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经历动荡之际，服用迷幻药的潮流再度兴起。这股风潮的背后，是一些关键的机构与人物作为推手，他们正致力于让迷幻药在医疗与灵性领域的应用变得常态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将迷幻药推入地下，使其在公众视野中几乎消失。然而，随着唯物主义思想在西方影响力的减弱，这为迷幻药爱好者（有些人称他们为 psychevangelists，意为“心理福音传道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从媒体报道和民意调查来看，他们已经成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兴趣。
这场迅速蔓延的运动背后，有资金雄厚的倡议组织、医学研究支持，以及为满足合法迷幻药需求而设立的营利性诊所。再加上法规与司法裁决的逐步松动，以及“让美国重获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 MAHA）运动将迷幻疗法纳入核心议题，迷幻药的社会接受度似乎正持续上升。
传统医学近年来遭遇的信任危机，也为迷幻药医学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几乎所有替代疗法，当然不包括放血或脑叶切除这样的极端手段，都比以往获得了更多关注。
那么，具有反思精神的基督徒该如何看待这些发展？尽管支持者高调宣传，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所谓的迷幻药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场充斥着炒作与傲慢的闹剧。
在迷幻药支持者圈子里，你会很快听到对这类药物的神奇力量与无限前景的夸张描述。该运动的核心人物瑞克·多布林（Rick Doblin）写道：“我们期待有一天，迷幻药不再只是最后的治疗手段，而将成为大众心理健康的催化剂。”在另一些场合，他甚至声称，在MDMA辅助治疗的推动下，人类有望在 2070 年前实现“零创伤的世界”。
亿万富翁投资人克里斯蒂安·安格迈耶（Christian Angermayer）则走得更远，他提出：“使用迷幻药，就像把一万小时的心理治疗浓缩在四小时内完成。”类似这样的过度宣传，在 2025 年的今天并不少见。
关于这场热潮，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确实有不少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及其他心理疾病患者表示，迷幻药对他们有所帮助。这些药物作用于大脑的方式，能够打破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让人对生活和人际关系产生新的认知。然而，这些体验是否值得冒险，其效果能否持久，目前仍有争议。
其次，迷幻药运动历来有淡化负面影响的倾向，甚至压制那些试图讲述不良体验的人。在媒体宣传和大会发言中，你很少会听到像领先研究者罗兰·格里菲斯（Roland Griffiths）对记者丹·拉廷（Dan Lattin）所说的话，他指出当前迷幻药炒作“泡沫”的危险：
迷幻药并非无害。有人会因此丧生，也有人会患上精神病。我们正处在一个泡沫之中，而这个泡沫终将破裂。
第三，相关研究并不像倡导者所宣称的那样纯粹出于医学或科学目的。这一点的证据直接来自那些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开创并资助相关研究的人士。几十年来，倡导者一直有计划地资助这类研究，目的是借助约翰斯·霍普金斯这类机构的学术声誉，推动社会与宗教接纳迷幻药。这一点很少向公众透露。运动内部有人公开称之为“特洛伊木马”策略——正如《埃涅阿斯纪》（Aeneid）中的情节，这一策略似乎正在奏效。
此外，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些研究参与者，甚至研究者本人，都曾公开表达自身的灵性信仰。《纽约时报》也曾刊文指出，这些信仰可能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正如从迷幻药支持者转变为吹哨人的乔·韦尔克（Joe Welker）所说，这些研究的成果不过是“名义上的科学”罢了。
所谓的医学研究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在为整个迷幻药运动做公关。例如，约翰斯·霍普金斯曾主导一项关于迷幻蘑菇（psilocybin）对神职人员灵性与行为影响的研究。论文发表后，《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篇颂扬式报道，名为《这是你的神父在吸毒吗》（This Is Your Priest on Drugs）。而事实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已裁定该研究在多个方面——从利益冲突到未披露资金——“构成严重违规”。
有一点必须澄清：迷幻药不是什么不带偏见的科学家偶然发现的某种革命性疗法。相反，是一批早已深信迷幻药价值、且往往带有新纪元运动灵性背景的倡导者，在有策略地为其议程披上科学与医学的外衣，以获取公众信任。
