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与圣经无误:新一代的挑战
2021-01-22
| Nathan Finn

2020年7月17日,英国圣公会著名神学家J. I. 巴刻进入了他永恒的奖赏。巴刻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认识神》Knowing God, 1973),这是一本讲述神论的、深刻的灵修式著作。但让巴刻成名的作品其实是他发表于1958年的小册子《基要主义与神的道》"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像在他之前的梅晨(J. Gresham Machen)一样,巴刻认为,福音派和自由派并不是对历史性基督教的不同表达,而是使用相似词汇和不同字典的敌对宗教。更与本文目的相关的是,巴刻认为,圣经无误论——也就是相信圣经的原始手稿没有错谬,因而是来自神完全可信的书面启示——不是所谓基要主义提出的理论,而是一种基本教义,是历史上自古以来基督教信仰对圣经真理理解的现代表达。

除了巴刻,福音派最近还失去了其他坚定的圣经无误论捍卫者,包括查尔斯·瑞利(Charles Ryrie ,2016年去世)、R. C. 史普罗(R. C. Sproul,2017年去世)和诺曼·盖斯勒(Norman Geisler,2019年去世)。在他们之前,本世纪初还有博爱思(James Montgomery Boice,2000年去世)、W. A. 克里斯威尔(W. A. Criswell,2002年去世)、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2003年去世)、保罗·费恩伯格(Paul Feinberg,2004年去世)、格里森·阿彻(Gleason Archer,2004年去世)、罗素·布什(Russell Bush,2008年去世)和尼寇尔(Roger Nicole,2010年去世)。这些人代表了福音派大旗下的各种学派和神学传统。其他众多值得注意的圣经无误论神学家要么已经退休,要么即将退休,很快就会从舞台上消失。因此,就圣经无误论这一经典的福音派教义而言,接力棒正在传给年轻一代的福音派学者和牧师-神学家。我们会不会像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神学家一样,高举接力棒跑到自己人生的终点,并且被天上的主嘉许说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 

从普林斯顿……

对圣经完全默示论(plenary verbal inspiration)和圣经无误论教义的追溯必然会连结到三位在普林斯顿神学院任教一个世纪的长老会学者身上,他们分别是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 1797-1878),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贺智(Archibald Alexander Hodge,1823-1886)和本杰明·布雷肯里奇·华菲德(Benjamin Breckenridge Warfield, 1851-1921)。为了回应来自浪漫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历史批判性解经的挑战,这三位神学家完善了他们对圣经默示论和圣经权威的阐述。这一普林斯顿式的圣经论基本上来说被整个教会界的神学保守派所接受,尤其是在(也不仅仅是)改革宗、时代论和浸信会背景的教会当中。正是因为普林斯顿传统在自由派重新定义和反对声浪中仍有持久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基要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中,圣经论成为论战的关键点。

在二战后的几年里,除了巴刻之外,还有几位福音派作者写了长篇论述圣经论教义的书籍,肯定了圣经无误论的正确性和可信性。有的学者喜欢用“无错误”(inerrancy)这个词,有的则选择了“无谬误”(infallibility)这个词,但这只是术语上的偏好问题,而不是实质性差异,这两个词几乎是同义词。在这期间值得注意的著作包括杨爱德(E. J. Young)的《你的话就是真理》(Thy Word Is Truth, 1963)、约翰·格斯特纳(John Gerstner)的《认识圣经无误论》(Biblical Inerrancy Primer, 1963)、W. A. 克里斯威尔的《为什么我教导圣经字面无误》(Why I Preach That the Bible Is Literally True, 1969)、克拉克·平诺克(Clark Pinnock)的《圣经启示》(Biblical Revelation, 1971)、莱尔德·哈里斯(Laird Harris)的《默示与圣经正典》(Inspiration and Canonicity of Scripture, 1971)和薛华(Francis Schaeffer)的《两则疑惑》(No Final Conflict, 1975)。除此之外,还有三套重要的汇编作品得到出版:卡尔·亨利主编的《神、启示、权威》Revelation and the Bible, 1958),约翰·瓦里克·蒙哥马利(John Warwick Montgomery)主编的《神的无误之言》(God's Inerrant Word, 1974),以及博爱思主编的《圣经权威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Biblical Authority, 1978)。这些作者代表了长老会、浸信会、时代论,甚至路德宗的背景。

