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的神学
2021-04-27
| Brad Littlejohn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连串对大学校园“取消文化”和高科技巨头网络审查制度的抱怨在我们集体的良知中不和谐地响起,最后在1月6日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那糟糕和令人揪心的事件上达到高潮。

首先,与国会大厦暴力事件有关的个人和团体失去了很多社交平台上的发言资格。不久之后,亚马逊毫不客气地下架了广受赞誉的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主席瑞安·T. 安德森的畅销书。

基督徒是高举圣经的百姓,也是神话语的跟随者,因此我们对公共言论表现出一种关注非常自然。我们必须记住,在世界历史上至少十分之九的时间里,教会一直在几乎不允许我们有所谓言论自由的政权下努力尽力耕耘,而且往往是在这种政权下获得蓬勃发展。教会甚至经常帮助和维持了这一政权的统治。

如果我们不允许言论自由的理想成为一种偶像,我们就必须记住彻底的“言论自由”不但罕见而且及其脆弱,我们要认识到绝对的言论自由既不是一种道德权利,也不是一种“公共的善”。只有在消除了这种幻觉之后,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未来的艰难岁月里致力于发展和捍卫这份珍贵的恩赐。

不是绝对的道德权利

绝对的言论自由不是一项道德权利。对一些现代美国人来说,这样说可能会令他感到惊讶,但这其实不应该令我们惊讶。毕竟,哪怕法律允许人犯错,道德上而言犯错并不是人类权利。显然,有许多言论、表达和写作都是错误的,它们传播谎言、因诱人犯罪、败坏无辜之人,它们的恶罄竹难书。

《箴言》警告我们(箴10:19):“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圣经中有许多警告是关于不受限制的舌头会释放出多少邪恶的。使徒雅各对此提出了最强烈的警告:“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惟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雅各书3:6, 8)。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雅各能看到现代社交媒体传播的欺骗、流言、夸耀和诅咒,他会感叹什么。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言论确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们不应为过去的大多数社会采取了那么多措施来限制言论而感到惊讶。

同时,就像这个罪恶世界中所有的罪恶一样,邪恶的言论是美好受造物如何被败坏的反应。言论是人类的基本能力,言论把我们与其他受造物区分开来,并令我们拥有某种神的性情。神通过说话创造了世界,亚当通过说话为动物命名。通过言论,道成肉身的基督向人们揭示了他的救赎工作;通过言论,他忠实的使徒们将救赎的福音传播到整个当时已知的世界。

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相信异教的罗马人对自由言论的宽容要比狂热的宗教犹太人高得多。使徒行传22-26章描述的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实物教学,说明一个更宽容的自由言论制度的好处。

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确肯定,言论自由可以是一种伟大的善。但它是一种工具性的善(instrumental good),是达到宣扬真理和提倡公义等目的的手段。言论自由本身并不是目的,张嘴说话的自由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道德上而言,我们有权利在适当的时候说出真理,但我们没有道德权利去诽谤、欺骗、诅咒或污辱人。然而,为了确保我们说真话的道德权利,我们通常需要捍卫一项允许说错误言论的法律权利。

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就这个问题有过一番堪称经典的论述,尤其体现在他发表于1859年的文章《论自由》中。尽管从个人生活和一般思想体系来看,密尔都不是基督徒,但他提出的重要论点与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基督徒)的信念高度吻合,即“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罗马书14:5)。

密尔写道,言论的目标必须是发现和传播真理。但他提醒我们,言论自由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在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如果我们对自己观点真实性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人提供另一种说法的自由,这样事情的真正真相就会被揭示出来。即便我们确信某些问题的真相,允许自由讨论、让错误的想法有表达的空间,仍有重要的好处。

密尔还指出,如果不强迫自己不断地允许错误对自己相信的真理进行磨砺,真正的信仰很可能会变成陈旧和不加反思的教条。只有当我们定期对我们的信仰进行检验时,我们才能最好地理解我们的信仰。另外,除非真正说服人们,而不仅仅是压制他们,否则他们不会转离谬误信靠真理。这就意味着要给人们机会去争论和遭到驳斥。密尔认为,从长远来看,真理总是会战胜谬误的,除非谬误受到强权和武力的保护。此外,审查或压制言论的权利太过巨大,不应当被交托给任何一个堕落的人类。

言论的限制不可避免,而且有好处

不过,我们仍要注意另外一些重要的现象。人类虽然败坏堕落,但仅仅这一条并不能免除我们尽可能想要主持正义的资格。尽管从长远来看,真理终究会取得胜利,但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当真理还在系鞋带的时候,谎言可以绕过半个地球”。这是事实,社交媒体时代的情况更是如此。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当坏人(或糊涂困惑的个人)在互联网上传播危险的谎言或含沙射影时,影响力会迅速得到扩散,谎言可以在数百万人中迅速扎根并且建立影响力,辟谣变得几乎不可能。虽然法律没有给我们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着火了”这样一个报假火警的权利,但是当真相取得胜利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几十个人死于踩踏事件。

即使真实的言论也需要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来分享(弗4:29),如果在紧张的情况下粗心地释放了真相,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或造成恐慌。由于这些原因,政府往往在战时或国家紧急情况下更多地限制言论自由。这一原则当然会被滥用,但为了保护数以万计的生命,可能不得不这样做。

