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森向J. I. 巴刻致敬
2020-07-29
| D. A. Carson

James Innell Packer,著作中往往署名J. I. 巴刻,而他的朋友们则称他吉姆(Jim)。现在,他已经亲身体验了保罗所说的“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是什么意思了。

他对全世界福音派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他的著作(有时候也是透过他在会议上的演讲),可以说是难以估量地巨大。

巴刻的生平

1926年7月22日,巴刻出生于英国格洛斯特郡北部的特温宁,他后来获得了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奖学金,并于1948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在1954年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受C. S. 路易斯(尽管两人从未见过面)和牛津大学校园团契(OICCU, Oxford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的影响,巴刻成为耶稣基督的坚定跟随者。在伦敦橡树山学院(Oak Hill College)短暂地教授希腊语后,他在英国国教的一所神学培训机构威克利夫学院(Wycliffe Hall)接受了正式的事工培训(1948年)。1952年,他被按立为执事,1953年被按立为祭司,1952年至1954年担任助理牧师。

此后巴刻的事奉主要围绕着几所神学院展开。1955年至1961年,他在布里斯托尔丁道尔学院(Tyndale Hall)讲学。他后来做了图书管理员(1961-1962),然后成为牛津大学拉蒂默楼的舍监(1962-1968),接着回到布里斯托尔的丁道尔学院担任校长(1970)。再后来,丁道尔学院和克利夫顿大学(Clifton College),以及米迦勒学院(Dalton-House-St Michaels)合并重组为丁道尔大学(Tyndale College),巴刻于1971年至1978年担任副校长。接着,他又飞到加拿大温哥华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担任这所福音派立场的无宗派神学院第一任“Sangwoo Youtong Chee”教席教授(Sangwoo Youtong Chee是赞助这一教席的一位香港企业家——译注),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服事到1996年成为学校董事会教席神学教授(Board of Governor’s Professor of Theology)为止。除了这些学术职责之外,他还在英国和加拿大的圣公会中的担任许多角色,巴刻曾担任过《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执行编辑、英文标准版圣经(ESV Bible)的总编辑,还担任过圣经男女角色委员会(CBMW)的顾问。

巴刻的著作

毫无疑问,时间将证明,巴刻思想给这个世界带来最持久的影响是以他的大量著作为媒介的。如果要列举他所有的著作,那会是一个很长的清单,本文可怜的篇幅无法一一列举,更不用说对它们所涵盖的内容进行充分的总结了。但是,也许我们可以提到少数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并指出它们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还引发了怎样的争议。

捍卫神的话语

巴刻早期著作中最流行的、也是多年来他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是《基要主义与神的道》(‘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 1958;中译由福音证主协会于1962年出版)。即使到了今天,“基要主义”在英国英语中的指代和内涵与这个词在美国给人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基要主义”在英国通常指的是保守(认信)福音派。巴刻认为,高举圣经权威,以及对圣经无误的肯定,并不是基督教右翼某个狭窄分支的专利,而是几百年来各地基督徒的共同产业,直到自由主义席卷整个神学界。直到信仰被神学自由主义所掠夺。巴刻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一立场是由深入的解经、完整的神学推论和历史见证所证明的。

《基要主义与神的道》成书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出现的大量高举圣经的严肃圣经论著作之前,它的影响力与其篇幅完全不成比例。这本小册子是巴刻对神学自由主义的许多反击中具有标志意义的第一击。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让我们有些人想起了梅钦(J. Gresham Machen)早先的坚持:神学自由主义不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宗教。巴刻把他那个时代(70年代初)神学自由主义的发展与90年前司布真(C. H. Spurgeon)的发现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司布真“将他当时在浸信会中看到的对圣经论、代赎论和最终审判教义的摇摆不定描述为‘降级’(downgrade),如果他能调查一下现在新教对神论的思考,我想他会说这是‘俯冲’(the nosedive)。”难怪1978年他签署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声明》。他在《神对人说话》(God Speaks to Man: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 1965)和《主曾晓谕:无误圣经》(God Has Spoken, 1979,中译由中华展望于2009年出版)中,一直在继续推动这个话题。

神的主权

1961年,巴刻又出版了一本具有强大冲击力的小书:《传福音与神的主权》Evangelism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中译修订版由改革宗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圣经在描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上形成了一种张力,这张力搅动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高度复杂的哲学/神学辩论。相比之下,巴刻的讨论是奇妙而清晰的。他不仅通过他的选词,而且通过坦率探讨圣经如何对待相关的实际问题:传福音、祷告、对苦难的回应等等,来达到这个目的。

巴刻温和地预备读者承认我们对神的不了解,以及信徒必须准备好在一位其道路不是我们道路的神面前屈膝敬拜。这本书我想我已经送出几十本了,我仍然极力推荐它。它总能帮助基督徒的思想更清晰,从而使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巴刻在《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 2002. 中译由美国麦种传道会于2007年出版)中又回到了这个话题。

