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无神论知识分子可以教会我们什么?
2019-01-09
| Sarah Eekhoff Zylstra

上个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站在了基督教大学联盟(CCCU)大会的讲台上。他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社会心理学教授,血统上是犹太人,政治上属于左派,信仰上划为无神论。他站在台上,面对1,200名大学高层说:“我生来就是要反对你们的事工。”

“当我实行了犹太成人礼(译注:在犹太教中,男性在13岁成人,之后自己承担责任,并可以参与犹太社区生活的所有领域,通常在男性13岁生日后的第一个安息日举行)后的两年不到,我开始称自己为无神论者。我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无神论者,而是那种视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为首要敌人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基督徒相信创造论,而我们科学家们相信进化。”

海特说:“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并不是该信基督教了——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对基督教的敌对减弱了。”

“我在弗吉尼亚大学(UVA)获得了我的第一个教职”,他告诉CCCU。UVA是一个全国招生的大学,但是更多的学生来自于美国的西部和南部(译注:基督教影响深厚的地区,就是所谓的“圣经地带”)。“我在纽约长大,读的是常春藤大学,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福音派基督徒,”海特如此说。(他在耶鲁大学读的本科,UVA拿的博士学位,又去了芝加哥大学做的博士后。)“当然,那些福音派基督徒一直存在的,但是他们在UVA进入了我的生活。”

海特的基督徒学生们“散发出甜美的友善,他们让我看到了某种温暖、柔和与谦卑,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他说:“这真的很棒。”

因为课程的需要,他需要走访一些“道德共同体”,于是就去了一些福音派的教会,在那里他体会到了类似的“温暖、包容与爱”。“这很美,触及我的内心。当你的心被打开的时候,你的思想也打开了。”

作为一个研究“道德”的学者,海特也被《圣经》所打动(“《圣经》汇集了有史以来最丰富的关乎内心的智慧”)。同样,基督徒的行为也震撼了他(“美国的宗教保守主义者们……相比世俗美国人在时间和金钱的奉献上要更加慷慨”)。

“我开始意识到,科学领域一度……完全低估并且误解了宗教。”

海特的开场白让全场为之动容,但是他被邀请来演讲的缘由是他的学术成就。海特在公共领域获奖无数——2012年《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提名他为“全球100位杰出思想家”,2013年,英国的《前景》(Prospect Magazine)杂志,提名他为“世界前30位思想家”。

从研究生时期开始,他就致力于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2006年,写了《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在远古智慧中寻求当代真理)》(Happiness Hypothesis: Finding Modern Truth in Ancient Wisdom);2012年,他写了《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ERLC,美南浸信会的公共政策部门)主席罗素·摩尔曾经发推特评价《正义之心》一书为“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这吸引了CCCU的注意力。

海特书中的诠释是革命性的,同时也不难发现他在其中的想法。

这本书包含了三个部分:首先,海特认为人们大多数的决定都是按照他们的情绪而非逻辑(译注:书中标题为“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其次,他认为政治上的保守派在道德方面的理论依据比自由主义者多一倍。最后,他解释了所谓的“蜂巢心态”,也被称为“人类在群体中的最佳行为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宗教——让人彼此委身的首要手段——对于社会是有价值的。海特这么写道)

因此,海特解释道,政治上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可以不管对方,自说自话,并且各自都对对方的“不道德”大跌眼镜。

《正义之心》当年获得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六名,几乎人人都给出了高分点评。“自由主义者们喜欢这本书!”这本书的网站上宣布,并且附加了32段书评。“保守主义者们喜欢!自由主义者喜欢!英国右翼喜欢!左翼也喜欢!无党派者喜欢!科学家们喜欢!有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们…对本书有兴趣!”

