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硅谷亿万富翁开始举办主题是敌基督的讲座，而且还场场爆满时，你就知道，这时代已经变得有点古怪了。但对我们这些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长大的人来说，这不仅是怪异，更透着一种诡异的熟悉感。
我出生在 1969 年，也就是说，我的成长经历包括去超市检查商品条码里有没有隐藏“666”这个数字；会看《圣法萧萧》（ A Thief in the Night ）那类电影，看完后连着几晚都会做断头台的噩梦；也认真思考：我会不会在高中毕业前就被“提”走？教会里摆着的预言图表，会把苏联军队的动向和《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对应起来。去朋友家时，末世论类的畅销小册子常常和通俗读物《读者文摘》放在一起，搁在茶几上。
待到九十年代成年时，我以为终于安全了。苏联那个“玛各”没有入侵以色列；那些预言图表也悄悄被撤下；那个确信末日即将到来的年代似乎已经画上句号。
可如今到了 2025 年，我却又开始体验到某种诡谲的似曾相识。历史或许不会原样重演，但正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那句名言所言：“历史总会押着相似的韵脚。”先知的身份变了，从福音派畅销书作家变成了科技巨富。但那首歌听起来，依然令人熟悉得令人心悸。
要说什么最能体现这种历史的相似性，恐怕非彼得·蒂尔（Peter Thiel）莫属了。这位硅谷亿万富翁、有影响力的右翼思想家，居然在旧金山办起了关于敌基督的私人讲座。
从 2023 年开始，蒂尔就召集科技精英们讨论敌基督可能是谁，还警告“可能真的会发生哈米吉多顿大战（Armageddon，即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世界末日就要来了”。这情形就像哈尔·林赛（Hal Lindsey）的末世论畅销书跨过海湾大桥，到硅谷改头换面重新登场。
如果你不知道林赛是谁，他 1970 年出版的《地球末日》（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卖出了超过 3500 万册，是那整个十年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书籍。这本书让末世猜测成为福音派关注的焦点，这种影响持续了近 20 年。它的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1978 年还被拍成了电影，旁白是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对，就是《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导演——让林赛的时代论观点传播得更广了。
林赛教会了数百万人把“看新闻”当成解读预言应验的方法，这套框架一直沿用到今天。只靠着启示录和一份《纽约时报》，林赛就让很多人相信，1948 年以色列复国启动了预言倒计时，基督会在 80 年代末再来。
结果呢？这预言当然没应验。
但蒂尔的讲座听起来跟林赛的那套出奇地像。两人都对敌基督念念不忘，都在警告即将到来的单一世界极权体系，都用新闻事件来解读末世预言。不同的是，林赛是以平民化的福音派视角写给教会信众看的，蒂尔则是从哲学角度跟科技精英们探讨。用他的话说，这些精英可能正在亲手搭建末世的基础设施。
蒂尔自称“广义上的正统基督徒”，他猜测敌基督可能就是美国本身，或者也许是像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这样的全球气候活动家。他引用圣经预言和文学作品，说敌基督是"在末世出现的邪恶君王或暴君"，很可能利用危机夺权。最让人意外的是——要知道这话可是出自科技公司的重要金主——他说敌基督会“不停地谈论哈米吉多顿大战，渲染战争的风声……把你吓得把科技控制权拱手相让”。
他甚至引用《但以理书》12:4“必有多人来往奔跑”，说这是在警告末世全球化和全球技术官僚帝国的威胁。林赛在 70 年代对计算机化和国际组织的论证，跟这几乎一模一样。
在科技精英转向末世论者这件事上，蒂尔不是一个特例。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说过，先进人工智能的最坏结果是“我们所有人都完蛋”——这话放在《末日迷踪》（Left Behind）小说里完全不违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早在 2014 年就警告：“搞人工智能，就是在召唤恶魔……你知道那些故事：有人拿着五角星和圣水，觉得自己有把握控制住恶魔，但从来都不会有好下场。”
