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需要不断地改革。即使在新约圣经中，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谴责彼得，保罗在纠正哥林多人。由于基督徒永远是罪人，教会就需要不断地改革。然而，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何时是绝对需要改革的时候？

十六世纪的伟大改教家认为，当时的改革是紧迫的、必要的。在为教会进行改革时，他们拒绝了两个极端。一方面，他们拒绝那些坚持认为教会基本健全，不需要从根本进行变革的人。另一方面，他们拒绝那些自以为可以在每个细节上创造出完美教会的人。教会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它也必须不断地自我归正。改教家是从他们对圣经的研究得出了这些结论。

1543年，斯特拉斯堡的改革家马丁·布瑟（Martin Bucer）要求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为宗教改革撰写一份辩护文，以便在1544年在斯拜尔（Speyer）举行的帝国会议中呈现给皇帝查理五世。布瑟知道罗马天主教皇帝被一些谋士所包围，他们不断诋毁改革教会的努力，他相信加尔文是最有能力捍卫更正教事业的牧师。

加尔文接受了这个挑战，并撰写了他最佳的作品之一：《论改革教会之必要》（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这篇重要的论文并没有说服皇帝，但它已被许多人视为有史以来说明改革宗理想的最佳说帖。

加尔文首先观察到，每个人都认为教会有“无数的、严重的毛病”。加尔文认为事情如此严重，以至于基督徒无法忍受，改革还要“更久的拖延”或等待“缓慢的补救措施”。他拒绝这一论点，说改教家犯了“鲁莽和邪恶革新”的罪。相反，他坚持认为“上帝兴起了路德和其他人”，以保护“敬虔的真理”。加尔文看到基督教的基础受到了威胁，唯有圣经真理才能更新教会。

加尔文着眼于教会生活中需要改革的四个重要领域。这些领域构成了他所谓的“教会的灵魂和身体”。教会的灵魂是由“对上帝的纯净和正当的敬拜”和“人的救赎”所组成。而教会的身体是由“圣礼”和“教会治理”所组成。对加尔文来说，这几件事是宗教改革辩论的核心。它们对教会的生活至关重要，也只能根据圣经的教导才能正确理解。

我们可能感到惊讶的是，加尔文把“如何敬拜上帝”作为宗教改革的首要问题，但这是他一贯坚持的主题。早些时候，他写信给红衣主教沙度里多（Sadoleto）：“没有什么比荒谬的崇拜对我们的得救更为有害的。”崇拜是我们与上帝会面的地方，这样的会面必须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进行。我们的崇拜形式会表明，我们是否真正接受上帝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权威并顺服它。自己创造的崇拜，既是一种靠行为称义的形式，也是偶像崇拜的表现。

接下来，加尔文转向我们通常认为的，宗教改革最重要的议题，即称义的教义：

“我们坚持认为，无论我们如何描述一个人的行为，他在上帝面前被视为义人，都只是基于白白的怜悯；因为上帝在不看重人的行为的情况下，借着将基督的义归算给人，就在基督里白白地接纳了他，把他当成属自己的百姓。我们称之为信心的义，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一切行为失去了信心，确信他蒙上帝接纳的唯一理由就是自己所缺乏的义，并且是从基督借来的。世界总是受到误导而误入歧途之处（因这个错误几乎盛行在每个时代在），在于想象：人无论有多少缺陷，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着行为得到上帝的恩宠。”

这两样构成教会灵魂的基本事宜是由教会身体所支持的：圣礼和教会治理。圣礼必须恢复到圣经所规定的纯净而单纯的意义和用法。教会治理必须拒绝所有违背神的话、捆绑基督徒良心的暴政。

当我们看到今日的教会时，我们很可能会得出结论：在加尔文关注的许多领域上，教会仍然需要进行宗教改革——诚然，这是必要的。只有上帝的圣道和圣灵才能改变教会。但我们应该忠心地祷告和工作，恳求主让这种改革在我们这个时代就降临。

译：诚之；校：改革宗出版社。原文刊载于林格尼事工网站： Why Was the Reformation Necess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