在那段时期,一些得到广泛流传的系统神学著作也肯定和教导了圣经的无误性,包括贺智的作品(1872-73)、荷兰改革宗神学家路易斯·伯克富(Louis Berkhof, 1932)、时代论学者崔福(Lewis Sperry Chafer, 1947)和泰善(Henry Thiessen, 1949)的著作。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一些福音派学术机构,在他们的信仰告白或其他指导性文件中都明确肯定了圣经的无误性,包括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成立于1860年)、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成立于1886)、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成立于1924年)和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成立于1947年)。后起之秀福音派神学协会(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成立于1949年)和《今日基督教》杂志(Christianity Today,成立于1956年)也在各自的信仰告白中肯定了圣经无误论。

……到芝加哥

到20世纪70年代初,福音派面临着来自神学光谱左右两边的对圣经默示和圣经权威的威胁。从右派来的威胁是因为很多自认为是基要派的人认为,钦定版圣经(KJV)是唯一权威的英文译本,所有其他现代译本——尤其是在主流新教基督徒中得到广泛使用的修订标准版(RSV)——都被他们斥责为是败坏的和充满谬误的。有时,这些“唯独KJV”立场的人士会散布关于著名圣经翻译家个人生活的谣言,并拥抱各种现代译本圣经源头的阴谋论。“唯独KJV”之争极大地影响了基要主义者当中的分离派,进一步导致基要主义者和福音派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自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逐渐形成。

来自左派的威胁则是一些原先自称福音派的人士对圣经无误论的修订甚至否定。在前几代人当中,一些福音派神学家对圣经无误论要么模棱两可,要么完全拒绝这一教义,这往往是由于对历史和科学发现与完全默示论之间的张力感到犹豫不决。长期担任罗切斯特神学院院长的奥古斯都·斯特朗(Augustus Strong),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肯定了普林斯顿式的圣经论,但在他后来所著、得到广泛使用的系统神学教材后期版本(1907-09)中有所转变。英国神学家詹姆斯·奥尔(James Orr)为五卷本的《基要神学》(The Fundamentals, 1910-15)项目做出了贡献,但后来他在所著并得到广泛流传的《启示与灵感》(Revelation and Inspiration, 1910)一书中断然否定了圣经无误论。另一位《基要神学》的贡献者,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穆林斯(E. Y. Mullins)虽然强调圣经信息的无误性,但在他所写的系统神学教科书(1928年)中却对圣经无误论缄默不语。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福音派学者开始背离他们先前对圣经完全无误的信仰。大部分的影响力都来自瑞士新正统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他在驱逐完全默示论和圣经无误论上起了关键作用。最早写出长篇论述以替代古典福音派圣经论的学者是循道会神学家杜威·比格尔(Dewey Beegle),他的著作是《圣经的默示》(The Inspiration of Scripture, 1963)。当时,很多机构都受到这种左派神学思潮的影响因而向左偏移。1970年,富勒神学院修改了自己的信仰告白以与圣经无误论保持距离。这次修订带来了大多数神学院始创时期加入的教师们(他们都是无误论者)和许多后来加入的年轻教师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远离这一教义)之间几乎十年的内部争议。

1976年,哈罗德·林赛尔(Harold Lindsell)在他的争议著作《圣经之战》(The Battle for the Bible)中讨论了这些趋势。林赛尔是一位浸信会宣教学家,担任过《今日基督教》的编辑,也曾是富勒神学院的创始教师之一。在他的著作中,林赛尔详细地记录了福音派偏离圣经无误的例子。三年后,他又写下了《平衡中的圣经》(The Bible in the Balance, 1979),这是他为古典福音派圣经论教义提出辩护的著作。虽然他的语气可能尖刻,许多无误论学者也不见得同意林赛尔对特定圣经文本的一些解释,但林赛尔的担心没有错:福音派正面临着用他们的正统华宅换取新正统神学混乱厨房的危险。

在一些对这一话题表示关注的福音派神学家举行了非正式会议之后,大约15位学者在1977年成立了国际圣经无误委员会(ICBI)。随后,他们又邀请了50多位学者和牧师加入了该机构的顾问委员会。1978年,ICBI在芝加哥举行了一次峰会。一些与会者宣读了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发表在诺曼·格斯勒(Norman Geisler)编辑的《无误》(Inerrancy, 1980)中。更重要的是,ICBI通过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Inerrancy),史普罗是这份文件的主要作者,约有300位来自各宗派的领袖们签署了这一宣言。这份文件包括了对圣经无误论的简短总结,然后是19项肯定和否定,以帮助读者理解适当的学术细微差别。芝加哥宣言很快成为大多数致力于延续普林斯顿传统的福音派神学家对圣经无误论的主流理解,尤其是在北美。