马斯克这个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在用明确的属灵语言——恶魔、五角星、圣水——来形容技术风险。这听着就像弗兰克·佩雷蒂（Frank Peretti）属灵争战小说里的台词。对那些担心人类用技术“扮演上帝”的基督徒来说，马斯克的警告从世俗角度印证了他们的直觉：某些知识一旦被滥用，真会引发地狱般的后果。
当下发生的是一场深刻的角色互换。林赛为 70 年代提供了流行的预言框架，现在轮到科技精英们借用圣经意象和末世主题，提供他们自己版本的世俗-宗教末世论。这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可信度和话语权。1975 年有个牧师警告末日即将到来，世俗文化可以当它是宗教怪论不理会。但当那些实打实地在打造未来的亿万富翁们警告文明终结的威胁时，主流社会就不得不认真听了。
硅谷本该是技术乐观主义的大本营，那里每个问题都有技术方案，进步是理所当然的事。结果呢，对未来了解最深的那帮人，反而最相信末日将至。
两个时代还有个共同点：我们都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飞速倒计时的神圣或文明时钟前，而且很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就会走到尽头。
林赛推广了一种可以称为“世代期限思维”的东西。他从 1948 年以色列复国开始倒计时，暗示大约一两代人之内（“四十年左右”），所有预言事件就会发生。这在许多福音派教会中制造了一种紧迫感，他们深信历史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今天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用的是非常相似的倒计时心理，只是换了套术语。过去我们谈的是“世代”“被提”；而如今人们谈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和“算力扩展”（compute scaling）作为临界点。用的词是世俗的，但紧迫感一模一样。
比如 2023 年的布莱切利公园人工智能安全峰会（Bletchley Park AI Safety Summit），各国政府和科技实验室聚在一起，警告“前沿人工智能”的风险。主要国家承诺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同样，生命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发表公开信，呼吁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数千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科技领袖签了名。
“生存风险”“人类灭绝”“对齐问题”“不可逆转点”这些说法，都带着浓厚的末世气息。它们虽然是世俗术语，却对应着类似的“末世论焦虑”。两种倒计时都有一个关键特征：通过时间线来强化道德紧迫感。
林赛的预言图表告诉信徒们，我们在上帝的时间表上走到了哪一步；今天的人工智能能力曲线则告诉我们，距离彻底改变或灾难性改变，还有多近。无论你是 1975 年关注苏联在中东影响力的福音派基督徒，还是 2025 年研究变压器模型扩展规律（transformer scaling laws）的AI安全专家，你背负的其实是同一种存在性的压力。你都会觉得自己正在见证人类历史的最后一幕。
但我们这个时代跟 70 年代有个关键的不同之处：关于技术的末世警告，主要不再来自预言教师，而是来自那些开发技术的人。
我小时候，福音派信徒担心“兽的计算机”，据说那是布鲁塞尔的一台超级计算机，能让敌基督建立单一世界政府。这故事纯属虚构（真的是虚构，因为它源自一本“预言小说”，后来还拍成了一部低成本电影），但传播得很快，因为它触及了人们对大型计算机、通用产品代码和二战后欧洲政治的真实焦虑。
林赛本人也推波助澜，写到计算机和打孔卡系统可能成为敌基督控制世界经济的工具。他预测会出现无现金社会，所有交易都需要一个“印记”。
兽的计算机这个传说现在看来略显荒诞。但它反映出 70 年代的时代精神是如何看待技术的。那时的人认为技术可能成为预言中极权控制的基础设施。他们会仔细审视每一项创新，看它会不会实现《启示录》13 章的预言。
今天的主题仍然相似，却又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反转：人工智能安全运动的主角是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他们在警告自己的发明可能毁掉文明。这不是牧师用《启示录》来解读计算机，而是相当于兽的计算机的发明者在警告说：对，没错，它真的可能奴役人类。
