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一部独特的宗教文献集。圣经神学通过探究不同圣经书卷如何共同构建整体神学信息，以及这一整体信息又如何深化我们对每卷书的理解，从而丰富了我们对这部文献集的认识。
圣经神学这一领域既肯定旧约和新约在神学上的一致性，也承认圣经各书卷在内容、体裁和来源上的多样性。圣经神学认为整本圣经是神的启示，并尝试解释这部非凡的宗教文献集如何传递出一个统一的神学信息。针对那些否认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本圣经的单一神学体系的观点，圣经神学学者着重强调圣经救赎历史叙事的连贯性。圣经神学主要通过“应许-实现”和“预表论”等概念来探索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内在联系。
“圣经神学”这一表述具有多种含义。有些现代学者用它来指代对圣经文本的任何神学解读，但从传统意义上讲，“圣经神学”指的是“整本圣经所传达的总体神学含义”。[1]后一种理解预设了组成圣经的各书卷有着足够的统一性，能够共同呈现出一个连贯的神学体系。
我们常常将圣经视为一本书，但它实际上是一部文集，由许多较短的宗教著作汇编而成，这些著作由不同作者用不同语言写成，跨越数世纪，涵盖各种文学体裁。圣经本身的这种特性，为那些主张它具有统一神学观点的人带来了挑战。然而，圣经自身也表明，虽然这些著作出自不同的人类作者之手，但他们都受到神的感动，使得整个著作集拥有源自其神圣作者的权威性与统一性。
作为神学领域的一部分，圣经神学的发展历程可谓跌宕起伏。在 17、18 世纪，圣经神学与教义神学或系统神学紧密相连。当时，学者们通常会将圣经中的神学思想归纳为大约二十四个主题，[2]并从圣经各处搜集相关经文作为佐证，用以阐释每个主题。
从 18 世纪末开始，圣经的学术研究深受一些新思潮的影响，这些思想削弱了关于旧约和新约可以构成统一神学体系的概念。批评者认为，由于圣经各书卷是由不同的人在漫长时期内撰写的，因此它们反映了彼此不兼容的不同神学观点。[3] 从 19 世纪初起，批判学派学者主张，最好将圣经视为一个资料库，展示以色列宗教如何随着几个世纪的时间演变和改变。[4]即使是新约，他们也认为在神学上远非一致。基于这些观点，圣经不可能提供一个单一的、全面的神学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明确：从事圣经神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宣告，即承认圣经作为神启示的话语具有独一权威。当我们按照《提摩太后书》3 章 16 节的教导，认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为“整本圣经具有统一神学”这一观点提供了根本依据。
常有人认为，圣经各卷在体裁和来源上的多样性，使得整本圣经难以形成统一的神学体系。的确，圣经并非出自一位作者之手，其内容也不尽相同。然而，批判性学者甚至对原本连贯的圣经文本进行割裂，以宣扬不同神学观点的存在。那些本可理解为互补关系的内容，往往被误解为相互矛盾或不兼容。
《创世记》的开篇章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一章呈现了神超越万物的形象，祂高居临下地掌管着整个创造；而第二章则强调了神的内在，祂在伊甸园中直接与亚当夏娃互动。神的超越性和内在性反映在两章中对祂的不同称呼：第一章使用了通用的希伯来词“ʾĕlōhîm”（译为“神”），而在《创世记》第二章伊甸园的记述中则使用个人名字“YHWH”（通常译为“耶和华”）。这两章并列在一起，提供了一个互补的上帝形象，突出了祂本性中不同但相容的方面。尽管有人认为《创世记》1-2 章中的两种创造描述体现了相互冲突的神学观点，但《创世记》的作者显然是希望读者将这两段记述视为彼此补充的。将它们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比任何单独叙述都更丰富、更精细的统一神学观。圣经神学的支持者必须时常警惕那种过度简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无法真正体现圣经文本对上帝本性与作为之复杂性的描述。
评估组成圣经的各种书卷时，将圣经比作人体或许会更有帮助。作为一个功能完整的有机体，人体在多样性中展现出统一性。手和眼虽然完全不同，但都是身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一个负责触觉，另一个提供视觉，身体需要两者才能完整。同样地，圣经的神学也因互补的多样性而变得丰富。有时，圣经文本就像时钟中的齿轮，看似朝着相反方向运转。《箴言》强烈暗示义人的行为会得到上帝的奖赏；而《约伯记》则鲜明提醒我们，即使是最为正直的人也可能遭受巨大苦难。表面上，《约伯记》似乎与《箴言》的教导相矛盾，但实际上两书提供的不同视角相互平衡、相得益彰。[5]尽管有人持不同看法，但当我们正确解读时，就会发现圣经确实呈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统一神学体系。
近年来，人们对圣经神学的兴趣不断增长，这源于大家逐渐认识到，圣经神学在帮助基督徒更全面理解圣经是神的话语这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说系统神学是按特定类别组织的圣经真理精华，那么圣经神学则关注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展开的宏大故事，试图解释如何在圣经文学多样性和其记录的历史发展背景下最好地理解圣经。系统神学侧重教义陈述或命题真理，而圣经神学则采用叙事方式，致力于描绘圣经启示的轮廓，揭示神过去如何与人类互动以及将来如何行动的故事。这种叙事方法的优势在于通过展示事物如何随时间发展变化，来解释圣经内部的多样性，从而提供了对救赎历史的理解。[6]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诠释，它预设了圣经中所记录事件的历史真实性。
