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寄养如何及时地成为了基督徒的一项重要服事
2021-01-06
| Sarah Eekhoff Zylstra

在2009年之前,亚利桑那州家庭寄养(foster care)系统中的儿童数量一直在6000到9000之间徘徊。

“这数字其实并不理想,但对我们而言一直是常态,”基督徒寄养与领养机构“亚利桑那1.27”(Arizona 1.27)的执行理事凯蒂·欧戴尔(Katie O’Dell)这样说。“从2009年开始,在2009年到2010年期间,我们开始看到它每个月数以百计地攀升。”

到2011年年底,整个寄养系统中共有10883名儿童。这个数字在一年后到了13461名,到2016年,将近19000名。

相同的情况也在全国发生。2012年,整个寄养系统中有397000名儿童,到 2014年增长到了415000名,接着在2016年上升到了437000名。

“寄养家庭短缺使现有的家庭不堪重负”,一家马萨诸塞州的新闻机构报道说。在弗罗里达州,“寄养儿童被安置于希尔斯波罗郡Wawa便利店停车场的车辆中”。在堪萨斯,“近期有关失踪儿童的报道成为焦点”。

这些热点新闻为一项正在发展的运动注入了一份紧迫感。

2010年代早期,从科罗拉多到弗罗里达、从亚利桑那到华盛顿特区的众多教会就已经开始聚集在一起,招募与扶持寄养和领养家庭。

人们很难预料到这样一个运动的诞生。尽管基督徒家庭收养儿童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教会并没有大规模或是持续地出现在家庭寄养运动的世界中,基督教孤儿联盟(Christian Alliance for Orphans,CAFO)家庭寄养倡议活动的全国理事杰森·韦伯(Jason Weber)这样说:

“我们整整绕了一大圈,从一种教会差不多算是袖手旁观,时不时批评国家、讨论政府缺陷的状态转变成了一种不同的、谦卑的态度。教会正在说,‘天哪,我们早就该出现在这里了。我们现在来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这确实很振奋人心,”基督教孤儿联盟的主席杰德·米德范(Jedd Medefind)说道。“在一个有那么多坏消息的世界中,你能在这方面真正地看到教会挺身而出,成为你所期盼的教会。”

那不是这家机构偶然撞上的好运。许多基督徒家庭和从事这方面服事的圈子已经为此预备了几十年,远远早于第一条新闻头条的出现。他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危机

寄养儿童的数量开始上涨时,没有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在2012财年之前,寄养儿童已经连续下降13年了。

“我们对任何家庭寄养数据的上升都会感到忧虑,我们也和州内的合作伙伴一起努力,争取更好地理解数据上涨背后的原因”,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儿童局专员拉法耶尔·洛佩斯(Rafael Lopez)在2015年说道

两年后,他的部门给出了更好的答案:鸦片危机(opioid crisis)。在各州指出的15个能够解释孩子为什么会从自己家中被转移出去的理由中,整整三分之一是因为父母滥用药物(34%)。

欧戴尔也将问题的原因追溯到了使家庭和各州收入消沉的经济大衰退。从2007年12月到2010年2月,亚利桑那州失去了11%的就业岗位——高于内华达州之外的所有州。

“这几乎一直都是种种原因纠缠在一起——财政困顿、频繁的各种物质滥用、资源和教育的匮乏、失业,或许还有性虐待,许多极为破碎的关系”——导致了将儿童置于家庭寄养体系里,米德范说道。经济不景气时,大多数因素还会恶化。

在亚利桑那州,与上升的儿童数量叠加出现的是寄养家庭数量12%的减幅。

这并非例外——至少有一半的州眼看着愿意提供寄养服务的家庭越变越少。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对寄养体系心灰意冷——在亚利桑那,寄养家长从超额工作的社工那里得到的关注和资源越来越少。年度紧急衣物津贴从每个孩子300美元降到了150美元;图书和教育年度津贴从165美元降到了82.5美元;营会和假期津贴暂停发放。

人们还有其它退出的原因:一些寄养父母领养了孩子,不再提供寄养;有人退出寄养是因为他们难以爱上一个孩子再放手让他离开。有些专家指出单亲家长和双职工父母的增加也给新添一个孩子留下了很小的余地。