这是事实,基督徒们对海特的观点比较慢热。

福音联盟的主编柯林·汉森这么评价:“对于福音派基督徒来说,约拿单·海特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启发。事实上,他是一个世俗的犹太人,政治上试图中立,但无疑偏向自由派一点。但是对于我而言,他的信息恰逢其时”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近年来美国党派之争愈演愈烈。看起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仅仅引起了这样的分歧,更在煽风点火。在许多价值观问题上,两党的分歧越来越大——政府在商业上的策略,社会福利,商业利润,种族问题,移民问题,同性恋合法化,环境政策以及军事力量——这些问题在2016年(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年份)前就早已存在。

而新总统带来的变化,使政治变得越来越充满火药味。两个党派中将近半数(民主党 44%,共和党 45%)看对方党派很不顺眼,根据皮尤的报告,相比1990年(译者注:老布什在任期间)这个数字太夸张了。

2016年大选让媒体把焦点放在了把民众撕裂的分歧上,媒体同样也注意到了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内部的分歧。有很多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同时也有很多基督徒领袖公开地批评特朗普。

汉森说:“过去十年间,我们看到教会内部的分歧,政治保守派内部的分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不用说,在党派之间和神学流派之间的争端了。”

他表示,“海特的视角对于观察这些分歧的人来说,是一个礼物。”

“在改革宗传统中,我们认为所有的真理都是从神而来,并且我们相信,即便是没有重生的人,也能够通过普遍恩典获得一些真理。”韩森说,“我认为这适用于海特。”

“海特跨越多种学科,互相交织的做了他的研究,从生物学到心理学。为的是给出一个令人信服并且整全的视角。他的研究把人的本性向我展现。”这是惠顿学院政治学教授艾米·布莱克的评价。

“救赎主城市到城市”事工主席、福音联盟副总裁提摩太·凯勒说:“无论是无宗教者还是宗教信徒,都应该读一读海特的作品。他是一位无宗教信仰的思想家,但是他对宗教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于信仰之于社会的重要性,他给予了一个公正的评价。”

混乱的情感

海特对宗教观点的改变,不仅仅是因为接触了几个福音派学生。

在90年代初期,海特拿了傅尔布莱特奖学(Fulbright fellowship)在印度呆了三个月,观察妇女们如何在沉默中服侍男人——那是一个性别歧视、种姓隔离、虔诚信教的社会。作为一个29岁的自由主义无神论者,他面对这样的文化非常挣扎,不过这样的挣扎只持续了几周时间。“我喜欢那些接待我,帮助我,教导我的人们”他在《正义之心》中写道,“无论我身处何方,人们都对我非常好。每当你与人为善的时候,接受对方的观点就变得容易了。”

海特开始对印度文化中对真实的解读持开放态度——在他们的文化中,男性并没有欺压无助的女性,而是彼此依赖的家庭成员;在他们的文化中,“尊重长辈,善待客人,保护下属,恪尽职守,这一切”——这些因素相比独立个体的自立平等要重要得多。

在这里,海特诠释了他自己“象与骑象人”的比喻——他在《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一书中首先使用了这个比喻。如果我们的情绪是那头大象,那么我们的理性就是那个骑象人。大多数的决定都是非理性的条件反射,我们的直觉和大象一样强势且笨重。而我们的理性呢,总是姗姗来迟,为我们的决定做出合理的解释,骑象人必须做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够让它调转方向。

海特不是第一个提出“情感压制理性”的人。

“我发现在海特的作品中,有许多可以与我们所熟悉的福音书产生共鸣的地方,尤其是耶稣如何与人相处,或者是保罗对意愿和情感的理解,”韩森说,“首先,人不是理性的,我们不是通过说理来压倒对手的,我们的驱动力来自我们的情绪、激情、情形,最终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本能”

韩森继续说:“这些本能被我们的经验、处境、族群以及我们的对立群体和归属群体决定。所以,当你开始教牧辅导或福音性对话,抑或开始为信仰争辩时,要是你认为我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在理性思辨的战斗中打败对方——那么你多半是赢不了的”

但是,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政治圈中,人们总是在不懈的尝试。因为在情感上服软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这是启蒙运动和对科学理性高估的结果。

