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耶稣的探索经历了至少四个发展阶段，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圣经资料的信任逐渐增加。各个阶段的研究，都以不同方式尝试理解拿撒勒人耶稣的历史形象与我们在圣经中所遇见的耶稣之间的关系。
对历史耶稣的探索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其核心目标都是理解拿撒勒人耶稣的历史形象与圣经中的耶稣之间的关系。第一次探索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当时学者试图区分并描述信仰中的基督与历史上的耶稣。随后出现了所谓的“无探索时期”（No Quest），大约在二十世纪初，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条研究道路收效甚微，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继续在这一领域探索。第二次探索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恩斯特·凯塞曼（Ernst Käsemann）等人尝试将文学研究中的形式批评方法（Form Criticism）应用于历史研究，以推动寻找历史耶稣的工作。第三次探索则在随后的十年逐渐展开，这与死海古卷的发现和出版密切相关。第三次探索的学者们挑战了第二次探索的方法，开始追问：耶稣的言行教导在其所处的文化及神学背景中，会受到怎样的理解？
关于耶稣的公开讨论，历史研究是一个重要部分。它起源于对圣经真实性的怀疑，但在方法上强调必须通过历史学通用的手段进行验证。这些方法的评估有时基于自然主义无神论立场，这种立场从根本上就不认可圣经所记载的活动。对于那些对上帝的作为持开放态度的人而言，寻求确证的过程，有助于与缺乏宗教信仰或心存疑虑的人进行交流。此类探索的历史本身错综复杂，产生了各种关于耶稣的观点，也引发了对其价值的争论。这部分是因为，人们在审视耶稣生平时，评估所依据记载的方式多种多样；同时在考察各种资料来源时，所需权衡的因素也极为复杂。
所谓寻找历史上的耶稣，是因为有人认为教会描绘的耶稣形象被后来形成的教义层层包裹，已经看不出耶稣的本来面目了。于是，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制定了各种标准来挑战教会对耶稣的诠释。这些标准来源于历史学家在确认历史事件或处理耶稣史料问题时常用的研究方法。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对耶稣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挑战教会的信仰宣告。
基督徒和怀疑者都参与到这场讨论中，争论耶稣究竟是谁，我们又该如何认识他。可想而知，这种讨论有时会相当激烈。立场如此不同的耶稣研究者们，能否在不强求对方接受教会全部信条的前提下进行对话？这正是历史耶稣研究想要做到的事情之一。
第一次历史耶稣的探索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末。学者们发现圣经文本存在差异，开始质疑圣经是否只是在记录历史。他们着手区分真实的历史耶稣和所谓的“信仰中的基督”。许多发起者认为后者并非真实的耶稣，而是早期教会的后期建构。最初的讨论源于对圣经中关于耶稣记载的深度怀疑。为了还原一个真正历史性的耶稣，研究往往转向了道德主义的方向，把耶稣看作众多先知中的一位。人们普遍认为，信仰中的基督与历史上的耶稣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距后来被称为“莱辛鸿沟”（Lessing's ditch），因为德国启蒙学者戈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用“鸿沟”这个比喻来形容两种耶稣形象之间的差别——圣经中的耶稣和历史上的耶稣，两者截然不同。
莱辛的目标是还原耶稣本真面貌，剔除后世附加的理念。他声称福音书并没有向我们展示真实的耶稣；必须通过各种基于历史的质疑，从史料中挖掘出真实的耶稣。人们不能再简单地说“圣经如此说”。如果有人这样说，他们的信仰主张往往会被视为天真或不科学。莱辛鸿沟不仅指出了信仰中的基督与历史上的耶稣之间的差距，也在讨论耶稣身份的人群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歧。
