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艺术 凯勒文化护教中心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去听摇滚音乐会
2025-09-27
—— James Eglinton

在我爱丁堡的家以西两英里处,矗立着默里菲尔德体育场(Murrayfield Stadium)。这里不仅是苏格兰国家橄榄球队的主场,也常常举办大型演唱会。演出时,只要我打开客厅的窗户,即使相隔这么远,也能感受到震动的低音,听见观众的呐喊。

我今年四十多岁,音乐品味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定型了。所以,虽然我常常听说演出歌手的名字,比如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哈里·斯泰尔斯(Harry Styles)、碧昂丝(Beyoncé),却完全叫不出他们的任何一首歌。那些歌词对我来说,就像远方飘来的呢喃。

不过,这个周末情况不同。我对演出的乐队和曲目再熟悉不过,每一句歌词都能分辨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绿洲(Oasis)[1]乐队,他们的音乐陪我走过青涩岁月。

在 1990 年代的英国,绿洲乐队几乎就是“哥们与姐们文化”(lad与ladette culture)[2]的音乐化身:趾高气扬、缺乏好奇心、言语笨拙,只图开心(用他们的话说就是“mad for it”,意为“拼命嗨”),生活放纵,不觉得对整个世界有任何责任。在我们许多人看来,他们与当时美国流行的垃圾摇滚(Grunge)[3]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由涅槃乐队(Nirvana)代表,内省、焦虑、充满痛苦。而在我们眼中,呆在“绿洲”里,要比陷在寂灭中的“涅槃”看起来有趣得多。

Oasis于 2009 年解散。在他们的黄金时期,政客们曾试图让他们代表所谓的“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4]”。如今 2025 年,Oasis又要开始巡演,但那个英国已不复存在。许多人对英国文化的自豪感,已转变为羞耻感。90 年代那种对道德责任的主流排斥,已经被普遍的苛责与道德化取代。虽然 2000 年 Oasis 的演唱会确实带有一些布莱尔新工党 [5] 的政治色彩,但那是一种让人感觉良好的民族主义:把米字旗印在吉他上,却对外部世界的其他问题视而不见。加拉格兄弟从未有过类似博诺(Bono)[6] 或鲍勃·格尔多夫(Bob Geldof)[7] 那样的“救世主情怀”。他们的歌曲更像是“我们嗨的时候你在哪儿?”,而不是“谁来拯救世界?”

如今,英国音乐却变得极具政治色彩。2004 年绿洲乐队领衔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 Festival)[8],与2022年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9]登上同一个舞台发表气候演讲,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十几年里,英国主流文化完成了从享乐主义到道德主义的转变。我们不再拼命嗨(mad for it),而是使劲骂(mad about it)。

正因如此,有些人把绿洲乐队的回归看作是一个机会,让人重拾看似简单的日子。一位新的(而且还挺年轻的)绿洲粉丝在网上写道:“我去听演唱会,不想感到内疚,不想看到巴勒斯坦旗帜,也不想受台上的人教训,大讲特讲气候问题。我只想要音乐和快乐。”绿洲乐队比任何乐队都能满足这种渴望。他们的回归也恰逢英国政治风向的变化。大家普遍预计在下一轮选举中,英国政局将向右转移。时代更迭,钟摆摇摆。

19 世纪丹麦基督教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提供了一个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文化转变。他认为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有时称为“人生道路的三个阶段”或“存在的三种层次”。它们本质上是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审美阶段(追求享乐、感官体验)、伦理阶段(承担责任、讲究道德)和宗教阶段(在信仰中寻找终极意义)。

审美阶段:逃避无聊

处在审美阶段的人,并不太在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只最害怕一样东西:无聊。至于生活是道德的还是堕落的,别人是不是在受苦,都不重要,只要我的生活够有趣就行。为了避免无聊,我不断给自己制造快感。

为什么要如此拼命逃避无聊呢?克尔凯郭尔认为,因为一旦直面无聊,我就会不得不面对更可怕的东西:意识到自己看到人生的荒谬,陷入绝望。所以,逃避无聊,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逃避。

这样的例子并不难找。有时甚至赤裸裸地出现在我们面前。2004 年圣诞节海啸夺走了二十二万八千条生命。几天后爱丁堡新年街头狂欢时,有记者问两个年轻女子:在这样的悲剧之后庆祝会不会觉得奇怪?她们举起双手,几乎兴奋地回答:“我们才不在乎呢!我们是来狂欢的!”