克里斯·莱特（Chris Wright）在他的著作《宣教中的上帝》（The Mission of God）[7]中强调了圣经作为故事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故事的宇宙”中。我们讲述的故事塑造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真理通过故事传递。然而，故事远不止是冰冷的事实堆砌，它们触动我们的情感，塑造我们的想象力，甚至能影响我们的行为。因此，圣经中大部分内容以故事形式呈现，而整本圣经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与上帝关系的宏大叙事，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重要的是，这一宏大叙事建立了基督教世界观，回应了一些根本性问题：我们在哪里？我们是谁？哪里出了错？如何解决问题？[8]
许多学者认识到圣经神学的叙事维度，他们试图找出能够有意义地将圣经文本串联起来的适当主题。一些人主张存在一个统一的、贯穿始终的主题，[9]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承认多个并行主题的存在。[10]鉴于圣经故事的多主题性质，不少学者就支持圣经神学统一性的特定主题著书立说，但他们并不认为任何单一主题应凌驾于其他所有主题之上。[11]
每个故事都有开端。《创世记》的开篇章节为我们铺陈了背景，描述了神在创世时建立的神人关系是如何破裂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悖逆神的行为，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那条与神为敌的神秘之蛇蛊惑了他们，人类未能行使治理权柄，反倒听信受造物而非造物主。因为悖逆了神，他们与那挑起叛乱的蛇一同受了审判。神带着意味深长的反讽，宣告那条蛇（它在其他经卷中被称为魔鬼或撒但）终将被女人的后裔击败（创 3:15）。这个庄严的应许标志着一个故事的开始，《创世记》追溯了一条独特的后裔血脉，最终指向那位击打蛇头的人。
随着夏娃后裔谱系的展开，神接连赐下更多应许，让人期待将来会有一位独特的君王，他将成为上帝祝福万国的中保。从《创世记》到《撒母耳记》的叙事，将这些应许与大卫王朝紧密相连。最终，这些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完全应验了[12]。如此看来，旧约和新约正是通过“应许-实现”这一主题紧密相连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圣经的整体叙事还具有一种预表性。高伟勋（Graeme Goldsworthy）在他的著作《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神学：释经学基础与原则》（Christ-Centered Biblical Theology: Hermeneutical Foundations and Principles）[13]中，对这一宏大叙事的预表性做了精辟的阐释。高伟勋认为，圣经历史始于创造，而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悲剧发生之后，历史又因神呼召亚伯拉罕并与祂立约而迎来新的开端。这一圣约奠定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奴役的基础，也使得这群蒙救赎的子民必须遵守神借摩西在西奈山所颁布的约法。继而，这圣约也赋予以色列人责任——当神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使他们得地为业，并为他们兴起君王、确立锡安和圣殿作为神临在子民中的核心时，他们必须忠于他们的神。
尤为重要的是，高伟勋指出，从创世到耶路撒冷圣殿建成的整个历程，为先知们的末世盼望提供了预表模式。先知期待一场新的出埃及，最终将引领神的子民进入一个超然的、全新的耶路撒冷，与神同住。基于此，高伟勋认为，被掳归回后的经文表明，公元前 6 世纪末从巴比伦的回归，并未实现先知所期待的终极救赎。先知的预言指向一位独特的大卫后裔君王，他将代表神施行统治，成为“第二个亚当”。这位君王最终将统管万国，实现神的救赎计划。而这一切将在新天新地的创造中达到高潮——神要与来自万国的蒙赎之人同住。
高伟勋的预表性解读，帮助圣经读者看到：神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定居的历史事件，如何预表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更大救恩。《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运用这种预表方法，将耶稣所立的新约与西奈山的旧约进行对比。他特别强调，耶稣是比利未支派的大祭司更美的祭司，因为耶稣进入了天上的圣所，而地上的帐幕不过是这圣所的“形状和影像”（来 8:1-13）。