随后的ICBI会议产生了《芝加哥圣经释经学宣言》(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Hermeneutics, 1982)和《芝加哥圣经应用宣言》( 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Application, 1986),并分别由拉德马赫(Earl D. Radmacher)、普罗伊斯(Robert D. Preus)于1984年和江健历(Kenneth Kantzer)于1986年为之编写了配套书籍。虽然许多学者很重视后来的这两份宣言,但它们从来没有像圣经无误论那样有影响力,也许是因为圣经无误论仍然是福音派圣经论的神学争论焦点。

芝加哥宣言之后的无误论之争

芝加哥宣言在圣经无误论者当中建立了共识,但对平息左右之争没有什么作用。芝加哥宣言墨迹未干,长老会学者杰克·罗杰斯(Jack Rogers)和唐纳德·麦金(Donald McKim)就共同写下了他们的历史神学论文《圣经的权威和解释:历史研究方法》(The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n Historical Approach, 1979)。罗杰斯和麦金认为,完全默示论和圣经无误论(也就是普林斯顿-芝加哥传统所相信的)并不是对历史性基督教共识的忠实表达,而是普林斯顿神学家所发展的理性主义创新。这后来被称为“罗杰斯-麦金论”的东西被一些福音派人士接受,他们强调圣经中与救赎和道德伦理有关的教义是真实的,但并不认为字字句句都是真理。

在整个80年代,很多圣经无误论学者发表了许多对罗杰斯-麦金论的批评,特别是在神学期刊上。不仅如此,福音派学者也著书加以回应。三一福音神学院(TEDS)的教会历史学家约翰·伍德布里奇(John Woodbridge)于1982年写下了《圣经权威:批判罗杰斯-麦金论的学说》(Biblical Authority: A Critique of the Rogers/McKim Proposal),从历史学的角度批判了罗杰斯和麦金提出的历史叙事。达拉斯神学院神学家约翰·汉纳(John Hannah)主编的《圣经无误与教会》(Inerrancy and the Church, 1984)也同样探讨了圣经无误论在历史神学中的地位。

有些宗派整体性地被卷入了圣经无误的争论中,这往往发生在美国内战时期产生的宗派里,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受到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南浸信会(SBC),从1979年到上世纪末,美南浸信会陷入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圣经的无误性。1987年,美南浸信会下属六所神学院主办了一次圣经无误大会,与会者包括一些美南浸信会之外的圣经无误论者,如巴刻(圣公会)、罗伯特·普罗伊斯(路德宗)、米拉德·艾利克森(浸信会联会,Baptist General Conference)和江健历(播道会)。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于当年晚些时候出版。

好几位美南浸信会的牧师和神学家为圣经无误论写书加以辩护。例如罗素·布什(Russ Bush)和汤姆·纳特尔斯(Tom Nettles)的历史研究《浸信会与圣经》(Baptists and the Bible, 1980),詹姆斯·德雷珀(James Draper)的《圣经权威:美南浸信会的关键问题》(Authority: The Critical Issue for Southern Baptists, 1984),杜安·嘉莱特(Duane Garrett)与理查德·梅里克(Richard Melick)共同主编的《圣经权柄与诠释:浸信会的观点》(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A Baptist Perspective, 1987)以及大卫·道克里(David Dockery)的《基督徒圣经:福音派的默示、权柄和诠释观》(Christian Scripture: An Evangelical Perspective on Inspiratio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1995)。还有一位美南浸信会神学家詹姆斯·利奥·加勒特(James Leo Garrett)虽然认同圣经无误论,但在他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两卷本,1990-1995)中承认,浸信会基督徒和其他福音派基督徒一样,对这个词的定义可能不止一种。加勒特认为,在就无误论进行的讨论中要以一种恩慈的语气对话。

