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之后,福音派的良心仍然不安
重拾被遗忘的经典
2019-12-10
| Richard Mouw

编注:就像C. S.路易斯(C. S. Lewis)所建议的那样,我们要帮助我们的读者“让这几个世纪以来干净的海风吹过我们的心”(出自 On the Incarnation: Saint Athanasius with an introduction ——译注)。也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接下来要审视一些可能被遗忘、但是依然和现今的教会相关,并且能帮助今日基督徒的经典著作。这篇文章摘录自毛瑞祺于2003年为《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1947)所写的前言。


有些书很重要,不断再版,因为它们就像那些富于教育意义的博物馆文物,让我们得以瞥见已逝年代里那些精彩的洞见,了解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如何奋力解决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迥然不同。

《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不仅仅是一本博物馆文物。当然,它具备一些博物馆文物的特点,因为它明显是一本为20世纪40年代末期而写的书。一场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许多美国人正在思考新出现的各种文化挑战——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此后不久即成为新福音派(neo-evanglicalism)领袖的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及他的同道们,深切担忧那些被称作“基要派”或“福音派”——这两个词在当时是可以互换的——的基督徒无力面对时代的重大议题。

亨利在这本书中既对福音派的失败表达了不满,也发出了改革的呼吁。尽管不满和呼吁所针对的显然都是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文化处境,但本书对我们这些深切关心福音事业的人仍有很多启发和激励之处。

不用说,我对这本书的喜爱也出于对我所在神学院的自豪。本书出版于1947年,正是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成立的那一年。卡尔·亨利是我们的建校师资之一。富勒的创校校长哈罗德·奥肯嘉(Harold John Ockenga)也为本书撰写了简短的导言。显然,亨利和奥肯嘉都把这本书看作为他们刚刚诞生的神学院确定了某种纲领。

每逢有人问我富勒神学院的创校精神时,我常常提到这本书。创校异象的所有要素在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对一种新的福音派学术的高度委身,愿意认真面对广阔思想世界中的重大议题;对一种更开放的福音主义的盼望,希望超越分离主义心态带来的藩篱;一种对文化参与的深切愿望,哪怕文化有其受造的复杂性。

迫切需要

我对这本书的喜爱远远早于我与富勒的关系。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还是大学生时,第一次读到这本书。这本书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我进入研究生学院继续学习时,我被迫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思想议题。当时,“激进的60年代”带来的骚动开始充斥校园。我发现,我的属灵成长环境并没有帮助我预备好去面对这一切,我几乎要放弃我的福音派信仰了,因为它和我所生活的世界完全不相干。

但是,卡尔·亨利在这本小书中的慷慨陈词却印在我的脑海里,长久地影响着我。是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福音派从它对思想和文化的责任上来说是失败的,但是,希望仍然存在!不仅推动一个参与思想和文化的福音主义是可能的,而且,在当前众多各行其是的神学派系对人类灵性最深层的问题无力提供满意答案之际,一个以圣经权威为坚实基础的世界观,正是这个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在那个时代,当我亟需来自福音派的鼓励时,这本书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鼓励了我。早在20世纪40年代,奥肯嘉和亨利在探讨福音主义“不安的良心”的各个层面时,就已经指出了那些后来备受关注的社会及政治方面的关键议题。他们列举福音派失败的例子,批评福音派在有关战争、种族、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等问题上站错了立场。他们积极讨论这些问题,十年后,这些问题才在我的生活中变得日益突出。当60年代我发现自己身处文化激战中时,这本书的信息对我就更显宝贵了。

仍然不安

然而,以上的特质未能使这本书超出博物馆文物的地位。那么,今天这本书以什么方式仍然对我们说话呢?从表面上看,亨利呼吁福音派行动起来,广泛参与文化,这在今天似乎已经没有必要。

在本书出版大约30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一本主流新闻杂志的封面故事以粗体标题,宣告美国正在进入“福音派之年”。今天,福音派积极的社会参与,已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讽刺的是,曾经指责福音派不参与公共生活的新教自由派(liberal Protestants),现在可能又巴不得福音派运动回归其不食人间烟火的模式!

但是,事实上,忠于圣经的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承受着良心的不安。卡尔·亨利在20世纪40年代发出的呼吁不仅仅是一个行动主张,而是基于深思熟虑的神学反省,邀请福音派参与文化,而只有与系统性的心智培育密切相关的社会规划(social program)才可能支撑这样的神学反省。虽然福音派学术在过去几十年已经颇有成就,但基层的福音派行动与严谨的神学教义之间仍有许多不能衔接之处。因此,亨利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议题,仍值得持续关注。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他关于优秀而合乎圣经的正统信仰应具备何种条件的看法,对我们很多人而言仍是真知灼见。虽然近几十年福音派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就(包括基层事工和学术贡献),但是,当代福音派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出现令人担忧的趋势:对福音真理的稀释,以及在福音派思想与各种“后现代”文化之间做出轻易的妥协。

卡尔·亨利对20世纪40年代福音派偏离圣经真理的纠正,对于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基督教对人类文化的全方位参与,仍要在他提出的超自然主义(supernaturalistic)框架中进行。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人类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正如卡尔·亨利在本书中坚定而清晰地指出的:我们是一群悖逆上帝的人,极其需要重生,而上帝已借着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成就的工作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只有努力发掘这个揭示了事物本质的深刻洞见所包含的意义,我们才有希望将不安的良心转化为热切服事的心志——服事那位以至高的权能统管万有的上帝。


本文暨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的《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前言部分,译者:陆迦。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Evangelical Conscience, Still Uneasy 70 Years Later

Richard Mouw(毛瑞祺)是富勒神学院哲学教授,也曾担任该校校长20年之久(1993—2013)。他以文学学士毕业于霍顿学院(Houghton College),硕士毕业于阿尔伯塔大学,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曾在加尔文大学(Calvin College)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任教,著作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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