圣经神学研究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它更像是一种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作为神默示之道的本质。作为神所默示的话语，圣经中的真理需要通过整体性的视角来把握。圣经神学让我们得以窥见神救赎计划的宏大图景，理解那些贯穿新旧约的核心主题。它帮助我们看清这个救赎故事是如何层层推进的：从旧约中借着圣约传递的应许，到新约中这些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完全实现。同时，旧约中那些看似独立的历史事件和制度，实际上都是指向后来救恩成就的预表和影子。
圣经神学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圣经每一部分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共同构建这个宏大叙事，同时这个整体叙事又如何反过来照亮我们对每一部分经文的理解。当我们真正把握这种双向互动时，圣经神学就自然呈现出以基督为中心的鲜明特质。
1 布莱恩·S. 罗斯纳（Brian S. Rosner），“圣经神学”，载于《新圣经神学词典》（The New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T. 德斯蒙德·亚历山大（T. Desmond Alexander）和B. S. 罗斯纳（B. S. Rosner）编，(莱斯特：美国校园团契出版社，2000年)，第 3 页。
2 亨利库斯·狄斯特（Henricus à Diest）于 1644 年出版了一部题为《圣经神学》（Theologia biblica） （德文特：约翰·詹松 [Ioannem Janssonium] ，1644 年）的著作，其中他将圣经经文集按 23 个教义主题进行了编排。
3 甚至某些经卷本身可能就是由反映不同上帝观的前期文献编纂而成。
4 例如，根据格奥尔格·L. 鲍尔（Georg L. Bauer）的《旧约神学；或从最早时期到基督教时代开始的古希伯来人宗教观点的圣经概述》(The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or, a Biblical Sketch of the Religious Opinions of the Ancient Hebrew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Era）（伦敦：查尔斯·福克斯出版社，1838 年），亚伯拉罕时期，上帝只是家族神祇中的一位；到摩西时代，这位列祖之神被擢升为国家之神；而后先知与智者进一步将这种国家神的信仰发展为独一神论，确信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
5 不过，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箴言》与《约伯记》之间的对立。《箴言》本身就有不少经文表明，义人未必比恶人获得更多物质财富（参见箴 19:1，28:6、11，30:8-9）。
6 相关研究可参阅：高伟勋（Graeme Goldsworthy）《认识圣经神学：圣经重要主题的溯源之旅》(According to Plan: The Unfolding Revelation of God in the Bible)（莱斯特：美国校园团契出版社，1991 年），中译本由校园出版社出版；威廉·范格默伦（Willem A. VanGemeren）《救赎进程：从创世到新耶路撒冷的救赎故事》（The Progress of Redemption: From Creation to the New Jerusalem ）（卡莱尔：帕特诺斯特出版社，1995 年），中译本由华神出版。
7 克里斯·J. H. 莱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宣教中的上帝：颠覆世界的宣教释经学》(The Mission of God: Unlocking the Bible's Grand Narrative)（诺丁汉：美国校园团契出版社，2006 年）。类似的方法，参见沃恩·罗伯茨（Vaughan Roberts），《上帝的蓝图：追踪圣经的故事线》(God's Big Picture: Tracing the Story-Line of the Bible)（莱斯特：美国校园团契出版社，2003年）；克雷格·G. 巴塞洛缪（Craig G. Bartholomew）和迈克尔·W·戈恩（Michael W. Goheen），《圣经戏剧——找寻我们在圣经故事中的角色》(The Drama of Scripture: Finding Our Place in the Biblical Story)（密歇根大急流城：贝克学术出版社，2004 年）。
8 莱特，《宣教中的上帝：颠覆世界的宣教释经学》，55 页；参见赖特（N. T. Wright），《新约与神的子民》(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第一卷：基督教起源与关于神的问题，（Christian Origins and the Question of God）（伦敦：SPCK出版社，1993 年）。
9 例如：赖特，《宣教中的上帝：颠覆世界的宣教释经学》；詹姆斯·M. 汉密尔顿（James M. Hamilton），《审判、救恩、神的荣耀：汉密尔顿圣经神学 》（God's Glory in Salvation through Judgment: A Biblical Theology）（惠顿：十架路出版社，2010年）；彼得·约翰·根特里（Peter John Gentry）和史蒂芬·J. 魏伦（Stephen J. Wellum），《透过圣约而临的国度：通过诸约理解圣经神学》（Kingdom through Covenant: A Biblical-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venants）（惠顿：十架路出版社，2012 年）；J. 斯科特·杜瓦尔（J. Scott Duvall）和J. 丹尼尔·海斯（J. Daniel Hays），《神的关系性同在：圣经神学的凝聚中心》（God's Relational Presence: The Cohesive Center of Biblical Theology）（大急流城：贝克学术出版社，2019 年）。