在亚利桑那州,愈发绝望的儿童安全部门员工不得不把孩子安置在离他们原先社区几小时之外的寄养家庭,填满集体宿舍,还在他们的办公室给孩子搭建临时床铺。

“我们撞上了史无前例的危机,”欧戴尔说道。“它似乎不可逾越。”

《亚利桑那共和报》发表了一篇曝光本州儿童安全部门的文章,救赎教会(Redemption Church)的牧师泰勒·约翰逊(Tyler Johnson)读到了这篇报道。忧心忡忡的他与凤凰城新颂教会(Hillsong Phoenix)和宣教社群教会(Mission Community Church)的牧师们会了一面。

“我们说,‘如果我们有所作为的话,情况会怎么样呢?’”他回忆道。

跨国领养

并不是说基督徒家庭从来没有参与过家庭寄养。零星会有一两个家庭敞开家门接纳需照顾的孩子。但他们这么做需要不小的毅力。

“教会参与家庭寄养最大的阻隔之一是巨大的知识和语言隔阂”,韦伯说道。弄清政府的流程也有可能令人困惑沮丧。

在此之上还有“缺乏回应的政府”,基督徒寄养与领养机构“1.27项目”(Project 1.27)的主席雪莉·拉迪克(Shelly Radic)说道。他们并不总能轻易得到一个电话回复或是获得某个问题的解答。

“然后,如果他们真的建立了联系,接着进行(领养/寄养)培训,他们会感到政府要求自己将信仰背景放下,”她说道。

除了偶尔提供一顿饭之外,教会一般也不会给予支持。但那并不是因为教会不在乎儿童。

“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领养孩子的基督徒家庭的确有所增加,其中很多是跨国领养,”米德范说道。“这有很多原因。”

其一是互联网极为有效地传播了这方面的意识。另一个原因是全球艾滋病危机——“它带来了整整一代需要父母的孩子”。(实际上,你可以通过哪些国家送到美国家庭领养的儿童最多来追踪全球灾难。)

在十年间,跨国领养从每年7000(1990)上升到了将近19000,在2004年达到顶峰,将近23000。

基督教孤儿联盟(CAFO)就成立于那一年,为那些对领养和寄养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会面地点并起到领导作用。“这样协同的努力带来的影响远超于孤立运作或是相互竞争的机构,”福音派财务督责委员会(Evangelical Council for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ECFA)观察道

ECFA 用数字证明了这一点:从2010年到2015年,投入基督教孤儿关怀的奉献涨幅超过87%,投入领养的奉献涨幅超过73%,远远高于28%的整体涨幅。

在人们的协作之下,跨国领养的增长“让全体教会张开双眼,看到需要家庭的儿童,看到神邀请他的子民成为欢迎这些孩子的家庭,”米德范说道。“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圣经呼召我们照顾孤儿的方式——它如何反映了神收养我们进入他的家庭。它开始成为教会文化的一部分。”

接着,从2005年开始,跨国收养开始骤降。原因包括国务院更加严格的条例、中国开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某些国家停止了国际收养,直到他们能够清理自身腐败的体系为止。

但许多教会和家庭已经对照顾有需要的孩子产生了热情。

“每当你限制了人们表达那种渴望的机会,你会在别的场合看到它更大规模地出现,”米德范说道。“人们常常想要对立地看待跨国领养和本国的领养与寄养,但实际上,跨国领养或许是让人们全新地意识到(国内)寄养需求的首要催化剂。”

“1.27项目”

在2012年的亚利桑那州,三位牧师碰面讨论家庭寄养危机。帮助教会进行本国寄养与领养的机构少之又少,以至于三个人想到了一起。

“1.27项目”(Project 1.27)(以雅各书1:27命名)大约在那次会面的五年前发起,当时一位科罗拉多州的牧师开始思考为什么州内875名需要领养的孩子仍在等待家庭——虽然丹佛都市圈里足足坐落着1500间教会。