大多数时候,审美人生表现得更隐蔽。比如:体育迷明知道自己支持的球队背后有不义的海外资金;快时尚爱好者明知道衣柜里不断更换的衣服是血汗工厂生产的;手机发烧友明知道新款设备的矿产开采存在道德问题,但仍继续消费。有时它更平凡:有人靠不断换发型打发时间,或刷短视频驱赶无聊。

从克尔凯郭尔的视角看来,90 年代英国的“哥们/姐们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中产生、并反过来塑造这种文化的绿洲乐队,都深深带着审美人生的烙印。正如他们的歌曲《香烟与酒精》所唱:

这是幻觉吗?
还是我终于找到活着的意义?
本想来点刺激
可只找到香烟与酒精……
值得折腾吗?
在这不值得拼命的世界找份工作?
日子虽然疯狂,
我只需要香烟与酒精。

对热爱审美人生的人来说,也许出乎他们意外的是,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是最低层次的生活。审美人生建立在谎言之上:个人不是群体的一部分,我们对他人没有责任。可是,相信这种谎言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告诉自己,我的快乐与别人的幸福无关,实际上是在伤害自己的人性。正如鲍勃·迪伦(Bob Dylan)歌词所说:转过头去,假装自己没看见。说“我们才不在乎呢!我们是来狂欢的!”,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伤害,对人性的自我阉割。这样的生命注定浅薄。

在《非此即彼》(Either/Or)中,克尔凯郭尔指出,如果一个人永远停留在审美人生阶段,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没有一种能经得起风雨、持久丰富的身份认同,你的生活就只是一场无休止的“避免无聊”的冲动而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伦理阶段:做正确的事

有些人终其一生停留在审美阶段,但也有人会迈出一步,进入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伦理阶段”。这种人生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不再只是与无聊抗争,而是以他人为焦点。此时,善与恶、对与错,比个人的兴趣或享乐重要得多。伦理人生把群体放在个人之上,背负起责任感。

有时,这种表现也会让人震惊。比如“阻止石油”(Just Stop Oil)运动的环保激进分子把汤泼向梵高的画作。在他们看来,历史分明有对有错,而关键就是要站在“对的一边”。然而,克尔凯郭尔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掩盖绝望的方式。摧毁一幅无价的艺术品,本身也是一种自我伤害。一场虚无主义的破坏,并不能保证带来任何结果。

不过,和审美人生一样,伦理人生大多数时候是很平凡的。比如,有人选择婚姻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滥情;有人投身职业与社区;有人提倡可持续时尚、帮助穷人、解放受压迫者。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伦理人生比审美人生更高尚。为邻舍而活,总好过只为自己而活。

然而,他也指出:如果人没有更高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伦理阶段,最终也会走向绝望。为什么?因为无论你多么努力,世界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扑灭一场火,十几处地方又大火熊熊。即使有再多资源,世界依旧混乱,终究无法被拯救。克尔凯郭尔观察到,在伦理人生之路上,走得越久,越容易被“无限的无奈”击中。世界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你可以带着汤撒遍美术馆,可以给饥饿的人送汤送水,也可以把汤端回家给孩子。无论怎样,你的努力对改善世界的问题只是杯水车薪。

意识到这一点后,你该怎么办?你可能陷入绝望,毕竟你无法拯救世界。你可能会更加投入各种事业,用点点滴滴的小胜利来麻醉自己。或者你会变得愤世嫉俗,愤怒于这个欺骗你的世界。又或者,像《黑客帝国》里的赛弗(Cypher)那样,决定还是回到旧日的审美人生。因为相比于令人沮丧的正义之战,享乐要轻松得多。

