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今对牧师妻子的种种期待，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角色算是教会里的正式职位吗？圣经里真有这样的设定吗？或许，在那些不允许姊妹担任牧职的教会里，人们对牧师妻子的要求早已变了味，成了填补姊妹无法被按立的替代方案？
贝勒大学历史系教授贝丝·艾莉森·巴尔（Beth Allison Barr）在新书《成为牧师妻子：婚姻如何取代按立成为姊妹事奉之路》（Becoming the Pastor’s Wife: How Marriage Replaced Ordination as a Woman’s Path to Ministry）中，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她以浸信会的发展历程为缩影，穿梭数百年教会历史，汇集大量轶事证据。这本书既试图呈现“女基督徒如何获得这一特殊角色的历史”，同时也揭露了“这种角色背后，许多姊妹付出的沉重代价”（序言 21 页）。
巴尔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其他牧师妻子、女性教会领袖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书中大部分内容聚焦于美南浸信会的姊妹事工，尤其是多萝西·帕特森（Dorothy Patterson）。从 1980 年代美南浸信会保守派复兴运动，到 2018 年她的丈夫被解除西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职务，这几十年里，帕特森对教会姊妹（特别是牧师妻子）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过，由于全书主要讨论美南浸信会的背景，作为非浸信会背景的读者，我虽然能理解巴尔提出的某些担忧，但始终有个疑问：她所批判的这些现象，对我所在的教会和事工环境，真的具有参考价值吗？
美国亚马逊网站这样介绍本书：
《成为牧师妻子：婚姻如何取代按立成为姊妹事奉之路》
贝丝·艾莉森·巴尔（Beth Allison Barr）著
在《成为牧师妻子》一书中，巴尔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学术专长，追溯了牧师妻子角色的历史，展示这一角色如何在保守的新教传统中既帮助又限制了女性。
巴尔研究了女性被按立的衰落与福音派教会中牧师妻子角色兴起之间的联系，追溯了基督教女性领导力在更宏大历史 (古代、中世纪、宗教改革和现代) 中的模式。
布拉索斯出版社（Brazos） 256 页
巴尔的核心观点确实值得深思。她指出：“牧师的工作往往包含了他妻子的无偿劳动。”巴尔并不介意妻子协助丈夫，但问题在于，“让我介怀的是，只因为丈夫是牧师，妻子就应该无条件地协助丈夫的事奉”（93-94 页）。她在书中犀利地写道：
我们把一个圣经从未明确提及的身份，塑造成了当代福音派姊妹最高的事奉呼召，让它取代了其他事工岗位。我们迫使那些本无服事呼召的姊妹，只因丈夫的职分就不得不参与事奉。我们告诉她们：你们进入事工的最佳途径，就是亦步亦趋地追随弟兄。（21 页）
巴尔特别批判了那种“买一送一”般要求牧师妻子参与丈夫事工的现象。她认为，“在面试牧师候选人时，要求其妻子作为丈夫工作的参与者接受考核，这种做法根本不合情理。”（序言 17 页）
然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往往与牧师微薄的薪酬有关——尤其在小型教会中，整个家庭都被裹挟进牧者的职分里。但巴尔没有深入探讨：牧职（特别是新约中“监督” [episkopos] 或“长老”[presbyteros] 的职分）并非普通职业，它伴随着独特的挑战与期待，舍己精神本就是这一职位的应有之义。
正如《路加福音》10:7 和《提摩太前书》5:18 所言：“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教会毕竟不是企业，事工既需要会众的奉献，也要求牧者甘愿投身这份注定要舍己的职业。为什么还有人前赴后继？为什么妻子们会接受这些无偿的期待？在这背后，或许存在着巴尔未尝讨论到的更为崇高的动力。
巴尔带领读者穿梭于意大利的地下墓穴、英格兰的修道院等历史现场，通过米尔伯加（Milburga）、百基拉等的故事，试图证明早期教会姊妹确实担当了独立于弟兄、拥有权柄的事工角色，甚至可能被正式按立。
