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彬彬有礼的男子快速穿过人群，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几秒钟后，身穿制服的警察紧随其后赶来，正在救赎长老会教会喝咖啡的基督徒们就知道出事了。
这名男子抢劫了教会旁边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冲进一条小巷逃跑——小巷的尽头是团契室敞开的大门，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牧师正在那里与会众聊天。
凯西·凯勒（Kathy Keller）回忆说：“教会的唯一出口是先上到地面那层，然后从前门走出去。这个人找到了前门，当着凯西和她三个儿子的面冲出了教会，当时他们正坐在教会门口的面包车里等提摩太。”
凯勒家的三个男孩——分别是 6 岁、10 岁和 12 岁——都跑到后座，看着警察抓住那个人，把他压在停在他们后面一辆车的车盖上，然后给他戴上手铐。
凯西说：“我不得不说，这是我喜欢让孩子在纽约长大的一个原因。当他们看到喝的醉醺醺的人在人行道上狂吐不止时，你不用告诫他们喝酒的害处；当他们看到小偷就在自己面前被铐上，你也不必给他们讲偷东西有多危险。”
但老实说，当提摩太第一次建议他们从费城搬到纽约市来植堂时，她并不是这样想的。80 年代末，纽约的可卡因毒瘾患者达到了顶峰。暴力犯罪率从未如此之高。
属灵方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曼哈顿中心城区，只有不到 1% 的人自称是福音派基督徒。熟悉纽约的人告诉他们，如果没有更多的人脉、经验和金钱，他们的日子会很难过。很可能撑不过五年。
但是凯勒的教会已经超出预期时间近六倍。他最后一次讲道是 2017 年 6 月 25 日，此时，救赎主长老会已经成立 28 年了。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参加聚会的人数从 50 人左右猛增到 5,000 多人。聚会点从一处扩大到两处，到后来的三个聚会点。他们通过“纽约希望”（Hope for New York）向成千上万的人传福音，通过“信仰与工作中心”（Center for Faith and Work）事工让人重新认识工作的意义，并发起了一个现在被称为“城市引力”（City to City）的教会植堂中心。
通过所有这些事工， 救赎主长老会证明了他们做到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在美国一个最后基督教的、最忽视圣经的城市，福音派教会依然可以茁壮成长。
后来，会众投票决定将救赎主长老会分成三个不同的堂区，这并不代表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救赎主长老会，这间在纽约和世界各地帮助建立了数百间教会的教会，开始重新植堂。
提摩太·凯勒是救赎主长老会牧师的第三人选。当时成立仅仅 14 年的美州长老会（PCA）邀请他在纽约市建立教会时，他还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Seminary）的教授。不管是对一个只有十几年历史的宗派，还是一个 30 多岁的神学院教授，这都是个雄心勃勃的想法。
他拒绝了他们的邀请，不过表示愿意帮他们另外找人。结果他发现这比想象的要难；他帮忙问的两个人也都拒绝了。
1993 年，他在《中心城教会》（Center City Churches）一书中写道，纽约的“傲慢、世俗、多样、权力、还有属灵的荒凉 ”让他既厌恶又向往。他开始思考，这难道不正是宣教士要去这些地方的原因吗？
他向妻子凯西提起这件事，凯西笑了。她在 2012 年写道：“带着我们三个无拘无束的儿子（他们比较缺乏管教，内心还有许多的罪）搬到大城市的中心？我想保护他们， 不让他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罪，至少 30 岁前不要。 如果有人问我， 搬到纽约有什么问题吗？我会给出一张长长的清单。”
她说的没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纽约并不是建立家庭的理想选择。在救赎主长老会成立的第一年里，随着可卡因充斥街头，纽约的凶杀案高达 2,245 起，这个趋势与美国其他城市的暴力事件一样，不断地在增加（相比之下，2014 年纽约的谋杀案仅为 333 起，创历史新低）。
凯勒夫妇最终租下的敬拜场所是一座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堂，离中央公园只有两个街区，位于城市最繁华的上东区。然而，救赎主长老会成立仅仅三周半，附近就出事了：28 岁的特里莎·梅丽（Trisha Meili）在公园慢跑时惨遭强奸殴打；而三年之前，18 岁的詹妮弗·莱文被勒死，尸体被扔在同一个公园。犯罪事件正在四处蔓延。
据《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报道，“1989 年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纽约人报告了 9 起强奸案、5 起谋杀案、255 起抢劫案和 194 起严重伤害案。”卡洛·克莱因克特（Carole Kleinknecht）在教会成立头一年负责清点十一奉献，她把钱装在纸质午餐袋里，藏在厨房后面的暖气管道里，以保证在两次礼拜之间钱不会被偷。
凯勒在教会的一段视频中说：“在纽约市植堂，不仅超出了我的才能和能力范围，也超出了我所认识的任何人的才能和能力范围。因此，如果神要做这件事，祂不会通过牧师的才能，而是通过......一个爱祂并且依赖祂的人。”