此外,以艺术形式出现的言论,如音乐或戏剧,往往是为了塑造我们的情感,而不是我们的信仰。因此,它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道德成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很难以为粗暴的暴力描写或淫秽的性内容不会对观众产生道德影响。事实上,艺术的目的就是如此,如果艺术不能迎合(并因此而加剧)人的基本欲望,就没有人消费它。主张绝对言论自由的人忽视了言论这一塑造美德的成分,这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约翰·马歇尔·哈兰法官(Justice John Marshall Harlan)就曾经写道:“一个人的粗俗是另一个人的抒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种形式道德败坏和变态行为的社会中,并且这些行为和表演可以在任何数字设备上自由获得,这世界也经常积极向我们的孩子宣传这些。在我们开始过于大声地抱怨高科技巨头审查制度越来越普遍之前,我们应该首先质问为什么高科技巨头或我们的立法者如此不愿意审查这种变态和败坏的行为。美国是相当独特的,它拒绝在明显的色情作品和我们的孩子之间设置任何障碍,以免我们有可能削减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绝对的。相反,叛乱、诽谤、亵渎、淫秽和煽动都构成了这项权利的重要例外,而且其中一些例外今天仍然适用。从这个更大的历史角度来看,“取消文化”的令人惊奇之处不是言论自由遇到了限制,而是现在执行的限制如此突然和猛烈地转变为反对直到昨天似乎还很平常的观点。

为了在一个堕落和易变的世界中保护好的言论,我们必须经常允许邪恶的言论,因为我们无法做到既限制言论又避免限制言论带来的更大伤害。然而,对于我们怎样做要做到什么程度这一问题,并没有抽象和泛泛的答案。这是一个需要审慎处理的问题,而且在一个小的私人机构和一个大的国家的层面上,这个问题可能看起来相当不同。 

目前的巨大挑战是,我们已经不经意地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的控制权让给了垄断的私人团体。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等公司可以声称自己只是执行内部标准的平台或出版商,但他们实际上掌握着广泛的社会权力,却不需要为此承担法律和民主责任。

保守派基督徒需要反思所主张的“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这一观点无视圣经的指导和传统的智慧,并且已经造成了这种强大的信息垄断。我们现在需要进行建立平台和体制的艰苦工作,而不是懒惰地依赖那些虚假地承诺提供无附加条件通用平台的网络巨头。 

在后基督教文化中捍卫言论自由

然而,更广泛地说,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大部分挑战都是因为我们社会的标准和价值观——特别是那些掌权者的权力和价值观——与我们作为基督徒所持的标准和价值观越来越不一致。从这个角度看,对审查制度的抱怨只是指向了症状,而没有指向原因。

每个社会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执行一些标准。如果我们没能说服我们的政治和文化领导层,让他们相信基督教真理至少是一种“公共的善”,我们就不会为遭到的反对感到惊讶,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被排斥在文化之外。宽容需要一种相对的冷漠,就像在古罗马社会一样。或者,如果你相信有些东西真的虚假和邪恶,你可以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谦卑,相信比你更伟大的上帝最终会控制历史。

我们的后基督教社会将道德相对主义与从过去基督教传统中的正义感结合起来,却没有任何来自基督信仰的谦逊,这种谦逊本该来自对神护理的信靠和从中而来的安慰。因此,后基督教社会的特征就是一心一意地进行道德式十字军讨伐,以意志的力量灌输着相对主义。

在对抗这样一个以绝对主义面貌出现的绝对主义怪兽时,基督徒必须灵巧如蛇、驯良像鸽子。当我们为文化的益处而努力时,我们必须保持坚定信念和谦逊态度的平衡。在这样的文化中,光明与黑暗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区别,当我们保持这种平衡时,光明可以毫无畏惧地面对黑暗。

这意味着我们愿意说出并谴责各种形式的真正邪恶或欺骗的言论,特别是当它来自我们自己阵营内部时,而不是为每一个错误的言论洗地或向言论自由这一偶像致敬。这也意味着要致力于通过我们言论的优雅和真实,以及我们对他人错误的耐心,把炭火堆在我们敌人的头上,而不是想要表明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肮脏地战斗。

但这也意味着培养一种精明的世俗智慧,即如何利用法庭、法律和不可能的盟友,为真理的宣扬扩大空间,就像保罗在腓力斯和非斯都面前所做的那样。我们不太可能在达成这一目的的最佳路线上达成一致。有些人可能倾向于和主张某些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者结成战略联盟,而这些自由主义者是我们所痛恨的。其他人则倾向于占据道德制高点,拒绝捍卫反对者的权利,因此这些反对者发现自己遭到审查也不应该感到惊讶。

在这一话题上的思考和辩论将影响我们未来几年关于投票、抵制、抗议和讲道的决定,我们应该谨防教条式地坚持某一种策略。我们可以为基督的身体里的各种恩赐而感激,因为在未来黑暗而充满挑战的岁月里,我们将需要这些恩赐的帮助。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A Theology of Free Speech.

Brad Littlejohn(布莱德·立托强恩)是戴夫能特学院(Davenant Institute)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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