这种局面让公众和监管机构难以判断数据的真实性，也难以评估这些药物可能的合法医疗用途。尽管我们可能需要多年才能得出可靠结论，但这并没有阻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亲身尝试迷幻药。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这场运动内在的灵性傲慢。在这个经历了两个世纪世俗化洗礼的世界里，许多人的灵性状态近乎一片空白。他们将自己悬隔于圣经的智慧与历代先辈的告诫之外，于是便只能以一种蒙昧而危险的姿态，闯入迷幻药所开启的灵性未知领域。
一个常被忽视的影响是，这些药物会增强使用者的受暗示性和改变信仰的开放性，这部分来自体验中伴随的强烈意义感和顿悟感。一项研究考察了这种现象，发现迷幻药使用者往往会从确定性的信念走向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开放性质疑——除了那些原本就信奉泛心论（认为万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意识）的人。迷幻药提供的并非价值中立的体验；相反，它们会催化信念朝特定方向发生深刻转变。
服用迷幻药后，使用者常常进入奇异的平行世界，遇到似乎有自主意识和知识的神秘存在。在使用者头脑最易受影响的时刻，假设自己拥有足够智慧来理解这些存在的讯息，并辨别真伪，是一种傲慢。
有趣的是，这种傲慢精神不仅存在于非基督徒中，也出现在教会里。在一些主流教派和非传统天主教圈子中，有人试图将迷幻药与基督教结合。倡导者通常都有一个相似的个人故事：一位基督徒因抑郁（精神或其他方面）而苦恼，无法从自身传统资源中得到缓解，于是出于好奇或绝望尝试迷幻药，获得了积极且改变世界观的体验，并将其视为一种神圣呼召，去将迷幻药的“礼物”分享给他人。
我在阅读和听取这些倡导者的经验时发现，比起分享基督里的赦罪和救恩来说，他们更热情地宣传迷幻药体验的“好消息”。对他们而言，迷幻药似乎成为个人和群体困境的万能解药：既是成圣的助力，也是振兴他们所谓濒临衰落的信仰的关键。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熟悉，那可能是因为每一代教会中，总有人坚信自己发现了能拯救基督教免于衰亡的方法。教会史的研究者明白，用迈克尔·海金（Michael Haykin）的话说，“教会历史就是复兴的历史”。教会始终需要复兴，不过不是通过折衷主义或人为创新，而是通过神的圣灵借着神的话语运行。那一次为众圣徒交付的活泼信仰，不需要通过蘑菇或蟾蜍来人为提升属灵能量。
关于治愈的炒作终究无法兑现承诺，而在基督之外追求属灵体验的傲慢，将让许多人接触到非圣经的思想，甚至受到恶灵的属灵势力影响。
就迷幻药而言，我们很难在科学医疗、娱乐使用和灵性追求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当人们刻意使用迷幻药来连接神明或超越普通意识时，这显然符合圣经中“pharmakeia”的模式——这个词通常被译为“邪术”（加 5:20；启 18:23）。对于奉圣经为权威的人，这一警告足以禁止任何此类行为。
当然，纯医学用途确实存在，并应当另当别论。但这场迷幻药复兴运动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它承诺通过神秘体验来治愈创伤与心理障碍，并追求所谓“更高意识”，而这不过是经过重新包装的新时代异教思想。这也是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见证：他们曾沉迷于迷幻药引发的灵性体验，但最终转向在基督里获得新生命。其中一个显著例子是阿什利·兰德（Ashley Lande），她的回忆录《那个能让一切永远好起来的东西》（The Thing That Would Make Everything Okay Forever）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心路历程。
面对迷幻药的复兴，教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它已经到来，并开始冲击我们这个本就困惑的文化。如果你觉得大众的属灵光景已经足够混乱，那么当无数来自迷幻旅程的“启示”注入其中时，情况只会更加复杂。更令人不安的是，教会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迷幻药能够催化属灵复兴。教会将需要清晰的判断、坚定的信念和十足的勇气，才能忠心地应对这些挑战。
基督徒也必须准备好去关怀那些因相信炒作而希望破灭，以及因灵性傲慢被利用而心智受骗的人。他们会带着奇幻体验、甚至可能与邪灵遭遇的故事而来。我们应当明白，我们对这类事物的陌生与不适，很大程度上是受现代观念影响；像马丁·路德这样的中世纪修道士，在他的《桌边谈话》（Table Talk）中处理起这类问题来可毫不费力。这些在迷幻药中受伤的人所渴求的——帮助与医治、超越的触碰、蒙福的异象——最终只能在与复活基督的联合中，并在祂子民的团契里寻见。
愿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样的地方，让这一切得以发生。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Psychedelic Renaissance: A Story of Hype and Hubr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