凯勒读过清教徒威廉·居牢（William Gurnall）写的《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The Christian in Complete Armor）。居牢认为，做基督徒比做军官更需要勇气。“我意识到，的确，我的祷告生活不够，我对上帝的爱不够——但归根结底，我不去的原因是因为胆怯。主勇敢地从天堂来到人间，并为我走上十字架，我这样做是对主的不忠心。”
于是在 1989 年 2 月，提摩太和凯西开始每周日下午从费城开车到纽约。凯勒带领十几个人一起查经，他说这是顺服的一步，“打开了”他的祷告生活。
他们找了个保姆，每周日下午来照顾留在费城家中的孩子，但他们总会带上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去纽约。凯勒说，他们想让孩子们适应这座城市，同时也“在告诉大家，我们携家带口来这里。我想让他们看到我们一家，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凯勒一家要在这里扎根。
凯勒一家对城市的委身反过来也激发了别人对他们的委身。会众们喜欢凯勒对纽约的愿景，喜欢他坚持认为城市是有价值的，是值得传福音的。克莱因克内希特（Kleinknecht）非常喜欢他的观点，他甚至还没有听过凯勒讲道就委身了。
接下来发生的让凯勒十分惊喜。
凯勒在救赎主长老会的第一次讲道安排在 1989 年 4 月 9 日下午 6:30，这是复活节后的第二个主日。
没有人来。
“我们说，‘好吧，这就是答案。神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收拾东西回家吧。’”凯西后来写道。
但 10 分钟后，几十个人坐满了座位。她写道：“没有人和我解释过纽约人不看重开始时间，这一方面是因为纽约的公共交通，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不那么在乎守时。” （最开始的几个主日，凯勒夫妇都是一开始很失望， 然后看到姗姗来迟的会众才长舒一口气。几周之后， 他们终于搞懂了纽约人的风格。）
“我觉得自己很拙口笨舌，”凯勒说，他讲道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 7 章。“我很喜欢我的第一次讲道，但我吃不准其他人是否喜欢。”
卡罗尔·克莱因克内希特（Carole Kleinknecht）很喜欢。她几乎记得每一个字。
她说：“他的第一次讲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要是因为他的主题，还有就是我感到神在对我说话。没有想到，我们得到了一位口才非常好的、很有说服力的讲员。”
不止她一个人这么想。这 50 多人听完讲道后，又带着他们的朋友来了。到了 9 月份，救赎主长老会的两堂敬拜共有 150 人参加；到年底，平均有 250 人参加。
但凯勒是一个行事谨慎的计划者（他会在几个月前就制定出详细的计划）。尽管各项指标都很不错，但曾经经历过的风险还是把他吓得半死。
凯勒在接受一次城市到城市的采访时说：“我记得有好几周，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感觉脚下是万丈深渊。如果歪那么一点点，我就会掉下去。”
他没有掉下去。1991 年 6 月，救赎主长老会不再接受长老会的援助。教堂的平均参加人数为 725 人，预算为 583,000 美元，植堂非常成功，效果令人瞠目结舌。
凯勒说：“每个人在回忆起教会的头三年时都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有人归信，有上帝同在的感觉，有生命的改变——所有这些都是每个人所希望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神的恩典之厚重，实在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凯勒实现了许多批评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可卡因和手枪的夹缝中，在华尔街投资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他宣讲的保守神学包含了互补论、五点加尔文主义和地狱。15 年后，《今日基督教》称救赎主长老会是“曼哈顿一间最具活力的教会”。
他在 1993 年出版的《中心城教会》一书中写道：“传道人必须要预料到，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华尔街经纪人、有抱负的演员、同性恋权利活动家、讲究政治正确的研究生以及年轻的亚裔美国第二代专业人士会对福音派传讲的信息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我们在讲道时要假定这些人都在场，他们就会闻风而来，或者被朋友带来。 ”
换句话说“如果你建立教会，他们就会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你以这种方式传道，大家就会把他们不信的朋友带来。就像电影《梦幻之地》（Field of Dreams）中描写的，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建了一个棒球场，白袜队就到他的场地来比赛（凑巧的是，这部电影与救赎主长老会在同一年夏天上映），同样，教会成立了， 座位也随之坐满了。教会成立三年后，人数已增至一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单身的专业人士（只有 30 名儿童）。