然而在阅读这些历史考证时，我注意到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对这些古代姊妹事工的描述缺乏统一定义。她们算牧师吗？被按立过吗？本书陷入了定义混乱的困境，但这其实反映了各宗派间长期存在的概念分歧——当我们谈论“职分”“领导力”“事奉”“呼召”时，究竟指什么？你眼中的“主教”，可能就是我理解的“牧师”；你认为的“授职礼”，在我看来就是“按立仪式”。在某些浸信会传统中，“执事”的职责等同于其他宗派的“长老”。至于“使徒”在当今教会中的角色（如果存在的话），更是众说纷纭。
巴尔意识到了定义的重要性，她写道：“如果我们把‘牧养权柄’的定义从‘讲道’转向‘祷告’，那些反对姊妹拥有牧职的论点会怎样？”（20 页）。但她又斩钉截铁地宣称：“古代（包括圣经时代）存在女祭司”（18 页）。问题在于，若严格按英语“priest”对应希伯来文“kohen”（该词在旧约中始终使用阳性形态）的定义，圣经中根本不存在“kohenet”（女祭司）这个职分。巴尔所谓的“女祭司”究竟指哪种圣经职分？
巴尔延续其前作《圣经女性观的塑造》（The Making of Biblical Womanhood）的核心论点，提出中世纪的教宗会议通过两项关键举措边缘化姊妹：将圣餐礼与祭司按立捆绑，并强制实施神职人员独身制。直到四百年后的宗教改革，当马丁·路德等神职人员开始婚配，牧师妻子这一角色才真正诞生——尽管其内涵随着时代文化不断变异。
巴尔指出，20 世纪下半叶，“随着姊妹独立担任有权柄的牧职机会减少，牧师妻子的角色被抬升为多数新教女性最高的事奉呼召”（序言 19 页）。她将现代对牧师妻子这一角色的理解，视为 20 世纪教会对姊妹地位的重新调配，特别是美南浸信会在保守派复兴运动中废除姊妹按立牧职后的结果。但值得玩味的是，巴尔并未正面回应保守派复兴运动坚持圣经权威的初衷，也未论证重新审视姊妹如何能更好地持守圣经真谛。
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当代文化，都无法为教会未来提供现成蓝图。它们固然揭示了过往失败的教训，也展现了对某一性别规范的调整如何意外波及另一性别（比如神职人员独身制的影响）。历史研究能帮我们理解现状的成因，但每一代人都必须回归圣经重新审视与校准，才能获得面向未来的异象。正如那句流传至今的古话：“归正的教会，会不断地归正”（Ecclesia reformata, semper reformanda）。
阅读本书的许多时刻都令人如芒在背。巴尔对互补主义的批判可谓毫不留情，以至于作为持守互补主义立场的读者，我不得不一再为自己那些基于圣经的信念辩护。在她接连的讽刺性抨击下，我甚至怀疑目标读者是否还能将我的信仰立场视为真诚的、出于良知的选择。
这种尖锐的笔调或许源于巴尔与互补主义者交锋的创伤记忆。但如此行文风险在于：可能只会激起和她持同样观点人的共鸣，却无助于促进教会内部的相互理解。
尽管存在争议，巴尔确实揭示了一个所有教会都该反思的现象——包括我们这些持守互补主义的群体：教会是否在无偿榨取牧师妻子的劳动？这种期待是否变相剥夺了其他蒙召姊妹获得事工支持（乃至薪酬）的机会？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巴尔在研究中兼顾了非裔与白人学者的论述。她通过韦普塔诺玛·卡特（Weptanomah Carter）1976 年著作《黑人牧师的妻子：参与丈夫救赎事工》（The Black Minister’s Wife: As a Participant in the Redemptive Ministry of Her Husband）发掘的“教会母亲”（church mothers）传统，为白人福音派提供了宝贵参照。可惜这一模式仍局限于妻子身份，未能回应巴尔对姊妹独立事工角色的关注。
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从来不是姊妹们是否在教会事奉——她们始终都在。问题在于这些事奉是否被认可为受薪的专业事工。”（136 页）当然，在各自教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姊妹同工同样配得工价。但现实是，多数教会连支付一位同工基本薪资都捉襟见肘。因此更深层的问题或许是：我们该如何正确评估并支持那些无偿服事的同工？
即使反对按立姊妹的人，也能从《成为牧师妻子》中获得启发：我们是否充分重视了姊妹领袖不可或缺的贡献？至少，我们总该在圣经允许和示范的范围内，积极发掘她们的恩赐。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Pastor’s W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