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维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公元 37—100 年）出身犹太贵族，亲历了那场改变犹太民族命运的犹太人与罗马之战。在加利利向罗马将军韦斯巴芗（Vespasian，后来的罗马皇帝维斯帕先）投降之后，他获准在罗马定居并领取津贴，在那里写下了近五十万字的著作：记述战争经过的《犹太战争》（The Jewish War），讲述自己生平的《自传》（Life），以及分二十卷系统梳理犹太民族历史的《犹太古史记》（Jewish Antiquities）。
对于罗马东部的叙利亚、加利利和犹大地，约瑟夫斯是我们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政治、军事、宗教和日常生活的珍贵记载，若没有他，许多细节恐怕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讲授约瑟夫斯的生平与著作。起初是在世俗大学里，比如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和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如今则是在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然而，费尔菲尔德大学（Fairfield University）宗教学副教授施密特（T. C. Schmidt）所著的《约瑟夫斯与耶稣：关于那位被称为基督者的新证据》（Josephus and Jesus: New Evidence for the One Called Christ），却迫使我重写讲义，它甚至可能改变了我的看法。原来，那段关于耶稣复活的争议性记载，或许真是出自约瑟夫斯本人的手笔。
《约瑟夫斯与耶稣：关于那位被称为基督者的新证据》
T. C. 施密特（T. C. Schmidt）著
本书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关联：拿撒勒人耶稣与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之间存在着非同寻常的联系。约瑟夫斯在公元 93/94 年写下了关于耶稣的记载，学界称之为“弗拉维斯证言”（Testimonium Flavianum）。尽管这是非基督徒对耶稣最早的记述，许多学者却因其中包含疑似偏向基督教的内容，长期以来怀疑其真实性。然而本书不仅有力论证了“弗拉维斯证言”出自约瑟夫斯本人这一观点，并揭示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约瑟夫斯很可能直接接触过那些参与审判耶稣的人。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约瑟夫斯获取的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信息，极有可能相当可靠。在书末，作者详细阐述了约瑟夫斯笔下历史上的耶稣、他所行的神迹以及他的复活。
牛津大学出版社，336 页。
在约瑟夫斯所有著作中，有一个段落被分析、争论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文字。这短短九十个词，甚至在学界拥有专门的名称——“弗拉维斯证言”，意思是弗拉维斯·约瑟夫斯关于耶稣的证言。
这段文字出现在《犹太古史记》第 18 卷。以下是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标准译文。我在其中用括号标出了那些几十年来一直称为“有点可疑”（dodgy）的词句。（这当然不是严格的学术术语，但我一直觉得这个说法挺贴切。）
那时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是个智慧的人，[若说他只是人，也未必恰当]。他行了许多奇妙的事，是乐于接受真理之人的教师。他赢得了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他就是弥赛亚。] 当彼拉多听从我们中间有地位的人控告他，将他判处钉十字架时，那些起初爱他的人并没有不再爱他。[因为第三天他活活地向他们显现，正如神的先知早已预言这些以及无数关于他的奇妙之事。] 至今称为基督徒的那一派人仍未绝迹。
自从 1987 年牛津大学犹太研究教授盖萨·韦尔梅斯（Géza Vermes）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以来，学界对这段文字基本形成共识：约瑟夫斯本人确实写过一段关于耶稣的简短评论，语气平实，甚至可能有点负面；但后来在公元四至六世纪之间，一位抄写约瑟夫斯作品的基督徒文士对其进行了“润色”。
2001 年，剑桥大学的詹姆斯·卡尔顿·佩吉特（James Carleton Paget）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似乎为这一结论画上了句号。那时我正开始在大学讲授这一材料。诚然，也有少数“怪人”（crackpots）坚持整段文字完全真实无误；也有一些网络无神论者断言整段都是捏造。但在我看来，主流学界的折衷观点最为合理。多年来，我也一直这样教导学生。