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一些福音派学者虽然继续使用“圣经无误”这个词,但却与普林斯顿-芝加哥共识保持距离。这些“软无误论者”("soft inerrantists")中,有的受到巴特主义的影响,如美北浸礼会神学家伯纳德·拉姆(Bernard Ramm)在《后基要主义》(After Fundamentalism, 1983)和长老会学者唐纳德·布洛伊斯(Donald Bloesch)在《神圣之书》(Holy Scripture, 1994)中所表现的。另一些人则受到循道会的影响,对圣经无误论一直持矛盾态度,尤其是浸礼会转为循道会立场的克拉克·平诺克在《圣经原理》(The Scripture Principle, 1984)中表现的观点。还有一些人接受了受后现代神学范式如叙事神学影响的“后保守”("postconservative")姿态,其中最值得留意的“后保守”福音派人士是已故的美北浸礼会神学家斯坦利·格林茨(Stanley Grenz),他在《修订福音派神学》( Revisioning Evangelical Theology, 1993)和《上帝共同体的神学》(Theology for the Community of God, 1994)中主张一种更受限的无误论形式,注重圣经的信息及其塑造基督徒生活的力量。

其他福音派神学家则主张与普林斯顿-芝加哥共识更接近的无误论观念。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著作是浸信会神学家卡尔·亨利的六卷本《神、启示、权柄》( God, Revelation, and Authority, 1976-1983,中译本由校园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古典福音派的圣经论进行了最具实质性的重述。长老会宣教学家哈维·康恩(Harvie Conn)编辑了一本名为《无误与释经》(Inerrancy and Hermeneutic, 1988)的文集,主要编发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们所写的文章,该校认为自己与历史上的普林斯顿神学传统保持着连续性。新约学者卡森(D. A. Carson)和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都是三一福音神学院的教授,他们编辑了两本为圣经无误和相关教义辩护的书《圣经与真理》(Scripture and Truth, 1983)和《解经、权柄与正典》(Hermeneutics, Authority, and Canon, 1986)。当时得到最广泛使用的两本系统神学著作是浸信会神学家米拉德·艾利克森的《基督教神学》(Christian Theology,中译本由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和神学家古德恩所著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中译本由更新传道会出版),这两本书都肯定了圣经完全默示论和无误论。

最近福音派的辩论

有人说,争夺《圣经》权威性的战斗与伊甸园一样古老,在伊甸园里撒但第一次试探夏娃的时候就是透过令夏娃怀疑神话语的可信度而达成目的的。我们不能假设别人都会认同圣经无误,我们必须持久不息地捍卫圣经的权威性和无误性。自21世纪初以来,福音派基督徒经受了许多对圣经完全可信的挑战,这些挑战最常见的形式是努力使福音派与芝加哥宣言所定义的圣经无误保持距离,或者是对圣经的解释实质上破坏了对圣经无误的坚信。

二十一世纪以来,有几位福音派学者试图对圣经的默示和无误观点进行修改,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彼得·恩斯(Peter Enns)、麦高恩(A. T. B. McGowan)和肯顿·斯巴克斯(Kenton Sparks)。恩斯曾经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教授,在《默示与道成肉身》(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Evangelical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Old Testament, 2005)一书中,他使用了道成肉身的比喻试图调和圣经既是神的默示又是人的作品,他因此认为圣经既然是人的作品,就必然包含着人类的错误,并且这些错误并不会影响圣经的核心教导。因此,恩斯对于“圣经无误”这个词开始表示犹豫。苏格兰神学家麦高恩在《福音派传统中圣经的神圣真实性》(The Divine Authenticity of Scripture Retrieving an Evangelical Heritage, 2008)虽然使用了“圣经无误”这个词,但正如之前的平诺克和格林茨,他更多地是在说圣经的信息无误而不是文本无误。东部大学(Eastern University)的教授和副校长斯巴克斯在他的《人言神语》(God's Word in Human Words: An Evangelical Appropriation of Critical Biblical Scholarship, 2008)一书中采取了类似的方法。这三位作者都特别努力地想要调和默示论与高等批判学。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的观点被许多福音派人士认为是与无误论不一致的。正如巴刻有益地提醒我们的那样,福音派必须小心区分圣经无误和解经的不同不是一码事。然而,有时特定的解释会变得特别有争议,因为某些解释的主张或意义可以说是破坏了圣经的真理性。不过这并不是新现象。1983年,新约学者罗伯特·冈里(Robert Gundry)被要求辞去福音派神学协会的成员资格,因为大多数成员认为他在《马太福音注释》(1982)中使用的编辑批判学与他对圣经无误论的认信相冲突。在2000年初,福音派神学协会又爆发了一场类似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开放神论(open theism),该学说认为神不具备对未来的详尽预知。虽然在2003年,一场将开放神论者赶出ETS的投票未能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但三年后,由于福音派神学协会正式采用芝加哥宣言作为其对圣经无误论的理解,造成福音派开放神论者被边缘化的后果,他们中大多数都采用了修正版的无误论。最近,在2010年,美南浸信会的护教学家麦克·里克那(迈克尔·利科纳)出版了《耶稣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A New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一书,虽然这本书受到许多福音派人士的称赞,但也有许多人担心作者的一些说法——特别是他对马太福音27:52-53的解释——破坏了圣经的可信度。