1.27项目的工作人员与州立机构的职员建立了关系,一个郡县接着一个郡县地倡导持续的父母培训。他们走访教会,说明这项需求,指导教会领袖如何建立收养事工,连接互助小组中的家庭,按照他们的能力尽可能频繁地提供培训课程。

上个月,“1.27项目”项目庆祝了第400例领养。在七年内,科罗拉多州等待永久性收养家庭的儿童从875名骤降到了300名以下。

但与此同时,“1.27项目”项目意识到了一些事情。

“我们发现教会一直将家庭重新团聚(寄养的孩子回到原生家庭中——译注)和寄养(政府补贴下暂时抚养有需要的孩子——译注)说得好像是收养(永久性收养离开或没有原生家庭的孩子——译注)的对立面一样,”拉迪克说道。“从情感角度而言,宣称我们需要拯救没有家庭的孩子容易太多了。我们成为了英雄。我们很难转变去说,‘我们需要介入这些家庭的混乱之中——常常是跨代际的混乱——并彰显基督的爱。’”

“1.27项目”在2012年左右做出转变——那时家庭寄养危机正在席卷全国。对于拉迪克而言,这是基督徒领养运动成熟的标志。

“成熟往往发生在我们介入事件中的时候,”她说。“我们的直觉是去帮助和服侍,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我们边做边学。”

从领养到寄养

2012年,“亚利桑那1.27”成立并成为了州政府和教会之间的桥梁。它提供州政府认证的家庭培训,同时也培训来自教会给家庭提供支持的跟进团队。它要求教会全盘投入——“这不是在公告板上贴一张宣传告示或是在大厅里设置一个问询台”,欧戴尔说道。“这是对人们心灵和头脑进行门徒培训”。

亚利桑那1.27的领袖进入寄养和领养领域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不会很快就取得胜利。但他们没有想到究竟会有多么缓慢和艰难。

“很多人感觉自己受到了扶持,但更多的人不这么觉得,”约翰逊说道。“(教会)让自己公然陷在了一种‘你说你会这么做,但你并没有’的状态下。你的儿童事工必须改变,因为现在你的事工要面对经历过严重心理创伤的孩子。你需要大规模地增加辅导,因为现在人们的婚姻中出现了平时不会出现的紧张冲突。”

总而言之:“教会有很多理由不去参与这件事”,他说道。

但很多教会参与了。从2010年起,来自90多间教会的将近2000个家庭在亚利桑那1.27开始了寄养或领养流程。在2017年,这些家庭领养了450个孩子,为超过2150个孩子提供了家庭寄养。

“亚利桑那1.27”现在是亚利桑那州最大的领养和寄养家庭招募机构。

教会中的改变

“领养和寄养创造出的门训环境和我们预想中会产生的任何情况都不一样”,约翰逊说道。

这是因为抚育一个寄养儿童会让你心碎。

“人们很容易只想给孩子提供最基本的关怀,不让自己对孩子产生依恋,因为或许这样孩子离开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贝卡说道,她是一位单身女性,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为两个男孩提供家庭寄养。“我面对圣经,发现这不是基督爱我们的方式。我蒙了召去为这些小孩子放下自己的生命,不管他们在我家呆多久。”(点击此处观看贝卡的视频)

理智上,“人们很容易明白只要有可能,健康的家庭重聚是最好的结果,”米德范说道。“情感上,这可能会在你的心里留下一个空洞。但用一生去拥抱一个孩子,包括她所有的创伤和美好,喜乐与恐惧,也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无论如何,你会分享这些孩子所经历过的伤痛。”

“我们的生命效法基督的生命——他的死与复活,”约翰逊说道。“除非你为某个旁人死在牺牲的爱中,否则你不会找到复活的生命。”

倡导领养和寄养的同时,救赎教会正在要求成员做一些他们难以胜任的事情。

“现在他们为了求生而跟随基督”,约翰逊说道。他指了指救赎教会刚刚改造成祷告室、原先是书店的地方。

“如果寄养和领养没有迫使我们感到这一层次的需求,我不认为我们会像现在这样寻求祷告,”他说道。通过这种方式提升门徒品格“不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计划只是顺服。我不认为我能理解这整件事——它为什么能够开始影响教会。”