所以，我最初听说施密特出版了《约瑟夫斯与耶稣》这本书时，心里是怀疑的。这可是几十年来关于这个主题的首本重要著作。我知道这本书经过同行评审，而且还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在韦尔梅斯、卡尔顿·佩吉特（Carleton Paget）、约翰·P. 梅耶尔（John P. Meier）、格雷厄姆·斯坦顿（Graham Stanton）等众多学者都得出大致相同结论之后，我实在难以想象施密特还能提出什么真正新的见解。说实话，我自己也曾发表过几篇关于弗拉维斯证词的文章，立场与这一学术共识相当一致。我自己也发表过几篇附和这一共识的研究文章。
然而，也许我（以及这一共识）都错了。施密特确实做出了新的突破。准确地说，是四项新的突破。这足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整个问题。
在这本书的开头几章，施密特做了一项非常扎实的工作，他把所有包含弗拉维斯的证词段落的手稿都梳理了一遍。约瑟夫斯当年是用希腊文写作的，但他的作品至少有一部分很快就被翻译成了拉丁文，以及叙利亚文、亚美尼亚文和阿拉伯文。和大多数古典学与新约学者不同，施密特在这些语言领域里似乎都能游刃有余。
他分析下来得出的关键结论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证词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在传统的弗拉维斯的证词版本里，“他就是弥赛亚”这个表述，一直被学界视为是关键证据，证明这不可能出自约瑟夫斯这样的非基督徒犹太人之手。段落开头称耶稣为“（不过是）智慧的人”，这倒挺符合约瑟夫斯可能持有的看法，但直接宣称耶稣是弥赛亚，就说不通了。
但施密特发现，这段文字的拉丁语和叙利亚语手稿里，并没有这样明确地宣称“他就是弥赛亚”，而是用了更带保留意味的说法：“他被相信是［拉丁语］／被认为是［叙利亚语］弥赛亚。”
考虑到这些译本年代很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而且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叙利亚语的基督徒抄写者，都不太可能刻意贬低耶稣的地位，因此有理由推断，这才是约瑟夫斯的原话。至于希腊语的抄本传统里，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某个表示“被称为”的动词（也许是legomenos）因为偶然疏忽或者有意改动而遗失了。
施密特还对弗拉维斯证言进行了文体计量分析（stylometry ）。文体计量学是对作者词汇和句法进行数学分析（也就是计算机辅助分析）的方法，能够为作者创建一种“语言指纹”。
这方法不只用在古代文本上。比如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就用同样的技术来验证《小妇人》（Little Women）的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是不是用笔名E. H. 古尔德（E. H. Gould）偷偷写了一系列哥特式故事。他们把 19 世纪的杂志进行数字化处理，用算法识别每个作者的语言指纹，往往就能判断出来。
这和约瑟夫斯有什么关系呢？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凭感觉认为，这段关于耶稣的文字里用了些约瑟夫斯在其他著作里很少见甚至根本没出现过的生僻词。施密特证明，这种直觉其实是错的。
事实是，约瑟夫斯的希腊语词汇量非常大。在他所有的作品里，平均每 87 个词就会出现一个独特的用词。那么，一段 90 个字的文字里出现一个独有用词和几个罕见词，这完全符合他的写作习惯。施密特甚至分析了约瑟夫斯使用“和”“或”“这”这类常见词的频率，结果发现这段弗拉维斯的证词和他近五十万字作品的用词习惯完全吻合。可以说，这段备受争议的文字上，到处都印着约瑟夫斯的“指纹”。
施密特还从希腊语原文的角度，对那段最明显像是基督徒添加的内容给出了新的解读。这段通常翻译成“第三天，他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这里的关键动词是phainō，意思是“显现”。韦尔梅斯、卡尔顿·佩吉特等学者都曾很有道理地指出，像约瑟夫斯这样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是绝不可能说耶稣真的“活生生地显现”的。这听起来像是后来基督徒加上去的。
但是，如果这里的phainō取的是它的另一层含义呢？施密特指出（97 页），从公元前 4 世纪的柏拉图到公元 3 世纪的俄利根（Origen），希腊语文献里有大量例证显示，这个词可以用来表示“某事看起来或似乎是如此（但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
这样一来，意思就完全不同了：约瑟夫斯并不是在宣称耶稣真的复活了，就像前面那句话他并不是在宣称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一样。他只是在用一种不置可否甚至略带怀疑的口吻，陈述耶稣的追随者们“觉得”他活过来了，正如他们“相信”或“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一样。施密特在约瑟夫斯的著作里也找到了这种用法的例证。
