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之战:性革命如何渗入了教会
2019-04-22
| Daniel K. Williams

正当性骚扰丑闻引起教会和社会检讨他们对于不当性行为的预设之际,玛丽·格里菲斯(R. Marie Griffith)对性革命的宗教缘由的历史研究,可说为此带来了及时的贡献。在《道德之战:性如何分裂美国基督徒并且撕裂美国政治》(Moral Combat: How Sex Divided American Christians and Fractured American Politics,中文名暂译)一书里,玛丽·格里菲斯辩称性革命与宗教密切相关,并且使美国的基督教界分裂为相互抗衡的两阵营,她称为“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s)与“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s)。

书中引起改革宗福音派保守基督徒最大兴趣的部分,也正是他们最不熟悉的——有关自由派基督徒(“进步主义者”)为何在50年内,从支持传统性道德转变为认为婚外性行为有它的积极面,并为它背书的故事。根据格里菲斯,主要的原因是传统主义者缺乏对女权的敏感度。

进步派基督徒对“性”议题的演进

格里菲斯从玛格丽特·桑格和1920年代有关避孕的辩论讲起。当时在康斯托克法(Comstock Laws)之下散发有关避孕的资讯仍是违法的,没有任何基督教会为避孕背书。倡议避孕资讯的桑格是政治激进人士、反感基督信仰,但是她发现争取基督教牧师支持她的生育控制运动,有极大的政治价值。虽然一开始基督教牧师们摇摆不定,但许多人很快就加入了,因为他们把这运动当作是针对妇女健康、民主、与科学,用以反对天主教传统主义、独裁主义,和贫穷的运动。

《道德之战》接下去的篇章追溯另一个类似的故事:基督教主流也许在一开始质疑每一个试图放宽传统对“性”的约束的阶段,然而一旦认定它们有助于性别平等主义、健康的两性关系、及科学进步,他们就欣然接受了。1930年代有不少自由派的基督徒,克服他们对直接讨论性话题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犹疑,因为他们认定书中把婚外情作“属灵的”的描绘,提升了对“性”的看法,比传统基督信仰的严谨看法,更为真确。

1950年代,在读过阿尔弗莱德·金赛对人类性行为的研究报告后,自由派的基督徒同样决定,广泛的婚前性试验让男女两人在婚前对于“性”有更健康的看法。到了1960年代,以科学为根据而非主观臆断的性教育课程的形成,自由派的“主流基督教”扮演了领导角色。这些课程依据的理念是,相互支持的性关系即自然又有益,而造成罪恶感的传统性关系则反之。自由派基督徒致力于女权也同样导致在1960年代后期支持合法堕胎,以及不久之后的同性婚姻。

对传统派的描述比较不细致入微

格里菲斯的用意是让《道德之战》一书作为指南,说明基督教两派在“性”上面的分歧,但是这本书提供自由派基督徒“性”进步派的资讯较多,描述比较细致入微,远远超过对他们的对手“性”保守派所做的。书中把“传统分子”一词套用在几乎没有共同点的各种团体身上,例如北部反对避孕(但有时接受跨种族婚姻)的天主教徒,和南部反对跨种族婚姻(但有时接受避孕)的基要派。

从神学的观点而言,保守的基督徒可能不同意格里菲斯的论点——性道德的解放与改善女权有关,以及传统派反对性革命多少因为想要限制女性的自由、维护性别角色的等级划分。实际上,对许多女性而言,性革命当然与解放女性相距甚远,因为已经发现有许多女性在婚外性关系上受到伤害;今天一半以上的单身母亲是贫民,大约百分之25的女性曾遭过强暴。

这本书没有多提的是,许多女性反对性革命所应许的改变和所谓的解放。例如,读这本书你不会知道,1970年代认为婚外性行为不违反道德,女性的人数远不及男性。但是因为《道德之战》解释了为何自由派基督徒拥抱新的性道德,新教福音派人士读来仍有帮助。

双方在性骚扰议题上的失败

格里菲斯的书强调传统派与进步派的不同之处,然而,在性骚扰上双方都犯了标准不一致的错误。对这两派的人而言,性骚扰和强暴在理论上都严重违反了道德标准。对以圣经为准则的传统派基督徒来说,这种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代表恶劣地误用了神所赐的礼物——“性”;对进步派而言,它们是男性的暴力侵犯,违反进步主义的核心原则——男女平等、无强迫的性关系。

然而在实行上双方回应指控性骚扰的议题时,都曾把政治因素放在原则之先。1990年代早期,基督教的民权领袖,在安妮塔·希尔指控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克拉伦斯·托马斯性骚扰的事件上,热烈地为托马斯辩护,他们认定希尔撒谎,虽然希尔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曾任教于欧尔罗伯兹大学法学院三年),虽然她的证词也有另外几位曾在托马斯办公室工作的女性的证实。

有些保守派人士更进一步表达,即便希尔说的是实情,托马斯的行为也不该影响他出任最高法官。他们没有把性骚扰看作性革命的罪果——需要被指责——反而把性骚扰的指控当作是女性主义的产品,以至于定罪女性受害者而非肇事的男性。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当被告是自由派人士时,传统派和进步派对性骚扰的立场就反过来了。宝拉·琼斯(与安妮塔·希尔一样,也在保守福音派的基督家庭长大)指控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强吻、调戏,又勉强她接受求欢;这时候保守派聚集起来为她辩护,而自由派却对这指控置之不理;许多右派人士反对性骚扰,高呼女性主义的口号,正是他们在不到十年之前,在听证会上与托马斯对峙时所蔑视的。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与托马斯不同,对他们而言克林顿长期以来是性革命的标志,而多数进步派不愿加入保守派的行列,反对一向捍卫女性主义与女权的总统候选人,所以他们忽视克林顿所面对的一连串性骚扰和不检点的指控,又在他滥用权力与一位白宫实习生发生性关系的事件上,为他找借口。

《道德之战》虽然提供很多资讯,却是一本叫人不安的书;但它提出一些质疑也许正是教会当前急需的一点历史真相。对想要知道为什么性革命能成功的保守基督徒,可以从这本书着手了解教会如何同谋。


译:丽文;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Moral Combat: How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filtrated the Church

Daniel K. Williams(丹尼尔·威廉)是西乔治亚大学的历史教授和作,著有多本书籍,包括《神自己的政党:基督徒权利的形成》(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未生胎儿的捍卫者:罗诉韦德案之前的反堕胎运动》(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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