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与我们这个追求“本真”的时代
2021-03-03
| Karen Swallow Prior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出生于1816年4月21日,到现在已经两百多年了。勃朗特是四部小说、多首诗歌和一些未完成作品的作者,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说《简·爱》Jane Eyre)。

这本书受到了无数女性读者和好莱坞电影制片方的追捧与喜爱,有时人们以为它只是一本文艺的畅销书而已。但在表面的浪漫之下,《简·爱》为现代自我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哲学肖像。事实上,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查尔斯·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一书中描述的现代人对“创造自我”的追求。

对本真性的追求

 “本真性”于18世纪末开始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它的根源来自启蒙运动的主体性。“本真性”往往与“自我决定的自由”连结在一起,这是当时被高举的另一种道德价值,泰勒将其描述为“自己决定与自己有关的事情,而不被外部影响塑造”的本能愿望。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得到了发展,这绝不是巧合。小说是一种表现现代性,尤其是个人自主性和主体性的文学形式。勃朗特于1847年出版的《简·爱》标志着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自我观念的兴起这两者的交汇点。

《简·爱》以女主人公对真实自我的追求为中心,展现了泰勒所说的“现代文化的大规模主体性转向,一种新的内观自我形式,我们开始把自己当作具有内在深度的生命”。在现代世界之前,“与某种源头——比如说,上帝或善的理念——关联,被认为是完整存在的必要条件”。然而,现代世界带来的转变是“我们要与之关联的源头就在我们内心深处”这一观念取代了那种外在的权威来源。

通过寻找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

《简·爱》通过娴熟地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这是勃朗特对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主要贡献),反映了前面所说那种内心的转变。事实上,大多数评论家和读者都认为,简的声音(而不是过于浪漫的情节)使一个原本不怎么真实的故事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和可信。她强有力的声音证明了泰勒对现代社会人类“对话性特征”的观察:

我们是透过获得丰富的人类表达语言而成为完整的人类成员的,这让我们能够理解自己,从而定义自己的身份。……没有人能够自行获得自我定义所需的语言。我们都是通过与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人进行交流来获得这些语言能力的。

简正是通过这样的对话过程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从而找到了真实的自我:首先是通过与残忍的姑姑和表兄妹的言语(以及身体)冲突;然后是通过她结识的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她的同学海伦·伯恩斯;接着是与她的雇主、上司,以及最终的爱人罗切斯特先生的激烈争吵;但最重要的是,在她努力发现和定义自己真正的身份时,她也与她内心的自我进行了对话。简的旅程——从一个被姑妈残忍虐待的孤儿,到成为一所监狱般慈善学校的学生,再到成为一个低贱的家庭教师与一个富有的雇主相爱——是一个她寻求被人爱的旅程,但又没有以牺牲她的个人身份或自尊为代价。因此,简体现了现代性“对真实自我的重新重视”,是“某种属于我的做人方式......而不是模仿别人的方式”。

本真性转向外

这种对本原性的追求——尤其是由一个女性角色,而且是一个强势的、独特的角色——使勃朗特同时代的一些人感到惊恐。有一篇评论宣称,对“自然之心”的描写是“这本书中伟大而又令人哭泣的不幸”。在该书出版几年后,另一位评论家忧心忡忡地说:“现代最令人震惊的革命是在《简·爱》入侵世界之后发生的”。这位批评家似乎正确地察觉到,像简那样进行的“创造自我”的追求,追求的是激进的自主性。而正如泰勒所解释的那样,对真实自我的追求脱离了自我之外“意义的视野”,会导致相对主义,最终导致自己显得无足轻重:

无论一位寻找生命意义的人类怎样努力地想要定义他或她自己的意义,都必须把自己置身于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视野中。这就是当代文化模式集中于自我实现、与社会或自然的要求相对立,将历史和人类合一的纽带拒之门外所带来的自我毁灭,把来自自我之外的需求拒之门外,恰恰是在压制建立意义的条件,因此最终使自己变得无足轻重。

但是,虽然真实性和自主性似乎是密不可分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正如简的性格有力地表明的那样。简体现了泰勒关于现代主体可能的真正本真性的概念,这种本真性只有在自我之外才能实现。泰勒解释说,真正的自我实现是在“更重要事物的背景下”衍生出来的,关注“我们与他人的关联”而带来的结果: 

只有当我存在于一个历史的世界中,或自然的要求, 或我的同胞的需要,或公民的义务,或上帝的召唤, 或其他的东西,这种顺序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才能很好地定位我自己,我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本真性并不要是与来自自我之外的要求为敌,它期待着那种要求。

这正是简所体现的真正的本真性。

诱惑与试探

在整部小说中,简一直受到一种通过模仿他人的方式来离弃真实的自我。她首先受到的诱惑是透过接受海伦·伯恩斯的斯多葛主义(stoicism)观点来效法她所爱的的这位基督徒朋友;后来她又受到试探去模仿她残忍的姑妈,用同样不饶恕的精神回敬她。另一个临到她的试探是嫁给她表哥,但却要和他一样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作为宣教士服事。最后,她受到的试探是和她所爱的人一样,为了和他在一起而在基督教信仰上妥协。但是,尽管经历痛苦和挣扎,简还是抵挡了每一个诱惑,成为了“不本真”的自己。

因为与许多伟大的现代文学作品中被歌颂的对象不同,简的真实自我扎根于她自己之外的东西。这就是神(勃朗特毕竟是一位神职人员的女儿)。当简意识到要成为真实的自我,她必须在激情和原则之间做出选择时,她的决定是(27章,上海文艺版): 

我要遵从上帝赐予、世人公认的律法。我要坚守自己清醒时——而非现在这样疯狂到失去理智时——定下的原则。没有诱惑的时候,无需律法和原则;它们恰恰是要应用于现在这种情况——肉体和灵魂共同抗拒其严厉苛刻的时候。既然律法是毫不通融的,那就不容违背。如果出于私利就违背律法,那律法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简的自我决定确实使她成为一个现代的、自我创造的主体。但由于她追求的“本真”向外而不是向内,她实现了泰勒所描述的“真正的本真性”。在利用她的自我意识和她的道德意识成为上帝呼召她所成为的人时,简实现了真正的本真性和真正的自由。而在塑造一个“自我创造”扎根于自我之外的人物时,勃朗特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份伟大的礼物。

在她诞生两百年后,勃朗特的礼物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及时。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Jane Eyre and Our Age of Authenticity.

Karen Swallow Prior(凯伦·普莱奥)是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的英语文学教授,也是浸信会南方神学院宗教自由与伦理委员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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