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际正义使命团（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IJM，以下简称“使命团”）对于自己在减少菲律宾街头绑架和儿童性贩卖（sex trafficking）这一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兴奋不已。
在那过去的13年间，他们协助营救了超过1450名受害者，让175余名人贩子落入法网。他们在菲律宾三大主要都市圈里将未成年人性贩卖的数量平均降低了近80%。
“在每个方面，我们都看到相比五到六年之前，儿童性贩卖不再那么猖獗了，”一位马尼拉政府官员于2016年这样告诉使命团。“而且是急剧下降。原有的商业性贩卖大大减少，以至于我们在性贩卖中几乎看不到儿童的身影。”
该组织的主要工作重心放在培训当地执法机构抓捕和起诉作案者上，以此取得了成功（这项策略是使命团的创始人加里·豪根【Gary Haugen】和人口贩卖研究所【Human Trafficking Institute】的联合创始人维克多·布特罗斯【Victor Boutros】在《蝗虫效应》【The Locust Effect】一书中提出的）。但就在使命团能够将“几乎完全消除菲律宾儿童性贩卖”这一条从任务清单中划出时，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新问题。
问题始于2011年一些零星的案件。菲律宾执法机构开始收到西方政府转交的案件资料，这些资料提醒他们注意在收缴的电脑中发现的菲律宾儿童受性侵犯的照片或视频。
“这个数字开始上升，”使命团东南亚项目资深负责人布里安娜·格林（Brianna Gehring）说道。“在2014或是2015年左右，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在2015年，菲律宾政府每个月会收到2000多条有关网络儿童性剥削（即强制网上卖淫——译注）的报案。
从几个方面而言，网络性剥削比以往其它形式的罪行性质更为恶劣。首先，孩子年龄更小——商业性贩卖（即被卖为妓女或娈童——译注）受害者平均年龄是16或17岁，而86%的网络性贩卖（即被强迫在网上从事色情活动——译注）受害者年龄低于18岁，52%低于12岁。（在使命团协助营救出的网络性剥削儿童中，年龄最小的只有2个月。）
同时，网络性侵犯中出现了更多男孩（大约20%），使命团公关负责人麦琪·库特里尔（Maggie Cutrell）说道。“在之前的商业性贩卖项目中，我们很少遇到男性受害者。”
同时，被营救出的受害者中常常会出现兄弟姐妹（大约60%）都成为受害者。
当使命团看到作案人的改变时，所有这些变化趋势都说得通了。使命团协助破获的网络性侵犯案件中80%的作案人都是家中的亲朋好友，而不是当地的皮条客和酒吧老板。几乎有一半是家长。
由于这些父母、姑婶和邻居急于脱离贫困且常常认为家人实行的侵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侵犯，他们便开始将孩子暴露的照片和视频贩卖给网络上的顾客。
对于那些本以为离实现目标近在咫尺的使命团工作人员而言，这种新兴的、更为黑暗的奴隶形式令人心碎。
“使命团相信我们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奴隶制的终结，现在想来或许还是任重而道远，” 库特里尔说道。
“毫无疑问，当你面对大规模的邪恶和暴力，尤其是在第三世界，这会让人感到毫无盼望又筋疲力尽，”豪根说道。“‘我如何才能在一片充满痛苦和不公义的汪洋大海中创造出一个神圣的稳定体系呢？’但之后，有人提醒我们：我们服侍的这位神并没有要求我们施行奇迹。他只是让我们把手中已掌握的东西交托给祂。”
此时此刻，使命团的手中已经掌握着不少东西了。
1997年，人权律师豪根为联合国调查卢旺达大屠杀之后，成立了国际正义使命团。他曾见过的事情使他确信，法律的缺失虽然邪恶但又可以避免。
“在使命团存在的最初十年中，我们聚焦于营救个人和家庭脱离奴役，”库特里尔说道。使命团的律师和受害者共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低效、破碎的司法体系，寻找什么方法有效、又有什么需要改正。
“在第二个十年中，我们在两个平行的轨道上同时运作——一方面营救受害者，同时也尝试改变司法体系，”她说道。使命团的律师已经使数百名强奸犯、人口贩子和奴隶主得到有罪判决；培训了危地马拉三个主要行政区的法官和检察官；并利用美国的影响敦促柬埔寨当局着手解决儿童性贩卖问题。
“使命团来到这里说：‘我们做得到，’”使命团东南亚项目副主任萨居·马修（Saju Mathew）说道。“我们可以为受害者的生命带来改变。我们可以改变司法，让它运作得更好。如果你创造出一个新常态——确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在各地都看到了巨大的改善，”格林说道。2009年，马尼拉都市圈每100名商业性工作者中有8名未成年人。截至2014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5名；到2016年，下降到不满2名。（实际上，报道称，“在2016年的调研中，数据采集者难以找到可明确指认出的未成年性贩卖受害者。”）