“整件事中最可怕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会在这条路上遇到一些极为困难的事情,”他说道。“收养了一个5岁孩子的人们总有一天将要面对一个19岁的孩子。”

这是运动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拉迪克说道。人们正在逐渐意识到“领养不是一个奇迹疗方。孩子们经历了巨大的创伤,这影响着他们的大脑和行为。这些家庭需要永久的支持和鼓励。”

“从神学角度来讲,这感觉很像是在预备人们去受苦,这也正是圣经一直呼召我们去做的事,”约翰逊说道。“我不认为福音给出的答案是,‘咬紧牙关去做’。我们需要有神同在的内在生活。我们真的非常需要。”

约翰逊提醒他的会众他们是被神领养的孤儿,以此勉励他的教会。

“那是一个巨大的概念,”他说。“但我们开始强调的另一部分是以弗所书5:1——‘效法神’。你如何效法一个见不到的神呢?实质上,你效法基督。好,基督生命的样式是腓利比书2章所说的,为了他人降卑自己。”

这绝对不是宣扬健康与财富的成功神学,他说。“这几乎是完全相反的。”

拓展这场运动

亚利桑那州并不是唯一面对家庭寄养危机的州。“华盛顿特区1.27”(DC 1.27)和位于威斯康辛州的“同一希望27”(One Hope 27)紧接着亚利桑那1.27成立。(现在1.27网络共有八个事工网点,还有四个正处于建设中)。

在佛罗里达州,“为了孩子”(4KIDS)发起于劳德代尔堡的加略山教会;2016年,它将546个孩子安置在基督徒寄养家庭中。“呼召”(The CALL)在阿肯色州招募了超过半数的寄养家庭。那些基督徒家庭已经照顾了10000余名儿童,领养了800余名。

自从2013年以来,位于佐治亚州的“承诺686”(Promise686)帮助家长领养了315余名儿童,新招募了163个寄养家庭,指导了2500名志愿者如何服侍寄养家庭。仅在2016年,“项目111”(the 111 Project)就在俄克拉荷马州注册了1000多个寄养家庭。

“孤儿关怀联盟”(Orphan Care Alliance)正在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南部培训并支援寄养和领养家庭以及他们的支援团队,而“儿童安全之家”(Safe Families for Children)在芝加哥建立了寄养预备期的国际支持体系。“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发起了领养和寄养倡议以及“不再等待”(Wait No More)活动来招募家庭并支援当地机构。

“沉睡的新娘苏醒了,”聚焦家庭的寄养和领养主任莎伦·福特(Sharen Ford)说道。“我拿起过的每一本圣经都说我们要照顾孤儿,因为神是孤儿的天父。他使用自己的教会——他的新娘——介入这件事,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远超足够

在一个有437000个孩子生活在寄养家庭中的国家,这些基督徒“桥梁机构”带来的改善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但韦伯认为这样看待这些机构是错误的。

“在我们郡县有60多个孩子可以领养,”他说道。“我住在达拉斯-沃斯堡一带,这里巨型教会的数量是那个数字的好几倍。我们并没有在讨论一个巨大、不可逾越的问题。我们在讨论某些可以解决的问题。”

他的目标是截至2025年,让全国每个郡县10%的教会参与家庭寄养或是领养。

“如果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数字,”他说,“那我们就有远超足够的资源。”每个进入寄养体系的儿童不仅会有一个家,还有许多等待中的家庭可供他们选择。

“我们需要神在祂的教会中大大做工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韦伯说道。

但他很乐观,因为他正在目睹神迹发生。“这个运动正在滚雪球式地发展……这种感觉就像是坐在观众席上,在这个美妙的时刻看神做很酷的事情。”

米德范有同样的感受。

“纵观历史,我相信神经常利用非常具体的因素来激励他的子民采取行动,”他说。“我感到神一直在用惊人得相似的方式触动祂的子民——在全美和其它地方——让我们自古以来服侍孤儿的承诺重新变成一个定义教会的特征。”


译:二欣;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Foster Care Became a Christian Priority—Just in Time

Sarah Eekhoff Zylstra(沙拉·茨尔察)是福音联盟的资深作家,于西北大学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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