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拿单·爱德华兹(1703–1758)对派博牧师的生命与事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提醒我们:即使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也会受困于自身的罪和盲点。爱德华兹一生中曾购买并拥有家庭仆人和农场奴隶,总数可能多达六人。对奴隶交易的参与,暴露了他在属灵上的“盲点”、成熟度上的“空白”、品格上的“缺陷”,以及他确实“搞砸了”的一个“失败”。
但他的失败教导了我们五个功课:
我们父辈和先祖所犯的罪,沉重地压在派博牧师的心头。曾经,他去参观了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郊外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庄园,这是一处庞大的种植园,历史记录中至少有五百名奴隶为其劳作。杰克逊(1767–1845)是一名战争英雄,美国第七任总统,一位富有的奴隶主,也是 1830 年《印第安人迁移法案》的主要推动者——该法案迫使切罗基人、奇卡索人、乔克托人、克里克人和塞米诺尔印第安人从美国东南部各州迁移出去,以便将土地让予白人定居者,其中就包括了派博童年时家乡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州土地。
他说:“我观看了一段关于杰克逊生平和总统任期的 20 分钟纪录片,又阅读了博物馆里的解说牌,然后漫步在庄园的所有庭院、花园和奴隶居住区。那时,我再次沉重地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被夺取的土地上,也建立在被奴役之人的背上——那是从美洲原住民手中夺来的土地,也是由非洲裔奴隶所耕种出来的土地。”
那么,对于我们祖先所犯的种族罪行,我们今天该如何对待?
面对杰克逊的罪,派博牧师作出两种回应:
2014 年,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了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这起事件激发了非裔社群中长期以来积压的愤怒。它唤起了美国历史上一长串伤痛的记忆,包括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时期的种族隔离。这段历史“丑陋、残酷且令人屈辱——那种屈辱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些虐待“已经成为少数族裔身份意识的深层结构:‘我们被仇视,我们被虐待,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遭受不公。’”当然,也有其他声音指出:“‘来吧,我们要是无法走出这种情绪,我们就永远无法前进。’”这句话没有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定这种意识存在的现实,我们需要正视它。白人需要明白:我们从未真正处理过这段历史,而他们(黑人)至今仍挣扎于其中。[3]
也有听众提出了一个更具神学实践性的问题:既然保罗在新约中确实对奴隶和主人的关系设定了伦理规范,那如果我们今天将奴隶制度定性为“罪”,是否会使其他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伦理——例如“互补主义”(男女性别角色的区分)——在将来也失去权威性?答案是:不会。
因为,(1)对于男女角色和关系,无论是在教会里还是家庭中,保罗的教导都牢固地扎根于神的创造秩序(提前 2:12–13)。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保罗从未将奴隶制度视为规范的、理想的、或正确的制度。他从未说过,奴隶制度——无论在他那个时代,或是在人类历史大多数时期,尤其是在美国——应当成为基督徒彼此相处的方式。换句话说,你无需使用渐进式释经法也能清楚看出,保罗并不认为奴隶制度是正当合理的(林前 7:21–23;弗 6:9–10;门 1:16)。[4]
奴隶制是一个破碎的体制,奴役他人是邪恶的。然而,即便如此,神依然在奴役之上掌权。唯有祂能定意使用人的恶,成就祂未来的良善旨意。就如旧约中的约瑟对那些奴役他的哥哥们所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 50:20)。
“约瑟的哥哥们将他卖作奴隶,他们的确犯了罪。”但即使如此,这种伤害并未破坏神美善的计划。约瑟并不是说神后来利用这件事使它转为美善,而是说神出于祂的主权定意要藉此成就美善。约瑟的哥哥们有他们的意图(作恶),神也有祂的旨意(成就善工)。透过这样的恶,神却“为祂的子民带来了拯救,也预备了那日后要藉着‘女人的后裔’所成就的救赎。”所以,是的,神的确临在其中、居上掌权,治理并成就这一切。[5]
“神自有祂的蓝图,神自有祂的计划”。[6] 祂将这计划向我们显明出来,好叫我们能在更广泛、也更个人的层面上说:“即使在人存心作恶的事中——在神的计划里,祂却定意要藉着同一件事成就良善”。[7]
约瑟的见证,恰与黑人灵歌中丰富神学所讲述的“神主权”的故事遥相呼应。“在奴隶制下和南北战争后期的黑人教会中,那些讲道与诗歌的内容几乎从未质疑神在他们苦难生活中的作为”。奴隶制令人难以想象,白人的罪责也清楚无误。“但神呢?祂是拯救者,祂从未被描述为无能为力者——像是问,‘当我们在捆锁之中,神去了哪里?’”相反,“黑人灵歌中充满了对神在历史中主宰的颂赞”。[8]
说到种族进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 2008 年的当选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前进。“如果你告诉 150 年前的棉花种植园主,或 1920 年代的三 K 党成员,甚至告诉我成长年代的美国南方白人(包括我自己):‘未来美国的总统将是一位黑人’——没有人会相信。这件事本身就令人惊叹、非常神奇,即使我们可能在道德或哲学立场上与奥巴马总统存在分歧。1959 年,在我家乡的克雷斯(Kress)五美分/十美分商店,奥巴马总统只因是黑人,当时甚至不能和我喝同一个水龙头的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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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编自发表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138 问: “Slavery and Jonathan Edwards.”
[2] 改编自发表于 2014 年 1 月 3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248 问:“Slavery, Oppression, and America’s Prosperity.”
[3] 改编自发表于 2014 年 9 月 8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424 问:“What Whites Can Learn from Ferguson.”
[4] 改编自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492 问:“Are New Testament Ethics Final or Trajectory-Setting?”
[5] 改编自发表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697 问:“Can God Be Sovereign over All Sin and Still Be Good?”
[6] 改编自发表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1170 问:“God’s Sovereign Plans behind Your Most Unproductive Days.”
[7] 改编自发表于 2019 年 4 月 8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1327 问:“What Is the Sovereignty of God?”
[8] 改编自发表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512 问:“Why So Few African-American Calvinists?”
[9] 改编自发表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331 问:“Civil Rights 50 Years Later.” 关于当中提到的道德分歧,可参见 2013 年 2 月 20 日发布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31 问:“How Do Rape, Incest, and Threat to the Mother’s Life Affect Your Pro-Life Stance?”
译:CP/SG;校:JFX。原文刊载于《派博牧师答疑》(Ask Pastor John)一书英文版 56-59 页:“On slav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