埃利泽·尤德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呼吁停止大规模人工智能训练，主张宁愿冒国际冲突的风险也要阻止通用人工智能研发，他使用的绝对化措辞不逊于任何末日布道家。当生命未来研究所的公开信警告“对社会和人类的深远风险”时，它是在描述文明存亡的危机。
关键区别在于技术的具体性。兽的计算机传说对系统如何运作含糊其辞，而人工智能对齐问题则很精确：当优化系统的智能超过人类，会发生什么？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规模扩大，我们如何确保它们仍可控？什么能阻止一个先进的 AI 追求与人类价值观严重偏离、甚至具有灾难性的目标？
这些不是阴谋论，而是可能带来末世后果的工程问题。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应该关注的相似之处。在两个时代，技术都成了人们想象中文明受审判的机制。两种叙事都有个共同点：人类建造了自己无法控制的系统，而这些系统最终会控制我们。一个框架是神学的，另一个是计算机科学的。但两者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工具反过来成为我们的主人时，会发生什么？
对基督徒而言，这既带来挑战，也蕴含契机。
我们首先要避免两种相反的错误。我们不能简单否定整套末世论，因为圣经里充满了关于基督再来、复活、最后审判和新创造的教导（帖前 4:13–18；启 21–22）。这些教义是基督徒盼望的根基。我所担心的，并不是那些认真研究圣经真正教导的人，而是那种将每日新闻强行套入预言倒计时的思维定式。同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硅谷的末世警告纳入我们自己的末世猜测，好像它们在直接印证圣经预言似的。
但我们也不能把这些科技人的警告当成无关紧要的“世俗焦虑”，因为他们是真正了解技术可能性的专家。当那些真正在写代码的人都感到担忧时，这跟YouTube上有人把条形码和兽的印记（启 13:15-18）联系起来是两码事。
对基督徒来说，这其中也隐藏着机会：我们可以深入思考、认真参与技术发展方向的讨论。当马斯克警告“召唤魔鬼”时，我们可以解释什么是真正的邪恶——以及为什么人类悖逆上帝才是技术风险背后更深层的问题。当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担心对齐问题时，我们可以指出更根本的错位：人类压制关于上帝的真理，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敬拜造物主（罗 1:18、25）。
这不是在用一种廉价属灵化的话术来回避问题。福音确实是答案，因为它直接回应了 70 年代式预言恐慌和 2025 年式人工智能末日论背后的恐惧。问题归根结底不在于计算机或算法，而在于人心。我们害怕自己的工具，其实是害怕人性本身。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不愿承认，人类一旦拥有神一样的能力，就会用不敬虔的方式使用它。
而这正是基督降临的原因。他不是要把我们从计算机或人工智能中拯救出来，而是要把我们从自己手中拯救出来。他来是要使悖逆者与上帝和好，改变人心（林后 5:18）。他来是要给我们盼望，不是让我们控制技术，而是让我们被圣灵掌管。
看着各种各样的末世预言慢慢淡出视野，我学到了一个功课：末日可能明天就来，也可能一千年后才来。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无论通用人工智能明年出现还是永远不会出现，无论蒂尔的讲座最终应验还是沦为下一代人眼中的尴尬笑谈，基督都是主。
重要的是：我们的基督徒使命从未改变。我们要爱邻舍、传福音，做长远打算的同时随时准备好迎接末日。这种张力几乎不可能把握，也难怪每一代人都会以不同方式搞砸。我父母那代人因为期待被提而退出文化参与。我想知道未来的基督徒会怎么评价我这一代人应对人工智能和文化混乱的方式。
但我真希望 1979 年时、当那位十岁的我盯着那些预言图表时，有人能告诉我这一点：上帝掌管一切技术、每一个帝国、每一个时代。苏联垮台了，兽的计算机是虚构的。而无论人工智能最终成为人类最大的成就，还是最后的危机，我们真正的盼望如今正坐在天上的宝座上（西 3:1–4）。
这既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只是对现实的认识。看过太多“末日预告”逐渐消散，也经历过太多文化震动之后，我学到的只有一个稳固的根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来 13:8）。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en Silicon Valley Started Sounding like a ’70s Prophecy Con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