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默默无闻的荷兰历史学家如何帮助我明白当下
2020-05-08
| Bruce Ashford

编注:就像C. S.路易斯(C. S. Lewis)所建议的那样,我们要帮助我们的读者“让这几个世纪以来干净的海风吹过我们的心”(出自On the Incarnation: Saint Athanasius with an introduction——译注)。也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接下来要审视一些可能被遗忘、但是依然和现今的教会相关,并且能帮助今日基督徒的经典著作


作为一个美国基督徒,我非常清楚明白自己正身处一个走向世俗化的国家。当说到世俗化的时候,我并不是指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无神论者或是不可知论者; 也不是说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将他们的信仰带入到公开的讨论中。相反,我的意思正如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基督教已经不再是每个人的默认立场,基督信仰需要与许多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激烈竞争、此消彼长。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上人们缺乏合一,争论越发增多。此外,历史性的和合乎圣经的基督教越来越被看做是难以置信、不可想象,甚至是应当受谴责的。凡不抛弃这些传统信条的基督徒们会被认为或是愚昧,或是邪恶,或两者皆是。这伴随着基督教从公共场所被涂抹掉的重大社会变革,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并且很少有人能够像19世纪荷兰历史学家葛瑞恩(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 1801-1876)那样,去帮助我认识我们现在的处境。

不信与革命

在本文中,我会着重介绍葛瑞恩被人遗忘的经典著作:《不信与革命》(Unbelief and Revolution),最近莱克斯汉姆出版社(Lexham Press, 2018)出版了新的英文版本。葛瑞恩曾担任过荷兰联合王国威廉一世国王的内阁秘书长,之后成为档案馆长、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报刊发行人和编辑。此书根据他在许多星期六的晚上在自己家中向一群朋友或熟人开设的讲座整编和删减而来。

葛瑞恩的这些讲话发表于1840年代,那段时间正值政治混乱席卷欧洲。他特别担忧革命思想从法国大革命渗透到荷兰社会中,也担忧神学贫乏的荷兰教会采用了理性主义或神秘主义的解经法,并忽略或拒绝古旧的教义和信条。

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危险

葛瑞恩的观点是法国大革命不应当被视为是一场过去年代的失败政治项目。相反,葛瑞恩申辩道,这场大革命通过它危险的思想仍旧活着,会持续造成西方在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层面上的震荡,并周而复始地上演革命。大革命的精神将人取代神,将个人自我理性取代神圣启示、将普遍的自我认定的道德取代了超越性道德。

考虑到大革命将神、启示和超越性的道德排挤到一边,它期望以社会一致为基础来确立道德和社会的秩序,并以当权者的意见为基础来决定“正义”的概念。为了回应,《不信与革命》呼吁恢复:欧洲社会应当回到这个认知里——道德律的设定和创造秩序有关,政治权力是由神命定的,法律和正义是根植于一个由神设立的客观道德律,以及真理是客观的并根植在上帝对他自己的启示里。 

葛瑞恩辩论到,若欧洲社会不回归到他们的基督教根基, 他们必将经历由他们不信而带来的后果。那些革命原则揉合形成一种有关人性、邪恶、救恩和末世的观点,和基督教信念背道而驰。它们甚至是和创造的最基本秩序是对立的,而这样做必然带来严重后果。

所站的立场

这本书的前两章是导论。葛瑞恩决定写下这一系列讲座是因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他深刻意识到荷兰的国耻和衰落(第1页)背后的原因。在他的研究中,他总结了大革命关于自由、平等、人民主权论、社会契约论并社会重建这些思想,都是和基督教并创造秩序相悖的。“福音和实用主义无神论正在进行着生死较量,想要在这两者之间达成友好关系,这是不可能的。”(第4页)因此,基督徒就有义务在政治上去抵制这些大革命思想。 

葛瑞恩清楚地表明了他反对大革命的原因是基于自己历史性的、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立场。“圣经包含了司法和道德的基础,也包含了个人自由和国家,政府的自主和权柄的基础。经过真诚审慎地思索,圣经,是绝对无误可靠的基石。”(第11页)尽管感恩于有许许多多有智慧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葛瑞恩却是“首先寻求圣经”。(第18页)

并非造成世俗革命的因素

在第二、第三、第四章中,葛瑞恩指出了那些虽推动了大革命的发生,但并不是造成革命的最主要因素。他争论道,大革命的爆发并非因为法国的现行原则和既定的政府形式的缺陷,或是法国政权的真正权利滥用。相反,它是那毫无廉耻的法国哲学家们有意为之的计划,目的是要败坏和瓦解基督教的历史,并它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按着这一方向,我们继续读到…… 

社会契约论

葛瑞恩开始探讨大革命的根源——并随之而来的不公义和暴力——是社会契约论代替了欧洲原普遍认为政府乃由神所设立的历史观点。他批判洛克(Locke)和卢梭(Rousseau),尤其反驳霍布斯(Hobbes)。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用他的自然法思想主张掌权者拥有绝对的,接近神的权利,以来拯救人类免遭自身的残酷暴行。讽刺的是,如畜类一样嗜血的大革命却揭示了它的面目:不是人类的救世主,而是他们的侩子手。

宗教改革

接下来,葛瑞恩开始针对一些评论家们的指控,即宗教改革带来的与罗马天主教的决裂助长了大革命。葛瑞恩反对这一观点,并驳斥道:宗教改革对自由的强调是构架在其他的教义之上的,例如神的主权和人的堕落。宗教改革帮助减缓由欧洲滑向不信带来的败坏和衰退。

他说,宗教改革的能力不是在于科学定律或哲学性的辩护,而是在于传讲福音和基督教的基要真理(第82页):

