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在美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19 世纪，法国思想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访问美国时，本意是考察监狱制度，结果却写出了一本对美国政治生活最具洞察力的分析著作。在他的诸多观察中，有一项观察涉及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托克维尔发现，在法国，公民遇到社会问题，往往会指望政府出面解决；而美国人却不太一样。他们并不等待官方行动，而是倾向于自行组织起来，主动应对问题。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有一种自治的天赋。
托克维尔当年的观察，对今天的非营利组织领域依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格雷格·伯曼（Greg Berman）在《非营利组织的危机：在文化战争中实现领导力》（The Nonprofit Crisis: Leadership Through the Culture Wars）一书中，警告人们注意非营利部门从托克维尔式起点出发所经历的演变（或者说是退化）。不过，这本书谈论的不只是非营利组织本身，也涉及一种与美国共和国一同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传统——自由主义。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指左翼政治立场，而是指对自由本身的追求。有限政府、人民的同意、以及宗教、言论和出版自由，都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承诺。对美国人而言，这些原则往往像鱼之于水一样熟悉，以至于几乎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在这样的体系里，非营利组织扮演着朴素而关键的角色。正因为自由主义政府主动约束权力，民间机构才获得空间，以灵活创新的方式回应社会需求。历史上，这个空间主要由扎根社区的非营利组织填补，其中不少源自地方教会。
然而伯曼这位长期在法院创新中心（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任职的非营利组织高管指出，这一角色正面临危机。作为一名立足于自由主义传统内部的观察者，他注意到，原本广泛存在的社会共识正在瓦解，非营利部门的重心也随之移动。在美国早期历史中，非营利组织属于社会学家威廉·斯沃托斯（William Swatos）所称的社区“生活世界”（lifeworld）。但今天，它们却越来越像政府和大型企业那样的官僚“系统”（system）。这一转变，不仅影响社会，也可能波及教会。
《非营利组织的危机：在文化战争中实现领导力》
格雷格·伯曼（Greg Berman）著
在《非营利组织的危机》一书中，格雷格·伯曼深入剖析了当今非营利部门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并指出，一些组织在激烈的文化战争中已经逐渐迷失了方向。
伯曼本人是一位屡获奖项的非营利组织高管，他认为，如果非营利机构的领导者无法妥善应对种族正义、代际分裂以及政治极化等挑战，那么，美国一些最重要的公共机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公众信任持续下滑的局面。在这个充满张力的时代，伯曼为非营利组织及其关注者指明了一条前行之路。
牛津大学出版社，224 页。
伯曼特别关注非营利领域从业者的代际更迭。非营利事业向来吸引着渴望推动变革、锻炼领导力的年轻人。但他发现，新一代员工越来越不愿因年龄与资历而轻易妥协。
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年轻人希望所在组织能鲜明体现左翼社会政治议程。一位刚毕业入职的非营利机构员工宣称：“刑事司法体系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系统性种族歧视。”（36 页）这种过于简化的视角，往往会滋生对不同意见的排斥，使得人们难以围绕共同目标展开合作。
这种不宽容，在伯曼讲述的一个故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位 90 岁的老妇人，数十年来一直在一家多发性硬化症慈善机构中担任志愿者，却因为对机构材料中使用代词的问题提出疑问而被迫离开。过往数十载的奉献，竟抵不过一个无关文化议题上的“立场不正确”。这个故事或许只是个例，但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些曾经清晰而具体、足以激励人长期投入的组织使命，在某些情况下，正在被更宏大的社会运动所吞没，甚至被其取代。
伯曼最担忧的是，政治正在过度裹挟非营利组织。他认为这种转变不仅会削弱公众支持，更会让组织渐渐忘记自己为何而存在。一旦刻上“左派”或“右派”的标记，它们便会疏远那些真正关心问题本身的专业人士与捐赠者。
伯曼用自己担任法院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时的一段经历，生动说明了这一点。他曾邀请纽约警察局的高层官员来中心进行交流，却遭到部分员工的反对。其中一名员工质问：“为什么法院创新中心要和一个种族主义机构合作？”（ 53 页）在他们看来，给这样的人提供平台本身就是不可接受的。
政治极化带来的问题，在那些无法简单归类为某种意识形态立场的议题上尤为突出。这一点，许多使命导向型机构的从业者想必并不陌生。以近来的加沙冲突为例，它在许多非营利组织内部造成了明显分裂，支持者与员工彼此对立，尤其是在偏左的组织中更是如此。在伯曼看来，一个专注于国内司法改革的组织，竟因千里之外的冲突而分散精力，这本身就反映了某种功能失调。
伯曼也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是一名保守派。他在书中更多讨论的是进步政治对非营利组织的影响，但他同样警惕，保守政治正在以类似的方式，逐步主导另一类非营利机构。问题并不在于哪一边“对”，而在于政治本身正在占据本不属于它的位置。
非营利组织迫于压力而强化政治立场，使它们越来越像政治团体。托克维尔笔下那种自发的、纯粹的民间行动，如今已日渐稀少。曾经依赖会员和小额捐赠的非营利组织，现在越来越受大捐资者和基金会的影响。
正如伯曼所指出的：“许多最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其实并没有庞大的会员基础。”（63 页）结果是，这些机构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专门处理政府无力或无暇应对问题的社会力量。相反，它们反而更深地卷入了政治博弈之中。
这种变化，并不只发生在非营利领域，在新闻业等其他行业中同样清晰可见。人们对具体工作的兴趣正在下降，而对为某一阵营得分的兴趣却不断上升。那些不直接参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工作，其价值感也随之被削弱。
伯曼的分析，实际上呼应了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和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等思想家所倡导的社会政治视角，尽管他并未直接引用这些来源。凯波尔通过强调人生的多个领域，如教会、家庭、艺术、科学和教育，来为政治划定边界，防止它吞噬一切。他警告说，若不加节制，政治会把政府变成一只触手遍布四周的章鱼。
同样，马里旦设想的“政治共同体”（body politic），涵盖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与制度，而国家只是在其上方承担一个相对轻薄的监督角色。这两位基督教思想家——一位新教徒，一位天主教徒——都试图抵御政治的试探，避免它侵入所有社会空间。他们的思想，也为一个更有机、更健康的非营利部门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曾经，由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志愿性领域，是美国社会极为鲜明的特色之一；它一度是美国公共生活的重要资产。如今，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却正在被政治不断侵蚀，其效能也随之衰退。这一变化，对教会而言，或许同样值得警醒。《非营利组织的危机》清楚地提醒我们：当极化政治席卷整个文化时，我们正在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Politics Hijacked Nonprofi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