10 例如：查尔斯·H. H. 斯科比(Charles H. H. Scobie)，《我们神的道路：圣经神学方法》（The Ways of Our God: An Approach to Biblical Theology）（大急流城/剑桥：厄德曼斯出版社，2003 年）；斯科特·J. 哈菲曼（Scott J. Hafemann）和保罗·R. 豪斯（Paul R. House）编，《圣经神学的中心主题：多样性中的统一性》（Central Themes in Biblical Theology: Mapping Unity in Diversity）（大急流城：贝克学术出版社，2007年）；T. 德斯蒙德·亚历山大，《圣经神学导论-从伊甸到新耶路撒冷》（From Eden to the New Jerusalem: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Theology）（大急流城：克雷格尔出版社，2009 年）。
11 例如：毕尔（Gregory K. Beale），《圣殿与教会的使命：上帝居所的圣经神学，圣经神学新研究》（The Temple and the Church's Mission: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Dwelling Place of God, New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莱斯特：阿波罗斯出版社，2004 年）；理查德·M. 戴维森（Richard M. Davidson），《耶和华的火焰：旧约中的性》（Flame of Yahweh: Sexuality in the Old Testament）（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2007 年）；托马斯·R. 施赖纳（Thomas R. Schreiner），《荣美之王：旧约和新约的圣经神学》（The King in His Beauty: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大急流城：贝克出版社，2013 年）；托马斯·R. 施赖纳（Thomas R. Schreiner），《圣约与神对世界的计划，圣经神学简明研究》（Covenant and God's Purpose for the World, Short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惠顿：十架路出版社，2017 年）；T. 德斯蒙德·亚历山大，《上帝之城与创造的目标》（The City of God and the Goal of Creation）（惠顿：十架路出版社，2018 年）。
12 参见TGC关于弥赛亚盼望的文章。
13 诺丁汉：阿波罗斯出版社，2012 年。
《新圣经神学词典》由T. 德斯蒙德·亚历山大和布莱恩·S. 罗斯纳合编。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一系列探讨圣经神学不同方面的文章；对圣经各卷的调查，注明其独特贡献；一系列考察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的文章。
关于有助于我们理解圣经神学的主题研究，请参阅由卡森（D. A. Carson）编辑的《圣经神学新研究》(New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系列，由美国校园团契/阿波罗斯出版社出版。
入门级读物，可参阅由戴恩·奥特伦（Dane C. Ortlund）和迈尔斯·V. 范佩尔特（Miles V. Van Pelt）编辑的《圣经神学简明研究》（Short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系列，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
关于圣经神学相关书籍的带注释书目，请参见《NIV圣经神学研读版——圣经神学 101 本书：带注释书目》(NIV Biblical Theology Study Bible––101 Books in Biblical Theolog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编注：本文为“简明神学”系列专文之一，本文所表达的所有观点均为作者本人的观点，本文基于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署名-相同方式共享（Attribution-ShareAlike, CC BY-SA 4.0）协议免费提供给公众，允许用户以其它媒体/格式和改编/翻译其中内容，但需要附上原文链接、指出自己所做的修改，并采用同样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Biblical Th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