比如在《犹太古史记》2 卷 35 节，约瑟夫斯重述圣经里约瑟和他兄弟的故事时写道：兄弟们把血涂在约瑟的衣服上，“这样约瑟在雅各眼里看起来（phainō）就像是被野兽杀死了”。这个例子显然是在表达表面如此、实则不然。施密特认为，关于耶稣的那句话也类似：只是说耶稣的追随者们“觉得”他复活了，应验了他们经上的话。这样的表述就完全说得通了。
几乎所有的当代历史学者，无论其个人信仰如何，基本上都认同一点：耶稣复活是当时基督徒公开宣称的核心信息；同样，当时犹太上层中确实也有人质疑这个说法（参太 28:11-15）。
“在他们看来，他又活了”这种表述，放在约瑟夫斯身上非常合适。用这种不置可否、甚至略带怀疑的语气提及复活，反倒不太可能是后来某位基督徒抄写员加上去的。因为若有人想借约瑟夫之口传达正统教义，绝不会写得如此含糊。
施密特自己重构的“弗拉维斯证言”全文如下，也许相当接近约瑟夫斯的原文：
在那个时期，有一位名叫耶稣的人，是个智慧的人，如果确实可以称他为人的话，因为他行了许多令人惊异的事，是乐于接受真理之人的教师。他赢得了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他被认为是基督。当彼拉多因我们当中首要人物的指控，将他判处钉十字架时，那些起初归附他的人并没有停止效忠。因为在第三日，在他们看来他又活了过来——毕竟神的先知曾预言这些事，以及无数其他关于他的奇妙之事。直到如今，那以他为名、被称为基督徒的一派，仍未消失。（204 页）
单凭前面提到的三方面证据，就已经值得写成著作供学界探讨了。然而，施密特还提出了第四项重要而引人注目的贡献，使整个论证更上一层楼。
我在为《去伪存真》（Undeceptions）播客采访施密特时，他告诉我，原本他只想把这本书写成对弗拉维斯证言手稿与语言问题的重新解读。但有一天，他顺着一条线索越挖越深。他开始追问：公元 40 到 60 年代，约瑟夫斯在犹地和加利利期间，和那些“我们当中的首要人物”到底有什么私交？这部分研究可能是全书最有分量的内容。
我过去经常提醒学生，约瑟夫斯可能确实写过一两句关于耶稣的话，语气或是中性、或是带着怀疑，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信息的来源——是坊间传闻？是基督徒渠道？还是某些官方的非基督徒渠道？施密特可能找到了最合理的答案。他梳理出约瑟夫斯与耶路撒冷精英阶层那张惊人的关系网——这些人恰恰亲身经历了公元 30 年左右对耶稣的审判，以及公元 62 年对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雅各的处决（这件事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记》第 20 卷里有记载）。
施密特的研究显示，约瑟夫斯活动的圈子，正是与这两起事件直接相关的祭司家族。他在战争期间的指挥官，是亚拿努二世（Ananus II，又称“少亚拿努”），正是这位大祭司下令处死了雅各。而亚拿努二世的父亲，是亚拿努一世（Ananus I，又称“老亚拿努”），这位前大祭司正是当年主持审问耶稣的人（在《约翰福音》18:13 中称为亚那，Annas）。老亚拿努的女儿嫁给了该亚法（Caiaphas），也就是福音书中提到的大祭司。因此，亚拿努二世是该亚法的连襟。《路加福音》3:2 和《约翰福音》18:13 都把亚那与该亚法并列，显示他们处在当时祭司体系的权力核心。
约瑟夫斯曾两次称亚拿努二世为“大祭司中的元老”，并提到他在公元 68—69 年去世。照此推算，亚拿努二世去世时大约七八十岁，那么在公元 30 年耶稣受审时，他应该是三四十岁，正值壮年，身居要职。
因此，施密特提出一个合理的推测：亚拿努二世（少亚拿努）甚至可能就是当年那个把耶稣交给彼拉多的公会成员之一。这个说法见仁见智，但施密特另一个观察更有说服力：按照犹太律法，家族必须在家主住处守逾越节。这意味着耶稣被带去受审的那晚（约 18:13），亚拿努二世必然在他父亲家里。施密特据此写道：“少亚拿努肯定亲眼目睹了在他家族宅邸里进行的那部分审讯过程。”（192 页）这个推论我觉得站得住脚。
这番关于祭司家族关系的复杂梳理，最终指向一个结论：当约瑟夫斯在弗拉维斯证言里说耶稣被“我们当中的首要人物”控告时，他依据的很可能不是基督徒的传闻，而是他私交甚密的那些耶路撒冷权贵的亲口讲述。
《约瑟夫斯与耶稣》为学者、牧者以及所有为基督教辩护的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这份古代文献中最富争议段落的机会。读完这本书，我被说服的程度大概有 78%。在澳大利亚，这算是个很高的分数了（不过据我所知，在美国这可能不算什么）。
那剩下的 22%的疑虑来自哪里呢？我在细节问题上仍有一些保留，比如施密特对希腊语词组“paradoxa erga”（意为“令人困惑的事迹”）的讨论，我觉得还有商榷余地。但更主要的原因，其实不是学术层面的，而是一种社会学或心理学上的因素。
毕竟，我整个学术生涯都在努力确保自己关于历史上耶稣的讲授，不偏离主流（世俗）学术界的框架。而施密特的这本书，对弗拉维斯证言这段文字的学界共识，构成了一个重大而严肃的挑战。它未必能彻底说服所有人；但如果我的反应具有某种代表性，它至少能让很多人改变部分看法。想到这里，我或许真的该向我过去的学生们道个歉。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I Might Owe My Students an Apology About Joseph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