每周约有 60 人第一次走进教会。凯勒在《中心城教会》写到，他估计，来教会的人约有 15%-20% 的人不是基督徒。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福音派背景。
这些人包括专业人士（1993 年占到总数的 99%）、城市居民（91%）和同性恋者（至少 12%）。20% 的人是非白人；在亚洲人和西班牙裔人中，80% 是第二代移民。
有这么多的专业人士来救赎主长老会， 这就促使教会在十年后创办了信仰与工作中心（ Center for Faith and Work ）。仅在 2015 年，就有 240 多人参加了将工作与信仰联系起来的课程，约有 1,000 人参加了有关呼召教义的活动，评委们还为非营利和营利企业颁发了奖金和补助金。
在教会早期，还较难看到它会向多种族化发展。如今，救赎主长老会主堂约 45% 的成员是亚裔，这些韩国或中国的移民二代、三代，他们的父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来到纽约，还建立了自己的教会。
大多数人定居在皇后区的法拉盛，距离救赎主长老会约 30 分钟车程。而且，由于长老会的宣教士很早就进入了韩国，因此大多数人已经是长老会信徒。
为什么他们一股脑儿地涌向救赎主长老会？确切原因很难说的清，但凯勒有一个理论。
他说：“头一年，你走进大门，抬头看台上，你会看到两张面孔。一个是我，一个是司琴，他是华人。然后，大约六个月后，我看到会堂里坐的有白人，也有亚洲人，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在某种潜意识层面上，当人走进大门，看到自己人站在台前，就会感到备受欢迎。”
救赎者长老会在 90 年代的增长速度慢了下来，但依然步伐稳健。凯勒向知识分子讲道时使用的是专为新人设计的 20 页简报，他解释经文，敬拜还包括了礼仪、赞美诗和圣经经文。教会提供的选择足以让任何人满意：上午 10 点的礼拜是历史和现代赞美诗的混合敬拜，11:30 的是古典音乐敬拜，下午 4 点的那场是较长的证道和问答时间（问答时间最终发展到上午两场敬拜都有），下午 6:30 是现代音乐敬拜。有的人一天来两次；凯勒在最后一场敬拜中用不同的讲章。
到后来，甚至连多场敬拜都不够了。但救赎主长老会最起初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一个多堂点教会。因此，随着教会规模不断扩大，一直到租用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堂无法容纳救赎主长老会的会众，救赎主长老会就搬到了一英里外的亨特学院礼堂，那里有 2,000 个座位。
搬迁解决了座位不够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公园的问题。礼堂距离矩形中央公园东侧两条街。但公园下面没有地铁，做公交要花很长时间。因此，尽管公园只有半英里宽，但位于公园东侧的教会并没能够吸引多少西侧的观众过来。
很明显，应该在公园西边开一个堂点。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凯勒说：“选择（公园西边的堂点）地理位置比较讲究，既要能够接触到那些不会穿过公园的人，又不能离东边的母堂太近。如果创始教会和其牧师仅仅在一英里之外，谁还会去一个小堂点呢？”
救赎主长老会于 1997 年在公园西侧开设第二个堂点，不久，在公园两侧都开始了主日早晚两场敬拜。
凯勒眼光长远，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牧养这两处堂点。因此，2009 年，救赎主长老会开始为他的退休做准备，并制定了具体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将多个堂点变成多个教会。2012 年 10 月，他们在市中心增设了第三个堂点。每个堂点都有一名同工和带领牧师负责照顾聚会点的基督徒；凯勒在三个堂点之间轮流讲道。
教会的目标是在凯勒退休前好好打造这些聚会点，到他退休时，每个聚会点都将独立出来，成为三个植堂。
国会山浸信会的牧师狄马可（Mark Dever）告诉《今日基督教》：“大多数时候，大型教会主要是围绕传道人的个性建立起来的，当传道人离开后，整个教会就会解散。救赎主长老会的模式更具建设性。”
自 2001 年成立以来，“城市引力”已经帮助培训了 13,000 多位带领人，并在世界各地开始了 423 间教会。但凯勒最喜欢的植堂地点并没有改变：这 423 间教会里，有 100 多间教会是在纽约。（虽然救赎主的子教会都是长老会，但“城市引力”为许多宗派的福音派教会提供了培训和帮助）。
救赎主长老会的热情得到了响应。到 2000 年为止，福音派基督徒每年在纽约建立 80-100 间教会和事工。许多教会都与救赎主长老会合作，接受其教导或启发。
从 1990 年的 1% 到 2011 年的 3%，再到 2016 年的 5%——在美国一个最世俗化的城市中心，福音派人数正在缓慢但显著地增加。
与此同时，福音派教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市犯罪率急剧下降，人口不断攀升。
无论是因为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uiliani）的零容忍政策，还是因为整个国家的强力可卡因上瘾症有了缓解，或者是经济的改善，纽约市的凶杀率从 1990 年到 2014 年下降了 85%。交通犯罪率下降了 87%。强奸、抢劫和严重袭击案件均大幅下降。