这种转变不仅是个人的,也可能是世代性的。2004 年绿洲乐队在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的狂欢,代表审美人生;而 2022 年格蕾塔·通贝里的呼吁,则代表伦理人生。这是一次文化的重新校准:从审美转向伦理。如今绿洲的复出,再次喊出“音乐与快乐”的口号,好像又回到了审美阶段。

但这不会是终点。主流文化若真停留在审美阶段,也只是暂时的。人们终将再次厌倦,渴望更深的意义,无法再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于是,钟摆又会摇回去,伦理人生会重现。新的通贝里会站出来,提醒我们该感到羞愧,而我们也确实会感到羞愧,直到这种绝望压得人透不过气。然后,钟摆又会摆过去,摆回来,周而复始,永不止息。

宗教阶段:活在永恒的光中

然而,克尔凯郭尔看见,基督徒并不需要随着那摆动的钟摆来回动荡。审美与伦理,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两个阶段。还有第三种、更高的活法:宗教人生。人藉着信心投入神的怀抱。

克尔凯郭尔对于宗教人生的理解独特而复杂,一篇短文难以穷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他的描绘中,宗教人生意味着基督徒活在永恒的光照之下,而这种光,会让审美与伦理人生呈现出另一种色彩。

宗教人生不同于审美人生,它不会本能地逃避痛苦和矛盾,也不需要靠麻醉自己来回避人的处境。它敢于下潜到深水之处,哪怕波涛汹涌。与此同时,它也不同于伦理人生,因为它不会最终困在那里。原因在于,宗教人生把伦理放在次要的位置,而不是视为绝对。它把伦理与更高的、超越的现实连接起来,把整个生命投射在神自己身上。于是,即便世界满是绝望,宗教人生也能活出全新的方式。

在距默里菲尔德球场两英里的地方,演唱会的尾声临近。七万人的合唱声响彻城市:《心底的寄托》(Wonderwall)回荡在夜空。我突然生出一种怀旧感,不禁想:克尔凯郭尔若在此,会作何感想?我想,他大概会觉得这一切都相当荒诞,不过是从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视角,而非道德主义者的冷眼相看。他的笑声,或许会和这晚风中的歌声融在一起。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更认真的身影:我十岁的儿子。他正学吉他,竭力想从远方传来的乐声里分辨出吉他的声音。看着他,我心里涌出一个画面:这孩子的人生钟摆,也将在审美与伦理之间来回摆动,从加拉格到格雷塔,从一个氛围转向下一个。

“感谢主,”我对自己说,“还有第三条路。”

* * * * *

  1. 绿洲乐队(Oasis):1990 年代英国著名摇滚乐队,利亚姆·加拉格( Liam Gallagher)和诺尔·加拉格兄弟俩为主唱。
  2. 哥们/姐们文化(Lad / Ladette culture):英国 90 年代的青年亚文化,特征是厌女、酗酒、放纵、享乐、不关心社会责任;“ladette”是女性版的Lad文化。
  3. 垃圾摇滚(Grunge):90 年代初美国流行的音乐风格,代表乐队为涅槃乐队,歌词多表达焦虑、痛苦与幻灭。
  4. 酷英(Cool Britannia):英国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政府在 90 年代推行的文化宣传口号,意在展示英国的时尚与流行文化。
  5. 新工党: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工党,推行“第三条道路”政治,强调乐观和现代化。
  6. 博诺(Bono):爱尔兰乐队 U2 主唱,因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如反贫困、援助非洲)闻名。
  7. 鲍勃·格尔多夫(Bob Geldof):爱尔兰音乐人,“Live Aid”慈善演唱会发起人,以人道主义活动著称。
  8.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 Music Festival):英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节,常反映文化风向。
  9. 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瑞典青年环保活动家,以呼吁应对气候变化著称。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en Kierkegaard Goes to an Oasis Concert

James Eglinton(詹姆士·艾格灵顿)是爱丁堡大学高级讲师,教授改革宗神学。
标签
音乐
哲学
克尔凯郭尔
凯勒文化护教中心
氛围
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