有人说我们永远无法跨越莱辛鸿沟。最著名的是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ph Bultmann，1884-1976），他认为我们无法还原耶稣的本来面目（见鲁道夫·布尔特曼《耶稣与道》[Jesus and the Word]）。在他和许多同道看来，用“鸿沟”来形容莱辛所说的差距还太小了，那更像是一道峡谷。他认为，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耶稣，至少在呈现耶稣的福音书资料中找不到。如果要找到耶稣，就必须通过历史重构。
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悲观；许多人试图在信仰中的基督与历史上的耶稣之间架起桥梁。这些“架桥者”认为有办法跨越莱辛鸿沟，并一直在努力寻找出路。并不是所有的怀疑都是负面的，对史料的认真考证可以引出好的问题和新的答案。
这些讨论最早始于 17 世纪末，当时神迹开始受到严重质疑，人们注意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存在差异，并对耶稣的各种宣称提出了问题。当时还没有判断圣经记载中事件的标准，只有对耶稣实际可能做过什么的主观判断。各种各样的耶稣形象促使阿尔伯特·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在 1906 年发表了一部关于这一阶段耶稣研究的著作，批评这些研究过于主观，脱离了耶稣工作的原始犹太背景。他认为，在此之前产生的各种迥异的耶稣形象在方法论上都有缺陷。大多数人都同意施韦策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工作的分析。他的著作和批判标志着历史耶稣探索第一阶段的结束。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初始阶段是最具怀疑精神的。
随后到来的阶段通常被称为“无探索”时期，横跨 20 世纪的前五十年。实际上，这个名称并不准确，因为在那段时期，关于历史耶稣的著述其实非常多。然而，当时缺乏统一的研究方法，也缺少处理这些问题的系统性途径。每位作者依照自己的理解来诠释耶稣，根据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构建耶稣形象。正是这个时期，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提出，我们对历史耶稣几乎一无所知。由于他的影响，有些人将这一时期称为“无探索”时期。在这个时期，许多人认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毫无收获，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继续在这个领域工作。
转机出现在 1953 年。布尔特曼的学生之一恩斯特·凯泽曼此时已成为教授，他提出，我们能够知道的关于耶稣的信息，比他那位著名导师所声称的要多。他主张尝试将后来的希腊文化层面与更早的希伯来/亚兰文传统层面区分开来。同时，他认为研究传统在口耳相传过程中是如何发展的，能够为辨别哪些内容更接近原貌提供线索。这种研究领域被称为形式批判，兴起于 1919 至 1921 年间。该方法认为，故事是通过各种特定的结构（形式）传递的，大多是简短的片段。形式的变化可能会提供线索，帮助区分故事中哪些是原始的，哪些不是。然而，将形式批判用作历史研究工具的做法，始终存在争议。英国学者文森特·泰勒（Vincent Taylor）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指出：形式批判作为分析故事大纲的文学工具虽然很有帮助，但作为历史工具却毫无价值——而新的（或“第二次探索”）耶稣研究学者们恰恰想把它当作历史工具来使用。尽管如此，正是在这个时期，为了给研究提供框架并克服形式批判学所面临的批评，一系列规则开始形成。
这些规则被称为“真实性标准”。其中重要的几条包括：多重佐证、差异性、尴尬性以及连贯性。
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这些标准及其他类似标准的实用性，也在讨论举证责任应该落在哪一方（是先假定真实性还是先假定非真实性，或者对这个问题保持中立）。尽管这些衡量标准存在缺陷，但在历史耶稣的讨论中，研究者仍会频繁使用它们来评估资料来源。因为若没有这类工具，一切判断便只能流于主观臆断。
就在凯泽曼提议重新审视耶稣研究之际，新的考古发现改变了对耶稣所处一世纪宗教环境的认知版图。1947 年至 1956 年间，在死海库姆兰地区发现的一系列古卷（即“死海古卷”）逐渐出土，但出版进程缓慢，全面评估就更加滞后。这批文献来自一个社群，他们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从官方犹太教和圣殿中分离出来，迁居沙漠，等待上帝为他们伸张正义。他们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罗马人在公元 70 年摧毁圣殿的战争中横扫该地。