用海特的话来说,“这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惠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克里斯丁·加特说:“海特他们改变了理论框架。”《正义之心》一书的出版,间接导致了这位教授把她的研究方向转向了道德与政治,并且在惠顿学院(一所基督教文理大学)开设了关于海特的课程。

克里斯丁教授试图让她的学生意识到,基督徒应该换一种方式去辩论——并非刻意的操纵,而是更有策略性。她说:“同样在辩一个事情,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带来更多的光明。”(比如说,若要让一个孕妇别堕胎,与其讲一堆大道理,不如直接给看孩子的B超照片)

“我们也应该想想,自己的思考方式是如何被塑造的,道德习惯是如何被建立的,因为我们内心产生的直觉很重要,”她说,“我们不仅应该知道理性和思辨的重要性,也应该知道更深的东西——我们的肺腑心肠,良心的直觉。”

加特是这么做的:在她的家中、办公室到处可见圣经经文的张贴,她非常注意她听的音乐,祷告的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塑造自己的情感。

但是,当我们(基督徒)面对难关时,凭本能做出的道德判断,常常与常人无异。

道德的基础

海特在书中写道:“对正义的痴迷是人的正常状态。”他对CCCU说:“人类朝着宗教的方向进化。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形状的空洞(需要填补)。”

奥古斯丁的宣告,从一位无神论学者口中说出来,是惊人的。

“如果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形状的洞,我不管这个洞怎么出来的,我们需要关心怎么填上这个洞。”海特对CCCU说,“如果你们通过一个看重服侍、有得体礼仪、承担责任、关心家庭、关系彼此的群体来填补这个洞……我觉得对于个人、群体乃至国家而言,那也不错。”

他提到了他的道德基础理论——或者说,他认为超越时间、文化的六种共通价值:

  • 关爱/伤害(我们会去帮助那些受伤的人,惩罚那些残忍的人。)
  • 公平/欺骗(我们倾向于和那些不会利用我们的人一起工作,躲开骗子。)
  • 自由/压迫(我们非常的敏感,而且不喜欢,霸凌或独裁)(译者注:这一点在《正义之心》中并未提及)
  • 忠诚/背叛(我们会奖励那些可靠的人,对于背叛者我们会避开或反击)
  • 权威/颠覆(我们通过建立社会等级次序来维护秩序)
  • 圣洁/堕落(我们会使用一些物品——好比说,十字架或圣餐杯——这杯海特称为“非理性的高价值”,带来群体性的盲目)

通过许多的调研,海特发现政治上的自由派大多对后三点不太接受。

哪怕在自由、保守两派都会举双手同意的前两点上,双方的诠释也存在分歧。双方都重视“关爱”,但是他们在“伤害”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们应该专注于改造罪犯呢还是保护受害者?)。堕胎的问题更是带来分歧——大的还是小的?妈妈和孩子谁更重要?两派都认可“公平”,但是自由派更关注资源本身被平等分配,而保守派则认为获得资源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译注:举个美国医疗的例子。自由派认为,人人都应该平等拥有医疗资源,主张全民免费医疗,这就是公平;保守派认为,医疗资源应该通过购买获得,而定价应该公平。)

无怪乎人们会觉得左派和右派总是鸡同鸭讲。

汉森说:“美国政坛简直就是为了让左右两派自义的互撕搭建的战场,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记得,基督徒不是唯一有道德感的群体。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邻舍觉得我们不道德,就认定他们是不道德的。”

最近掀起的“我也是”(#MeToo)运动是一个清晰的标志:我们的文化并没有渐渐道德缺失,而是侧重点不同了,韩森说:“海特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满足于接触一两个我们自己关心的道德领域。我们应该更深的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在别人的视野里有许多我们不闻不问,甚至表现出反对的领域。”

“作为基督徒,这就意味着义无反顾的通过《圣经》,360度无死角的认识那位拥有完美道德的神-人,耶稣基督,”韩森在他2015年所著的《盲点:成为一个勇敢,怜悯并委身教会的基督徒》提到这一点。这本书的写成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因为海特的启发。