虽然面对如此之多的挑战,但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重新强调了圣经无误论和相关教义。为篇幅所限,我将重点介绍四本。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毕尔(G. K. Beale)在《福音派无误论的侵蚀》(The Erosion of Inerrancy in Evangelicalism: Responding to New Challenges to Biblical Authority)一书中,针对彼得·恩斯和其他相似学者对无误论所做的修正主义描述,为普林斯顿-芝加哥共识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辩护。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主编的《无误话语:回应对圣经权威的新挑战》一书汇集了福音派年轻牧师和学者们的论文,重新审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类似书籍中所涉及的一些相同问题,并将圣经无误论重新推荐给新一代。长老会牧师凯文·德扬(Kevin DeYoung)在《听从神的话》(Taking God at His Word: Why the Bible Is Knowable, Necessary, and Enough,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You and Me , 2014)一书中,对圣经论教义做了极其丰富的介绍。最后,浸信会学者卡森(D. A. Carson)编辑的《基督徒圣经的持久权威》(The Enduring Authority of the Christian Scriptures, 2016)是一本内容广泛的文集,可以说是对古典福音派圣经论最全面的论述。最后这部作品应该是认真研究这个主题的起点。

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点值得考虑。一些福音派基督徒的确认为圣经可以完全信任,但由于各种与历史或背景有关的原因,他们对使用“圣经无误”一词有所保留。在我自己的美南浸信会传统中,我认识一些牧师,他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但他们不会使用“圣经无误”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词在基要派-自由派的论战中被当作了一个武器。我也认识其他英语国家的福音派,他们肯定圣经的可信性,但不称自己为无误论者,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美国神学家辩论中产生出来的词。不是每个无误论者都拥有这个标签,也不是每个拒绝这个标签的人都拒绝无误论。

我承认我对这种现象的感觉很复杂。一般来说,概念比术语更重要,所以一个人对圣经真理性的信仰比一个人使用什么样的专有名词进行描述要更重要。此外,术语的内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许多早先的福音派人士将无误和无谬交替使用,而今天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尽管如此,我相信“圣经无误”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术语,因为它对圣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主张,反映了圣经对自己的宣称。这一宣称同样根植于对上帝性情的认识,我们所信的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普林斯顿-芝加哥传统的学者们已经写了数千页的著作,为圣经无误为何重要进行辩护,并回答了友好和不友好的反对意见。基于这些原因,我相信圣经无误是一个福音派不应羞于拥有的术语。

为未来的教会捍卫圣经无误

本文所说的主要集中在福音派学者身上,因为这些学者们在无误论和相关主题上的著作非常多。然而,更主要是牧师们周而复始地站在神的子民面前,要么加强对《圣经》可信的信念,要么在听众的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在福音派牧师和其他事工领袖中,也许比否认无误论更大的威胁是一面在圣经无误的信仰告白上签了字,另一方面又接受一些可以说是与圣经的完全可信不相容的立场。正如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如果他的生活中好像是没有神的,那么他就是一个实质上的无神论者,同样,一个自称相信圣经无误的人,当他接受的观点及主张与圣经的真理性不相容时,他就是一个实质上的“圣经有错”论者。“圣经无误”不仅仅是一个福音派符号或一个可以勾选的“信仰告白”框,它关系到更多问题。

圣经无误是我们福音派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信仰和实践。与此密切相关的圣经完全默示教义也是如此,这两者都是关于神所赐书面文字的宝贵真理,对于普林斯顿-芝加哥传统所阐述的经典福音派圣经论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我祈求神兴起新一代的巴刻、史普罗和盖斯勒,这些人为了教会的健康和时代的迫切需要,肯定、赞扬和捍卫这些教义,从而使得我们的时代继续得以从主那里听到可信赖的话语。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Inerrancy and Evangelicals: The Challenge for a New Generation.

Nathan Finn(内森·芬)博士毕业于浸信会东南神学院,是浸信会北格林维尔大学(North Greenville University)的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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