在这期间，救赎主长老会努力地做工。1992 年，教会成立了“纽约希望”（Hope for New York）组织，为纽约的非营利组织提供志愿者、资金和最佳实践培训。该组织最初只有一名全职员工和几名志愿者。到 2016 年，该组织已发放 140 万美元赠款，志愿者付出了 4.3 万小时，并见证了其附属机构为纽约 160 万人提供服务。
在此期间，纽约的人口也在不断飙升，从 1990 年的 730 万上升到 2014 年的近 850 万。
“我刚到纽约时，搬到纽约的人中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来自国外，”凯勒说。“美国国内的人不会去纽约——那里挺吓人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如今，每年迁入纽约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其他地方。它现在是大家都想去的地方。它很酷，很时髦。”
然后，就在纽约二十年的转变过程中，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大楼。
那天，救赎主长老会有三名成员丧生。
六年前，凯勒告诉福音联盟：“我还记得从市中心冒出的滚滚浓烟随处可见，一连好几天都是如此。恶臭挥之不去，那种独特的气味也持续了好几天。到处都能闻到。没有人问那是什么味道。我们也不想知道。”
本来，教会平均每周有 2,800 多人来。2001 年 9 月 16 日这天，约有 5,300 人到场。（这并不是救赎主长老会独有的现象。“纽约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凯勒说）。
“有一个堂点，大约在上午敬拜开始前 15 分钟，教会后门就排满了人。”凯勒说，“于是我和司琴商量了一下.............我们让引座员跑出去告诉大家，‘两小时后再来，到时会有另一场礼拜。’”
这些人第二场的时候来了，凯勒仍然对此感到有些惊讶。“有八、九百人参加了第二场敬拜，尽管我们从未在那个地方举办过敬拜。”
并不是所有新来的人都会继续回来，但很多人都回来了。（其中一位现在已经是长老了）。
救赎主长老会的平均出席率一天之内增加了约一千人，增幅约为 35%。(在全市范围内，教堂和犹太会堂的出席率增长了约 20%，但这种增长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下去。）与此同时，教会开始陆续收到支票。
凯勒说：“全国各地的人自发地送来了 200 万美元，以备不时之需。很多人收到善款，直接寄给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那里。”
救赎者长老会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整整一年一直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工作。 “他们的工作重点是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因为除了双子塔外，有14,000 或 15,000 家位于 14 街以南的小企业一夜之间消失了，” 凯勒说。 这种经济损失严重地打击了纽约和救赎主长老会。 曾有一度，救赎主长老会四分之一的长老失业了。
教会分发圣经、地铁通行证和金钱。“我们把收到的一切捐赠都发了出去，” 凯勒说。他们还筹集资金，补充不堪重负的辅导团队。
但两年后，精力和热情都消失殆尽。 “回过头来看，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凯勒回忆道。“那时，我和妻子都得了重病。因为这个原因，我有点疏远了工作人员……不知怎么地，我认为，没有我教会也能运转。”
有一段时间的确如此。但后来“我们环顾四周发现，工作人员都不开心。他们觉得我疏远了他们。我没有做一个好的带领者，”他说。“实际上，我们不得不重建整个团队。”
整个城市都在重建，许多人担心纽约会重新回到20世纪80，90年代时期的高犯罪率和人口外流的状态。
然而，911 事件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社会学家托尼·卡恩斯（Tony Carnes）说，涌入这座城市的基督徒志愿者发现，纽约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和危险。他们留了下来。犯罪率在下降，教会却在增加。
据《纽约市宗教之旅》（A Journey Through NYC Religions）一书的编辑和出版商卡恩斯称，曼哈顿近 40% 的福音派教会是在 2000 年之后建立的。
在 2009 年的两个月中，曼哈顿市中心每周都有一间新教会向基督徒打开大门。
救赎主长老会一直在培养领导者并支持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但“城市引力”的教学能力有限。
“我们曾尽力保持低调，”凯西说。“如果有人要求提摩太在广播或电视上露面，我们总是拒绝。但有一次，教会的一些实业家说：‘如果你想看到大家传承这个愿景，你需要建立一个渠道。而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更高的知名度。这就是事实。’”
“提摩太低下头说：‘好吧，我来写书。’”