代赎

我第一次见到巴刻是在1970年代,当时我是剑桥大学一年级的博士生。巴刻从布里斯托尔坐火车来讲丁道尔圣经神学讲座。他给出的题目是《十字架成就了什么事?代替受罚的道理》(“What Did the Cross Achieve? The Logic of Penal Substitution”,中译收录于《祂替我受刑罚》,由改革宗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我坐在下面目瞪口呆,他的力量不在于夸夸其谈,因为他根本没有夸夸其谈。他的力量在于精挑细选的词语和精美的句子,在于思想的发展,在于处理圣经的小心翼翼,在于精心构建论点的神学之美,在于优雅而深思熟虑的文字,在于给主耶稣带来的荣耀,在于他呈现内容时那种安静背后的权威和巴刻在提问时间所作回答的广度和能力。

最后,我知道这些都是巴刻教课的标志,但那次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人的时候,我首先被十字架所成就的东西所吸引。那晚讲座接近尾声时,当大家都在享用茶水和咖啡时,我穿过人群溜到了讲台上。我想看看巴刻的稿子,它仍然躺在讲台上,没有人打扰到它。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那稿子是在一个大信封的背面所写下的一个提纲,这显然是他在从布里斯托尔出发的火车上写的。这稿子向我展现的是一个储备充足、秩序井然的头脑,他已经对自己的主题有了深刻的了解,只需要一些提醒就可以保持流畅。

当讲座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时(先是发表在1973年的《丁道尔学报》上,然后在1974年初以45页小册子单行本的形式出现),我很好地消化吸收了上面的内容,发现(就我的记忆所能回忆起的)那晚的大纲和讲座上所说到的表达和论点,现在有些扩展又加上了严谨的脚注。此后出版的关于十字架的书籍和论文很多,但没有一本在清晰、忠心和简洁上超过它。

认识神

公认的、影响最大的巴刻著作一定是《认识神》Knowing God, 1973. 中译由福音证主协会于1979年出版)。巴刻在序言中的头两句话完全是自嘲,同时也解除了读者的武装:“就像小丑渴望扮演哈姆雷特一样,我也想写一本关于神的论文,但却不是这本书。”巴刻继续解释说,书中的章节都是关于那伟大主题的简短信息,大部分最初是作为独立的文章写给《福音杂志》的读者的。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这些章节在文学层面上清晰优雅,在主题层面上则是关于神的伟大和我们的渺小可怜。

大约20年后,我和巴刻在同一个会议上发言(我不记得是哪一次了),我们正好一起吃午饭。因为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问他为什么《认识神》会成为一本畅销书,并在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回答说:“因为这是一本关于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书。”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明白他的意思。这与当代大多数谈论基督徒属灵经验的作品绝对不同,这是一本关于神的书,主题涉及神的属性和方式。但作品却又仔细地阐明了每个主题与基督徒生活的相关性。读过这本书的人绝不会认为我们认识神是因为祂是为了服侍我们而存在的,相反,我们需要认识神是因为祂是神,我们如果想要得救就必须认识祂。如果主耶稣再过200年还没有来为这个破碎的世界降下帷幕,我可以愉快地预言,《认识神》仍会被新一代的基督徒怀着感恩的心阅读。他们和保罗一样,想要更好地认识神。好书很多,基督徒经典著作却很少。本书就是其中之一。

圣灵、清教徒和小册子

巴刻以同样的文字优势,但又技术成就上略高一筹的文笔写了《活在圣灵中》(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Finding Fulfilment in Our Walk with God,这本书讲到圣灵论,但又落实在基督徒生活上。中译本由宣道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他对《三十九条论纲》所作的神学注释(The Thirty-nine Articles, 1984)。

要想对他在清教徒时期历史神学上的学术功底又有一个全面概览,那一定要读一读他的这本《巴克斯特思想中人的救赎与恢复》(The Redemp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an in the Thought of Richard Baxter)。这本书出版于2003年,基于他五十年前答辩的牛津论文(1954)而写成。另外,还可以读他更通俗的著作,《置身上帝的巨人当中》(Among God’s Giants: Aspects of Puritan Christianity, 1991),以及最重要的《敬虔的追寻》(A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ew of the Christian Life, 1984)。

打造出如此星光熠熠书卷的同一支笔,也能写出针砭时弊的小册子,如《热管宗教》(Hot Tub Religion, 1987)。巴刻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最初都是以短文和散文的形式出现在各种场合,但令人欣慰的是,其中的许多著作已经汇集在他的四卷本《短文集》(Collected Shorter Writings, 1998-1999,可以点击序号购买:1234)中。

