作中，以及从特别浸信会当时的赞美诗中，证明了他们在洗礼和主餐方面与17世纪清教徒先祖的连续性。然而，在19世纪之交，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发生了，浸信会离弃了他们先祖的圣礼观，接受了对圣餐仅仅是“纪念”的理解。
海金将这一转变归因于对教会本质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19世纪之前，浸信会神学家们以“真教会的标记”来理解教会。后来，他们以“传福音”作为教会的本质，因此主餐在教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毕竟，主餐很难用来传福音。海金说：“主餐本质的‘纪念说’很适合对其重要性日益增长的矛盾心理。”（55页）到了20世纪，讲台呼召与决志祷告在教会生活中取代了洗礼与主餐原本在浸信会教会生活中的地位。（123-124页）
在本书的第三章，海金研究了17和18世纪浸信会内部的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没有受过浸礼的人——例如受婴儿洗或者没有受浸水礼的人——是否可以领主餐。“封闭式主餐”（"Closed communion"）教会要求信而受洗作为领受主餐的前提，而持“开放式主餐”（"open communion"）观点的教会则不要求。一个相关但略有不同的争论还涉及到信而受洗是否是加入浸信会的先决条件。一些教会坚持这一要求（“封闭式成员观”），而另一些教会则不坚持（“开放式成员观”）。
浸礼会的神学家们对这些涉及到主餐和加入成员资格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辩论。到了19世纪初，特别浸信会成员并没有比一个半世纪前更有共识。但是，海金注意到，17世纪的两份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似乎有意地拒绝回答这两个问题。至少就信仰告白而言，浸信会在这些问题上致力于给予彼此自由。此外，海金指出有两位18世纪的牧师，约翰·科利特·里兰（John Collett Ryland）和丹尼尔·特纳（Daniel Turner），他们的友谊能够证明即便在这些问题上有不同信念，浸信会基督徒们仍然完全能够建立友谊和相互尊重。
《站立在我们中间的蒙爱之人》强调了特别浸礼会成员对待教会、洗礼和主餐教义的严肃性。正如海金所表明的，正是浸信会的教会论决定了他们对洗礼和主餐的性质和必要性的理解。教会是由“有形的圣徒们”组成的团体，而这两项礼仪让自称属于被钉十架又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信徒们有了可见的表达。正因为洗礼和主餐是由教会的主命令要行的，所以它们不是随意的，而是对教会的生活和敬拜至关重要的。福音派可以从这些浸信会成员对待这些教义的认真态度中学到很多东西。
海金还表明，最早的特别浸信会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接近改革宗神学。他们将洗礼和主餐作为蒙恩管道的教义与加尔文和威斯敏斯特标准是一致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加尔文和威斯敏斯特并不认为信徒的孩子在圣经上没有资格接受洗礼这一标志（这种信念源于他们的信念，即孩子的父母如果至少有一方，那么孩子本人自然就是有形教会的成员）。正如海金所表明的那样，特别浸信会成员对“圣礼”一词保持一种矛盾的态度，而加尔文和威斯敏斯特从未接受过这个词。这些特别浸信会的神学和赞美诗表明，他们和他们那些主张婴儿洗礼的弟兄们一样，围着主的餐桌聚会，以通过信心和圣灵的工作与基督相交。
海金对开放式/封闭式主餐争议的讨论突出了浸信会神学中的一种紧张关系。特别浸信会的理解是，新约圣经将洗礼的对象限定为信徒，洗礼的方式为浸礼。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婴儿时期就接受了洗礼，或接受了点水礼（或两者都是），那该怎么办？这样的人可以在特别浸信会的聚会中领主餐吗？一些特别浸信会人士说可以，并呼吁教会的大公性；另一些特别浸信会人士则说不行，他们认为必须接受洗礼（按着圣经的定义）才能领主餐。
重要的是，这场特殊的辩论（以及相应的关于开放/封闭成员资格的辩论）从未在特别浸信会内部得到过解决。他们对洗礼的狭义定义和对教会的大公性这两者之间委身必然带来这一矛盾，而这一矛盾的存在正表明他们在真理上不愿轻易妥协。
不管读者是不是浸信会人士，他都可以从海金的出色研究中获益。特别浸信会人士是所有基督徒认真思考教会论教义和教会敬拜的典范。特别浸信会神学反思的水平如此之高，哪怕读者有不同意见，也会促使他们更准确、更仔细地思考神的话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这本书中所记录的赞美诗歌是信徒应该如何对他们的救赎之主作出感恩反应的典范。
毕竟，好教义是用来祷告和歌唱的。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Meet the Baptist Sacramentali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