他在 2008 年出版了《为何是他：怀疑主义时代的信仰》（The Reason for God: Belief in an Age of Skepticism）。该书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获得了《今日基督教》和《世界》杂志的奖项。九个月后，他又推出了《一掷千金的上帝》（The Prodigal God: Recovering the Heart of the Christian Faith）。（他后来写道，“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作品；这两部手稿是在多年的工作后同时完成的！”）
从那时起，他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出现：《诸神的面具：金钱、性和权力的空洞承诺》（Counterfeit Gods: The Empty Promises of Money, Sex, and Power, and the Only Hope that Matters）、《慷慨的正义：上帝的恩典如何让我们行义》（Generous Justice: How God’s Grace Makes Us Just）、《婚姻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Marriage: Fac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mmitment with the Wisdom of God）、《祷告解密：经历与上帝一起的敬畏和亲密》（Prayer: Experiencing Awe and Intimacy with God）
《为何是他》让凯勒的名字跃上了有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的榜单。他成为顶级的大会讲员，《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新闻周刊》和《纽约》杂志都对他进行了报道。2005 年，他共同创立了福音联盟。
凯勒的成名改变了救赎主长老会的情况。格伦·克莱因克内希特（Glen Kleinknecht）说：“我们成了外地观光客的热门目的地。”有些星期天，似乎“教会里一半的人都是欧洲的游客”，而且根本无法区分哪些是第一次来教会的纽约人，哪些是观光的游客。
这种情况在 2017年7 月 1 日发生了改变。凯勒离开了讲坛，重操旧业，开始培训新的教会领袖。他与“城市引力”合作，为曼哈顿的改革宗神学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课程，还有一整年的实用城市事工培训，名为“城市事工年”（City Ministry Year）。目的是吸引和培训更多的人掌握在城市教会工作的独特技能。
凯勒说：“一般来说，在其他地方接受过培训、拥有丰富服事经验的人，到全球大城市去服事时，表现并不理想。我们需要在这里从头开始培训人才。这就是我余生要做的事情。”
救赎主长老会独立存在，拥有自己的领袖和员工，经营自己的事工、植堂。最终，他们将不再像凯勒，而更像他们自己的牧师。
对凯勒来说，这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结婚一样。
他说：“当你参加（你孩子的）婚礼时，你会感触万分。你意识到这个人真的要和别人在一起了。你依然很重要，但你不再是他（她）生命中的第一位了。就是这种感觉……有失落，也有解脱。很显然，尽管我们很爱自己的孩子，但如果他们无法长大成人，或者精神上、情感上都不成熟，那将是最大的悲剧。”
美洲长老会杂志编辑理查德·多斯特（Richard Doster）说：“首先，他们给改革宗神学换了一张脸，使它变得更柔和、更亲切、更富有同情心。”
他说：“他们也‘确实扩大了我们在教会植堂中与谁合作的视角’。他说，“你看到凯勒，作为一间教会，展示了跨越城市、超越宗派的协作。这影响了我们，我们说，‘我们可以与这些人合作。在这些边界之内，我们不必单干。我们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同工。”
“纽约在凯勒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一直关注救赎主长老会的卡恩斯写道。
他说：“1978 年左右，各区（皇后区、布鲁克林区、布朗克斯区和斯塔滕岛）开始发生属灵上的变化，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因为这些变化很少出现在市中心。当凯勒在曼哈顿中心城区抢占了滩头阵地，就激励了整个纽约的教会。”
曼哈顿是这座城市的世俗象征中心。卡恩斯说，“一旦你改变了中心的象征意义，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福音纳入其中，大家的想法就开始改变了。”
他还说，“因为纽约市也占据着全世界的思想空间，纽约象征性中心的变化也会给全球带来影响。”
凯勒意欲改变这个象征性中心。他希望纽约的福音派人数在未来 10 年内增加两倍--从 5% 增加到 15%。
凯勒宣布自己职业的转变，表明要将所有时间用来培训植堂者，他对会众说：“比起金钱，我们更需要的是领袖。”当年他每个主日到纽约来带领查经，每次都带上一个儿子，那时他就对纽约的这些基督徒说，“凯西和我哪儿也不去。纽约是我们的家，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现在他对救赎主长老会的人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网站：The Life and Times of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