巴刻带来的争议

如果不简单地提及他所参与的争议,那对巴刻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有些争议主要是因为巴刻的观点对批评者本身产生了影响:他们因为巴刻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而不喜欢他,因此拒绝阅读他在其他方面的文章——即使他的文章可以极大地丰富他们的视野。这就是那些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因为一两个问题而走极端的人自己给自己带去的惩罚。有些人因为巴刻的互补主义立场(complementarianism,即男性带领的圣经立场)而否定他,有些人则因为他对神导进化论(theistic evolution)的支持(但其实他的立场很含糊)而否定他。但就这篇文章的目的而言,有三个争议是非常明显的。这三个争议都源于他独特的圣公会神学对普世教会主义(ecumenism,或译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态度,而且这三个争议都对巴刻的生活和事工产生了各自的影响。

第一,英国圣公会和认信福音派

当他还住在英国的时候,巴刻与两位圣公会同侪科林·布坎南(Colin Buchanan)、E. L. 马斯卡尔(E. L. Mascall)合写了一本书。与巴刻不同的是,这两位同事坚持的是英国国教高派(Anglo-Catholic)。他们合著这本书的书名说出了他们的目标:《成长进入联合:形成英格兰联合教会的倡议》(Growing into Union: Proposals for Forming a United Church in England)从巴刻的角度来看(大概也是从布坎南和马斯卡尔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是在论证英国国教仍然认信超自然主义的坚定承诺,以反对正在上升的神学自由主义。从批评巴刻的保守福音派人士角度来看,他在这本书中作出了太多妥协。没有人怀疑巴刻个人对宗教改革中的五个“唯独”认信和委身的深度,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却与拒绝五个“唯独”的圣公会高派同流合污。他站在圣公会一边,牺牲了福音派所坚持的立场,仿佛福音的唯一大敌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英国宗教改革(尤其是《三十九条论纲》)所反对的天主教教义。

这场争执导致了巴刻与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之间的正式决裂,而随着这一决裂的发生,持续多年的清教徒论坛也宣告结束,在此之前,清教徒论坛一直是钟马田和巴刻在共同带领的。有些人有理由认为,这一争议在促使巴刻和他的妻子凯蒂做出移居加拿大的重大决定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发现自己在英国国教中是少数派,而且现在与那些与他有着最强烈神学认同的保守福音派教徒也有了一定的距离,因此,搬到另一个国家和接受一所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学院的邀请无疑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甘霖。因着神的护理,这一争议的影响范围被扩大了。

第二,福音派与天主教联合

按照有些类似的思路,当巴刻在“福音派和天主教联合”(“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声明上签字时,许多保守派基督徒对他进行了围攻。有些批评只是一种贴标签的做法,但那些知根知底的批评者却不能完全忽视。他们认为,这些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的天主教徒和福音派基督徒之间的“协议”往往是以寻找双方都能认为是“自己的”用词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即便用了同样的词汇,双方都知道对方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自己不一样。因此,在追求合一的名义下,仅仅在形式上达成了一致,而在实质上却毫无共识。

第三,同性恋与圣公会高派

无疑,巴刻最大的个人困境是由同性婚姻争论引发的。当巴刻夫妇搬到温哥华时,他们成为了圣约翰教堂(St. John’s Shaughnessy)的一员,这是一个属于加拿大圣公会(ACC)的教会。加拿大圣公会以自由派神学为主,而圣约翰教堂是这个宗派一个突出的例外。ACC不仅批准了同性恋婚姻,而且在适当的时候坚持新聘的圣职人员也必须采取同样的立场。经过多年的讨论和争论,圣约翰教堂投票决定离开ACC并且加入加拿大圣公会网络(ANIC),第二年(2009年)成为北美圣公会(ACNA)的一部分。当圣约翰教堂的会众投票决定离开ACC时,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建筑物(因为教产属于宗派所有,不属于会众——译注),并重新成立了温哥华圣约翰圣公会(St. John’s Vancouver Anglican Church)。

2008年春天,巴刻向新西敏寺主教交出了他的传道执照,并致力于培育和支持新的圣公会架构。这包括了编写《成为基督徒:圣公会教义》(To Be a Christian: An Anglican Catechism),该书于2014年被ACNA采纳成为要理问答手册。在北美大陆,ACNA的教义光谱范围很广,既包括福音派,也包括圣公会高派,但信徒中却是高派居多。保守的福音派人士们大体上对巴刻离开加拿大圣公会的勇气表示赞赏,但同时也指出,他愿意为了一个道德问题离开圣公会,却不愿意为了教义问题离开。那就意味着说,巴刻是否认为圣经对同性恋婚姻有更加清晰明确的教导,但对宗教改革的五个唯独却没有那么清晰?不过,巴刻的支持者们则观察到,他现在的立场与差不多40年前出版的《成长进入联合》中所说的界限非常一致。

上帝的巨人之一

无论我们在哪些议题上更同意这些批评者,很少有基督徒会对巴刻是清教徒好伙伴的这一说法持有异议,巴刻本人称清教徒为“神的巨人们”。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on Carson Pays Tribute to J. I. Packer

D. A. Carson(卡森 )是三一福音神学院(位于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镇)的新约研究教授,也是福音联盟(TGC)的联合创始人、福音联盟的主席,著有多本书;和妻子乔伊有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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