基督教信仰的基要真理不可磨灭地烙印在教会历史上。我想到是圣经的无误、救主的神性、圣灵的位格、我们本性的全然堕落,对我们罪责要付的代价、基督之义的归算、重生和成圣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概括成一件必要的事:平安惟有透过十字架上的宝血。这些真理都不变地出现在所有福音派教会的标志性著作里……这些真理和大革命所否认的真理是一样的,而否认这些真理就是造成大革命的因素和根源的记号。

这些真理一旦被否认,那大革命就在所难免的。确实,不信的原则和由它逻辑所带来的后果,必然引致毁灭。一旦欧洲与福音变得毫不相干,“没有人(可以)阻止冲向深渊”。(第82页)

宗教界的不信

在他的第八章中,葛瑞恩强调了在宗教界范围内的不信。在欧洲的社会——包括了绝大部分的教会——不断地拒绝符合圣经的基督教,由此不信的大革命意识形态便填补了这空缺,并且反而是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给自己披上了基督教的观点,比如公义、自由、包容、人性和道德。

但这些观点其实并不是在大革命的土壤上孕育而出,而是在基督教的土壤里。一旦正统不能保存这丰富的传统,它就落入了哲学家的手中。那他们会用它做什么呢?全都用来为他们自己夸口,这些珍宝在他们的管理之下必要走向败坏。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他们一面想要保留结论,一面却摒弃前提,想要水却同时又塞住水源,砍掉了树根又想享受树荫。那些在福音溪水边繁茂的树木,当被移植到一个干旱之地,下场只有枯干。(第87页)

对葛瑞恩来说,神是信仰和社会的源头;当我们在对神的认知上出了错,我们也将必然在生命的各个方面都会出错。不信必然导致暴政。“无论谎言在哪里胜利,它必然厌恶任何真理存留的元素”。(第93页)那大革命的定义性特征,就是恨恶神和福音——所以它就带着“地狱的标志”。 (第94页)

政治层面的不信

在第九章中,葛瑞恩展示了因为在信仰方面的错误导致了在政治和政治学说方面的错误。然而从历史上来说,西方世界一直都普遍接受神的主权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现在它则宣告人的自主才是根本。从认知论来说,自主篡夺了神启示的地位,真理变成了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从伦理上来说,司法逐渐等同于权宜之计。

不信的政治学说中心是错误的人类学,它将罪的根源归咎于制度而非人自己。大革命的政治学说假设人类的本性是好的,但是被制度给扭曲了——所以我们必须改善制度,或许由此可以再一次变好。特别是,我们必须废除一切形式的阶级制度,将社会想象成是每一个个体的集合体,并摒弃一切的差异、不同和不平等。

再进一步,国家该取代神,而不是被看做是神所设立的,要求所有公民都该将自己的生命献于国家。结果就是,信仰必须服从于国家:

革命的国家针对信仰会有怎样的政策呢?就是包容所有的信仰而它自身却没有信仰。当然得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国家必须控制所有对它自身政治和道德的规则的敬畏,并禁止任何拒绝向这偶像下拜的信仰。(第103页)

葛瑞恩总结到,不信的原则虽然保证自由,但最终的结果是,在撕裂的社会结构中或是在政府的极权统治之下,产生的要么是激进主义,要么是独裁主义。(第107页)

无视创造秩序的下场

在第十章中,葛瑞恩提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因无视创造秩序而没有任何后果。历史上充斥着异教徒的意识形态如何遭遇对抗神圣秩序的例子。大革命的思想也不例外; 它们积极地并重复地与创造秩序和神圣律法争竞。(第109页)随着革命派推翻了基督教各方面和道德秩序,他们接下来将单单追求感官的愉悦和属世利益。

但是感官的愉悦和属世利益这些偶像将会带来负面的结果,这些结果会变得日益严重、社会结构将会分裂、国家将会被召唤来改善这结果。事实上,葛瑞恩在第十一到十四章中,清晰表明一个五个阶段的周期,革命都会经历它们不信的意识形态带来的负面结果。

信心胜过世界

在他的结尾,葛瑞恩鼓励基督徒们去传讲福音,呼吁他们去思想即使大革命的观念非常有影响力,但是福音却更加有力。我们必须传讲福音——尽管没有回应甚至可能是逼迫。葛瑞恩写道(247-248页):

信心必然胜过世界。若我们想要胜过世界,那它必然首先是要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让我们常记得那呼喊:“求主帮助我的不信!” 是在喜乐欢呼之前; “主啊,我信!”让我们永不忘记所有的行为,包括在历史上的和政治上的,在鉴察人心的上帝面前都毫无价值,除非借由双重祷告,就是表达了哲学家的共同需求和孩子般的呼求:“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以及“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无法持久的意识形态

我特别庆幸当我十年前在浏览一个旧书店的书架时,找到了葛瑞恩的《不信和革命》这本书。尽管我找的那版本在金钱层面来说几乎毫无价值——褪色破烂——但它有能力帮助我们去明白西方世界反复发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动乱,这是无价的。尽管我并不是全部认同他呼吁的所有事情——例如,我并不赞同君主制共和国——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他所说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不信根源是对的。

伪装中立的西方革命意识形态如同救恩体系般运作,正是因为如此,西方不断继续经历社会和政治的动乱。创造秩序和道德律不可能矛盾而没有后果。还有,正如葛瑞恩正确预测那样,这种处境只会变得更加糟糕,除非神赐予我们属灵的更新和文化及政治上的归正。


译:Lemon;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an Obscure Dutch Historian Helped Me Understand 2019

Bruce Ashford(布鲁斯·阿什福德)是浸信会东南神学院的教务长和神学与文化教授,著有多本书籍。他的博客是www.bruceashfor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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