布莱克说,海特的反思中提到了礼仪的重要性。这对于基督的跟随者来说至关重要:“面对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我们不需要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们需要认真的尊重这些人的源头。”

但是友好的聆听彼此,虽然有帮助,但是并不能解决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问题。因为他们并不简单地为自己的价值观而战,他们还在为自己的族群而战。

为了社群被造

“蜂巢(生活在群体中)的开启非常自然,极为简单且富有乐趣,”——海特,《正义之心》。

但是划出界限一方面建立的包容,一方面建立了排斥——成为一些人的挚友意味着和另外一些人的疏远,加入一间教会意味着你不能成为其他教会的成员,住在一个国家意味着你无法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多重国际除外)。

当我们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时候,这是我们本能的反应——是我们的大象——我们总是倾向于我们自己的社群,远离其他的。所以当一个政治问题或神学问题产生的时候——比方说,环境问题,移民问题或婴儿洗礼问题——我们通常第一反应就是认同自己所在“部落”的意见,并且迅速把这个想法合理化。(亚伦·雅各布在他的新书《如何思考:不确定世界生存指南》中提到了这一点)

韩森说:“这对我的帮助很大——尤其是在面对眼前的政局乱象时——让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在个人品行、政治立场或优先顺序上改变想法了。人们并非基于知识确信的理性主义行动者,事实上他们拥有深远的族群本能。这一本能本质上就是二元论——通过责难他人而建立自身的美德和公义。”

这一信息引起了拜欧拉大学校长巴里·科瑞(Barry Corey)的注意。若干年来,他和其他CCCU的领袖们都致力于一场运动——他们向加州立法机构提出,有信仰背景的大学不应该被强行改变他们在性别身份方面的立场。比如寝室安排应该按照生理性别区分(译者注:而不是心理性别)或婚姻应该是建立于一男一女之间的标准。科瑞说:“我们在加州经历了许多事,我意识到自己应该与我们圈外的意见领袖们花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并且如何做得更好”

其中一位是艾文·楼(Evan Low),他是州议会LGBT(同性恋等)小组的主席。“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科瑞问艾文。“我们不会改变基本立场,但是我们在过程上犯了很多错误。怎么才能做得更好呢?”

这两位彼此互访了若干次,甚至在华盛顿邮报上有一小篇文章,提到了他俩之间不太可能建立的友谊。

海特也是一个呼吁者,科瑞说。(他们两位一年前见过一次面,那是海特第一次和一位基督教组织的老大促膝。)“他的研究表明,宗教组织并非生产了一批迷信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社会是有好处的。从教会里走出来的人们,向社会输出的是好东西。”

海特“渐渐成为了我们国家的公众知识分子”,科瑞说到,“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知识分子……虽然看着不像,但他是伟大的友军”

做个桥梁

CCCU的主席雪梨·霍格斯塔也期待海特能够起到桥梁的作用。

有一些基督徒会说:“嘿,基督教高等教育对于民主党而言,是很有价值的。”(译注:民主党反对基督教教育,推行公立自由主义教育,因而基督徒会用这样的言论,力求保住基督教大学)

当有基督徒这么说:“我研究了许多基督徒圈外的观点,得出了客观的结论。我相信基督教高等教育——或者是宗教背景的高等教育——对于整个社会是有贡献和价值的。”这和之前的论调,就会大不一样了。

当她问海特,是否愿意在这个大会上发言时,他表示非常愿意。

“他问我,’我能怎样帮助你们呢?’”她说。

于是她让海特教导基督教大学的领袖们如何更好的与自己圈外的人士沟通,就像科瑞做的尝试那样。

霍格斯塔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的去践行大使命和大诫命,我们就必须用最好的工具装备自己。我们需要向那些有思想深度的非基督学者请教,认识他们是如何理解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沟通者。”


译:何之是;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An Unlikely Ally’: What a Secular Atheist Is Teaching Christian Leaders

Sarah Eekhoff Zylstra(沙拉·茨尔察)是福音联盟的资深作家,于西北大学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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