在柬埔寨，儿童性贩卖被“几乎全部消灭”。这项显著的成功让使命团将重心转移到了劳工贩卖。相同的情况开始出现在菲律宾——2012年，使命团的年度报告指出，开设第三个办公室不是为了建立救援行动，而是为了“性贩卖幸存者的保护与康复。”
2013年的年度报告带来一片欢欣鼓舞：使命团的策略起效了。“我们目睹了几年之前都无法想象的成就，”豪根写道。“为穷人伸张正义是有可能的。面对这项紧迫的任务，这是成就斐然的一年。”
但除了更严格的反贩卖法律，在全球培训的近23000人，以及幸存者回到校园并创立小生意的故事之外，还出现了这个故事：“在菲律宾，我们营救了三姐妹——最小的只有两岁——她们受性侵犯的视频被上传到了网络。”
一旦你打压了实体的妓院和皮条客，他们自然会转移到网络上。但这却不是正在发生的情况。
在100多起使命团执行的营救行动中，“我们没有在任何一个案例中看到，作案人曾经涉嫌街头或是实体的贩卖，之后才转移到网络上的，”格林说道。
他们也没有在其他国家看到这样的变化。
“菲律宾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有许多讲英语的人，有大规模的贫困和高速宽带网络，”库特里尔说道。（在2016年，大约56%的人口正在使用互联网。）“通常而言，西方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会有某个顾客发出请求，付钱观看线上直播的性侵犯。”
他们会为一场“演出”支付20到150美元，使命团说道。对于一个家庭平均收入为5000美元、有22%的人口生活在全国贫困线以下的国家来说，这是一大笔钱。
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这看起来是笔可观的收入。
“人们有一个潜在的认知，如果恋童癖没有直接触摸孩子的身体，这对孩子就没有伤害，”格林说道。“或者，如果确实是在身体上进行了性侵犯，人们也不会认为这对孩子有影响，因为他们并没有让陌生人触摸孩子。”
贫困是“串连起一切的重点……但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获取食物、谋取生存，”她说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大多潦倒，但并不一定到了露宿街头的地步。他们家中通常有四面墙，有电力，还有好几个电子设备。”
“我们发现一个社区中会有一名妇女先开始做这件事，然后她会告诉别人这么做可以挣一大笔钱。一个重灾区就会出现，同一区域中有五六个人都在做这件事。”
但这次，受害者与之前有所不同（更年幼，比之前出现了更多男孩，大多是兄弟姐妹），人贩子改变了（大多是家庭）的同时，顾客也不同了。
“在传统的基于街头的性贩卖中，顾客并不一定在主动寻找年幼的儿童，”格林说道。“他们或许在找一名年轻的女性，如果她碰巧不满十八岁，那正好。在网络上，他们寻找的就是未成年人。”
同时，这些顾客不是本地人，这意味着菲律宾当局不一定会发现这些侵犯事件，除非西方执法机构或是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援助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简称NCMEC）发出警报。这些照片会被发送到菲律宾权威机构，他们则会追踪发送照片的电脑。（许多交易发生于社交媒体私信或是Skype，格林说道。）
这些执法机构每个月会收到2000多条转介信息，他们“无法按优先级分类，”格林说道。“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张是重复的照片……我们正在与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援助中心和其它执法机构合作，找到评估罪行的方法，这样我们可以初步了解究竟在发生什么。”
除非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没有办法判断网络市场比过去的街头市场规模更大还是更小。
“这项任务艰巨，”库特里尔说道。“我们听到了令人心碎的幸存者故事，尤其是因为作案人通常是一位亲戚或是家庭至交。”
在一起案件中，使命团协助营救了三个孩子——年龄分别为3岁，9岁和11岁——他们的父母曾直播他们受性侵的过程。在另一起案例中，六名年幼儿童——大多不满7岁——在自己数千张受性侵的照片和视频被发送给了19个国家的恋童癖之后，得到了营救。两名菲律宾女性在强迫自己的孩子、侄子和侄女摆造型拍摄不雅照，并在彼此身上做出性行为之后受到逮捕。另一位母亲在答应提供自己对她8岁的女儿做出性行为的直播之后受到逮捕。
这些罪行的可怕性足以压垮和劝退最坚定的营救人员。但这些不堪的状况也为任务中注入了意义和紧迫感，使任何成就都注满了深深的喜乐。