最终，人们在十一个不同的洞穴中发现了古卷。学者们用字母Q来标注这些古卷，前面加上洞穴编号，后面加上手稿编号，这样就能轻易识别出这些来自昆兰的古代文献。例如，4Q174即指库姆兰 4 号洞穴出土的第 174 号手稿。这些手稿让我们对那个时期的犹太教有了前所未有地了解，而施洗约翰和耶稣也正是在同一地区活动的。这些古卷也开始削弱一个观点，即我们可以轻易地将希腊思想与犹太思想分开——这是第二次探索的一个关键前提。原因是这个分离主义的犹太教派——他们在态度上是反希腊文化的——却有许多原本被认为是希腊文化独有的表达方式。
这意味着，需要找到其他方法来评估关于耶稣的材料。
随着死海古卷的出版，学界清楚地认识到，耶稣时代的犹太教远比以前所认识的更为复杂。我们现在有了更多方法来研究这些古代信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此外，其他更古老的犹太作品也有了更多的英文译本。因此，学者们开始更加重视这些作品如何影响了关于希伯来圣经的讨论。因此，一场新的探索（通常称为“第三次探索”）应运而生，目的是在被称为第二圣殿犹太教（Second Temple Judaism）的背景下理解耶稣。这是耶稣成长过程中所属的犹太教。这个犹太教及其新兴的多元观点——反映在死海发现的古卷和其他古代文献中——构成了耶稣听众的神学背景。
1945 年，在埃及的拿戈玛第（Nag Hammadi）又发现了另一批文献。这些文献虽然包含较晚期的材料，但也出现了其他描述耶稣的文本。这些文献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增加了关于耶稣以及早期几个世纪中其他人如何看待他的讨论。它们对第三次探索的发展通常不是那么重要，但随着探索的进展，这些文献在关于耶稣的思考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它们的发现增加了讨论的复杂性。
这些意义重大的新发现推动了第三次探索。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兴起，尤其是在死海古卷得到越来越多重视之后。到了 80 年代，一些学者开始从第三次探索的视角著述，并挑战第二次探索的研究方法。与第二次探索的学者不同，他们不是从试图剥离福音书文本层开始，而是首先尝试理解耶稣生活的历史背景，以及关于耶稣的材料所反映的整体叙事线的一致性。这意味着研究不仅要注意那些规则，还要注意耶稣的完整呈现是否符合一世纪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一新兴背景。第三次探索的学者开始追问：耶稣的言行在其所处的背景下会如何被理解？它们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研究起点的逆转，也回归了阿尔伯特·施韦泽曾提出的一个前提：若要理解耶稣，必须从他所在的犹太环境及其面对的听众出发。
对历史耶稣的探索至今仍存争议，部分原因在于这项研究本身极为复杂——它试图根据我们已发现的有限史料来重建过去，而学者们在评估这些记载时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标准。随着各次探索的推进，研究方法虽不断演进，但后来的研究趋势是比早期研究更倾向于信任现有资料来源。甚至有学者指出，莱辛鸿沟严重曲解了实际可考证的历史范围。近年来，福音派与非福音派的学者都积极参与这些讨论。一些人主张，《约翰福音》在这些讨论中需要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关注。正如耶稣本人带来的影响一样，关于历史耶稣的讨论继续成为学者们公开讨论耶稣的一部分。它既是学者们辨析史料价值、权衡各方论据的学术实践，也是回应许多人心存疑虑的一种方式。
编注：本文为“简明神学”系列专文之一，本文所表达的所有观点均为作者本人的观点，本文基于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署名-相同方式共享（Attribution-ShareAlike, CC BY-SA 4.0）协议免费提供给公众，允许用户以其它媒体/格式和改编/翻译其中内容，但需要附上原文链接、指出自己所做的修改，并采用同样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Quests for the Historical Jes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