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科技的沉迷始于年少。每天在校车上，我盯着手中的那样东西，专注得能将周围的嘈杂喧哗完全屏蔽。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随身携带这个宝贝，只为在做完课堂作业后，能再看上一会儿。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书虫，至今“执迷不悟”。
一说起科技，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智能手机、机器人、宇宙飞船，但书何尝不是一种科技？乔尔·米勒（Joel Miller）曾任托马斯·尼尔森出版社（Thomas Nelson）编辑，他有一个书评博客网站：米勒书评（Miller's Book Review）。米勒在新书《思想机器：书如何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未来》（The Idea Machine: How Books Built Our World and Shape Our Future）中写道：“书本……是塑造现代世界最重要却最被忽视的一个因素。”（第 1 页）即便身处人工智能、太空旅行、医学奇迹层出不穷的时代，米勒依然力挺这一观点。
有孩子的父母都懂：孩子一旦拿到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科技改变的不只是我们能做什么，更是我们怎么看世界。书对人类的影响也是如此。米勒说，书“让我们得以把各种想法堆叠起来，看看它们能否承载新的联想、新的关联”（9 页）。哪怕是人工智能那些玄之又玄的神经网络，其认识论根基也是书打下的。
《思想机器：书如何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未来》
乔尔·米勒（Joel J. Miller）著
书是我们最早的信息技术，也是最持久的一种。它不仅是思想的容器，更是思想的催化剂。书是真正的思考工具。
在《思想机器》中，米勒告诉我们：书是塑造当今世界最关键，却最容易被忽视的力量。而直到今天，书依然在给我们上课。
普罗米修斯出版社（Prometheus），344 页
《思想机器》不只是一封写给书的情书——尽管许多爱书人会乐在其中。这本书属于“大历史”的写作传统。这类作品专门展示某项发明、某个观念或某一时刻如何重塑了世界。有些大历史作品笔调轻松诙谐，比如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改变世界的十颗番茄》（Ten Tomatoes That Changed the World）；有些则意蕴深远，比如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的《重塑世界》（Remaking the World），为我们理解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洞见。
要梳理书写文字的宏观历史，对书的定义就不能局限于“册本”（codex）——即我们现代人心目中那种装订成册的纸页集合。米勒给出了一个更宽泛的定义：书是“一套可以随身携带的思想，它带我们突破肉身局限，超越个人经验、超越记忆、超越时空”（7 页）。按这个定义，我那本翻旧了的路易斯·拉摩（Louis L'Amour）平装小说《鬼魅高台》（The Haunted Mesa）是书，泥板、羊皮卷轴、电子阅读器也都是书。
在米勒看来，书的形式远不如功能重要。作为成品，书让思想跨越时空；而写作过程本身，正如每位作者所知，“催生日益复杂的思想建构”。书既传播思想，更创造思想。那些需要多重论证、细节支撑、例证交织的复杂论述，唯有通过书面形式才能层层堆叠、反复锤炼（40 页）。米勒的判断是对的：没有书，我们今天的哲学、自然科学和神学，大半都无从谈起。
对基督徒而言，书从来不只是一件物品，而是信仰与想象力的器皿。正如大卫·莱尔·杰弗里（David Lyle Jeffrey）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我们是“书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s）。西方文化的根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基督教之上，圣经在世界历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无论是被善用还是被滥用。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书籍文化，正是扎根于基督教的土壤里。
识字读书历来是基督徒关切的大事。从耶稣在会堂里展卷诵读（路 4:16–21），到路德的论纲借印刷机广为传播，书写的文字一直塑造着基督徒的想象世界。早期基督徒甚至把微型册本当作信仰符号佩戴在身上，以便随时随地诵读其中珍贵的内容。帕科缪（Pachomius）创建了第一座共住修道院，他规定：要成为团体的正式成员，必须识字。米勒重访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时刻，却挖掘出不少新鲜细节，其中许多轶事即便是资深读者也未必知晓。
虽然《思想机器》的视野远超基督教文学与文化，但这段历史在全书中占有重要位置。毕竟，册本的兴起或许是基督徒引领而非跟随技术变革的最佳范例。它印证了米勒的一个核心观点：“我们如何发展和获取思想，与思想本身同样重要。”（292 页）这也是贯穿全书的重要主题。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Phaedrus）中，苏格拉底提出书写是危险的。讽刺的是，我们之所以能读到这番论述，恰恰是通过书本。不过，苏格拉底对书写文字的警告确有道理。米勒精准地概括了苏格拉底的告诫：“书能传递知识，却未必使人真正掌握知识。所以读者很容易自以为比实际懂得更多——或者装作懂得更多。”（24 页）
如今网上查资料的方式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学生们（还有许多网上的评论家）往往不读完整篇文章，只用Ctrl+F搜索能支持自己论点的字句。而现在，人工智能连这点搜索功夫都省了，它能直接生成论述，研究者根本不必翻开任何书，更别说仔细研读了。
米勒对书（广义上的书）的未来比我乐观得多。他正确指出人工智能拥有“人类倾尽所有也无法企及”的力量（282 页），并将大语言模型视为“从苏皮卢利乌玛斯图书馆（Suppiluliuma）、亚述巴尼拔图书馆（Ashurbanipal），到亚里士多德藏书室，再到亚历山大港编目员”这一悠久传统的延续（293–294 页）。米勒的愿景令人欣慰，但我没有这么乐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关于印刷品与屏幕差异的警告如今似乎越来越切中时弊。人工智能有可能造就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在《华氏 451 度》（Fahrenheit 451）中描绘的那个世界，只不过用不着消防员动手焚书了。
然而，米勒精准地指出了书能打破现状，并改变世界的力量。它们像一场场冒险，让我们忘记时间；它们也是解放的号角——像 19 世纪那本记录船长被阿拉伯人奴役的《非洲罹难记》（Sufferings in Africa），就曾点燃美国废奴运动的火焰。无论书未来以何种形态存在，它撼动世界的力量永远不会消失。
屏幕争先恐后地抢夺我们的注意力，书只是静静等待。然而，往往正是这些不事张扬的技术最能改变世界。《思想机器》适时地提醒我们：最古老的工具，若善加使用，或许正是最锋利的。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onsider the World That Books Have M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