“因为使命团也参与了后期关怀的过程，我们目睹了被营救的幸存者现在状态大有好转，”库特里尔说道。“从项目的角度而言，由于使命团在菲律宾的工作，成百上千的儿童从一开始就不会受到侵犯了。我在亲眼目睹的幸存者经历中，以及我们的案例工作中看到了改变，这给我希望。”
“当我们开始这场战斗时，最充满希望的一点就是与国际和当地执法部门在这一层面上的合作，”格林说道。“第一个（营救街头性贩卖儿童的）项目开始于2000年代早期，历经15年达到了‘我们知道上千名儿童永远不会受到剥削，因为体系有效’这样的状态。”
“对于网络这个类型的犯罪，我们能更快地达到这一状态。”
网络性贩卖的本质比街头性贩卖更为黑暗，它的受害者更难以寻找。但使命团有它之前不曾拥有的力量。其一是资源——在2017年，美国国务院奖励了使命团270万美元用以培训执法部门（尤其是如何保留电子证据并将其用于法庭）和建立社会服务（例如了解创伤的咨询和寄养），以此对抗犯罪。
另一方面是有效运作的执法机构。“菲律宾政府机构已经积极主动地和我们在这件事上联手互动了，”格林说道。
第三则是被调动起来的教会。
“在以前的项目和新项目中，我们都有一个有效的调动教会的项目，它成效显著，”格林说道。
在2013年，菲律宾国内的三个教会理事会——菲律宾福音派教会理事会（Philippine Council of Evangelical Churches）、菲律宾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the Philippines）和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 ）——共同在一场使命团组织的活动中发起了反人口贩卖的运动。
“这打开了许多扇门，” 使命团驻菲律宾的教会调动负责人吉吉·突帕斯（Gigi Tupas）说道。“游说教会领袖参与我们的工作变得更简单了……现在我们在全国层面上声势更浩大了。”
两百家教会已经承诺为使命团的事工祷告，数十名成员已经捐助了诸如家具和衣服的资源，在庇护所做义工，并教授养育儿童的课程或是职业技能，帮助幸存者重新融入社会。
一间天主教会将一栋三层的楼房改建为过渡中心，受害者可以在那里洗澡、接受采访和睡觉。（“在我们把受营救的人带到警察局之前，也在他们认为自己是被逮捕了之前，”突帕斯说道。）二百多名女性曾经来到过这里。
另一间教会协助建立了一个评估庇护所，在幸存者受营救后最初的三个月中提供特殊关怀和干预。一间拿撒勒人教会正在建立一个庇护所，应对将兄弟姐妹安置在一起的新需求。（政府只为儿童提供的仅接纳男性或是仅接纳女性的庇护所。如果社工认定儿童回到家中不安全，他们会被安置在那里。）
“使命团正与菲律宾政府和其它非营利性组织合作，扩大家庭寄养的能力，给无法回家的幸存者提供一种选择，”库特里尔说道。如果孩子确实回到家中，“使命团会与社会福利部门合作，教导没有涉案的家长和亲戚如何最好地关怀网络性贩卖的幸存者，并保护儿童的安全，不让他们受到更多的剥削。”
由于网络性贩卖的幸存者平均年龄仅为12岁，家庭寄养和收养成为了新需求。突帕斯正在和教会合作，鼓励家庭承担这一角色。
“我有种想哭的感觉，因为我看到，即使在我们求问之前，神也已经在做工了，”突帕斯说道。“在早期，我们会失去联系教会的那一方。现在的联系是双向的了——他们常常会来联系我们。”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教会能够主动进入缺乏资源的社区，教导耶稣，为穷人建立支持系统，并找到受侵犯的儿童。
“我的梦想是每个教会都有一个保护儿童的事工，让每个门徒都更加了解儿童有多么脆弱，”突帕斯说道。她向他们指出以赛亚书1:17（“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和马太福音19:14（“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我真心希望教会能成为穷人和边缘化人群的首要保护者，”她说道。
在9月23日（原文发表于2018年，译注），使命团将会举办“自由周日”（Freedom Sunday），提醒全球数千家教会，预估全球还有4000万人处于囚禁状态。这些教会中大约有300家位于菲律宾，突帕斯预测道。
使命团将同时关注这些问题，以及他们已发现的有效策略。
“我真心相信改变会发生，”突帕斯说道。“或许网络性贩卖会出现新问题，但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复制曾经的成功。”
他们的策略已经起效了。自从2011年以来，使命团已经协助逮捕了146名儿童性贩卖者，并营救了350余名受害者。
“当我们向神献上努力和祷告，他会将我们的五饼二鱼翻倍，满足上千人的需要，”豪根说道。“基督说过，‘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在他的承诺中寻找庇护、释放与安息。”
译：二欣；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ile Celebrating Progress, IJM Digs Into New Prob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