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圣公会如何在出走后找到新生
2020-01-14
| Sarah Eekhoff Zylstra

要找到一个比大卫·绍特(David Short)更具有圣公会特质的人,可是要费点气力的。但这正是麻烦所在。

大卫·绍特现在61岁,是他们家族的第四代牧师,他出生于非洲——当时他的父母在那里做宣教士。

结束宣教工作后,他们在澳大利亚悉尼安家。在那里,他发现所在的圣公会教区(diocese)“坚定地传福音,有宣教士的心胸,对很多问题深思熟虑”。绍特在那里读高中,然后上大学,后来又回去修更多的神学课程,再后来被按立为牧师。他在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的硕士论文是在神学家J. I. 巴刻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他又成了巴刻的牧师。

绍特爱耶稣、钟情于改革宗神学,也热爱圣公会传统。神学毕业后,他在加拿大从事教牧工作。

“在到温哥华之前,我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位自由派圣公会信徒”,他说,“我一头扎进了这个最奇怪的、运转失调的自由派神学主导的圣公会教区。”

2002年,当他所在的教区议会(regional synod)投票决定允许它的主教为同性婚姻祝福时,绍特起身走出了会场(巴刻也这样做了)。同样效法他们的还有来自其他六个教会的领袖。

这些牧师知道他们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并在圣公会里找到主教团监督他们。这些似乎并不困难。全球多数的圣公会教会还是持守福音的。加拿大这些反对同性婚姻的圣公会教会只需要找到一个保守的主教团应该就可以了,而且这种做法在加拿大是已经被许可的。

“我以为这个过程只需要10周时间”,绍特说。

然而,实际上却花费了10年的时间。10年间, 有的是指责、会议和官司, 还有压力、恐惧和愤怒。几乎所有的教会都会失去他们的会堂(因为圣公会教会的固定资产属于教区而不属于地方教会——译注),所有的教会都在会众人数和金钱方面受损失。牧者失去了羊,有些几乎要发疯。

“我们向大家认识的智慧人——也就是所有最聪明的神学家——求问,”绍特说,“但是没人知道该怎么做。”于是他们只能做下一件事,然后再下一件。

2019年六月,“北美圣公会”(Anglican Church in North America)迎来了成立十周年的日子。它主要由包括绍特在内的,分离出来的美国和加拿大保守派圣公会信徒构成。这个宗派拥有1000多间教会,13万5千名成员。它与“全球认信圣公会基督徒团契”(GAFCON)在信仰观点上完全一致。

“这些是值得的”,渥太华的一位圣公会主任牧师乔治·辛克莱这样说。他的教会和绍特的教会都一起从加拿大圣公会脱离出来。不过,不论结果怎样,他都会这么说。

“即使教会衰败了,那也不表明我们犯了错误。”他说,“因为圣经在这个问题上是清楚的。你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而且不要期待神会因为你的忠心就(在地上)奖赏你。”

认识加拿大圣公会

圣公会建立在改革宗神学的基础上,并与英国人一起搬迁到加拿大。实际上,直到1955年,它的名字才从“加拿大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 in Canada)改为“加拿大圣公会”(Anglican Church of Canada, ACC)。(加拿大直到1982年才完全独立。)

这个宗派曾经非常兴旺——1964年,“教区名册上的正式成员”有一百三十七万。这是加拿大人口的7%。相比之下,美南浸信会成员才占美国人口的5%。

然而,这只是圣公会的高峰期。到1967年,“教区名册上的正式成员”下降至一百二十万;1997年降为71万7千;2007年降到了54万6千。在那之后,教会领导人不再公布成员人数数字,尽管有人估计每年人数下降的速度为一万三千人

1999年,美国圣公会主教约翰·希尔比·斯邦写下《为什么基督教不改变就会消亡》(Why Christianity Must Change or Die)一书,力图“建构一套后现代的基督教体系”。他在这本书中认为,在当今时代,童女生子、复活和圣经无误等主张,都“早已受到挑战,并被科学和哲学所抛弃”。

这是一种想要停止继续流失成员的努力,也有很多人赞同他的主张。绍特记得,在圣公会议会的聚会上,“我们唱着来自印度教经书的赞美诗,向那‘多面的神”祷告,每年支持那种教妇女如何通灵的‘姊妹属灵对话’课程。“绍特的主教迈克尔·英格姆(Michael Ingham)写了一本题为《圣灵的宅邸:一个多信仰世界上的福音》(Mansions of the Spirit: The Gospel in a Multi-Faith World)的书,对“耶稣是通向上帝的唯一道路”这一基督教观点提出挑战。

但不是所有的圣公会信徒都认为,基督教必须改变教义才能生存下去。1994年,有一小批信徒联署者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Montreal Declaration),肯定童女生子、圣经权威、一男一女婚姻等观点的。宣言的签署者最终成立了“信仰要领委员会”(Essentials Council),在那个委员会中,保守的圣公会牧师可以彼此联络。

不幸的是,“信仰要领派”处于一条不可能的轨迹上,夹在自己的信念(受到全球圣公会,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不断增长的保守主义倾向支持)与他们所处的加拿大教省(圣公会术语,地区的意思)高涨的自由派神学倾向之间。

“我们一直都清楚,在加拿大圣公会的具体实践中是有着自由派神学的成分的。”教区牧师瑞·格兰说道(Ray David Glenn)。他记起在一次主教区仪式上,因为“充满了世俗、异教和巫术的符号”,他拒绝领圣餐。

他说,“当自由派神学被正式写入信条时”,那就是个问题了。对于他来说,“这是个引爆点。”

被正常化的异端

1998年,在十年一次的兰柏斯会议( Lambeth Conference)上,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后,全球圣公会主教以526对70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坚持历史上普遍采取的对于性别问题的圣经教导,反对承认同性婚姻。最强烈的声音来自非洲和亚洲的主教们。

决议是清楚的,但并不具备约束力。四年后,绍特所在的新威斯敏斯特教区(diocese of New Westminster)——圣公会加拿大教省下属的一个教区——第一个允许为同性婚姻祝福。

当投票结果——63%支持——公布后,有些信仰要领派的牧师站起来抗议。另外的人,包括绍特、巴刻和来自其他八个教会的代表,站起来走出会场。

“大家流泪了”,绍特回忆道,“这是真正艰难的一刻。”

从人数上说,异议者并没有多少力量,他们只代表了该教区80个教会里的九个,但是这九个教会却提供了教区25%的收入。这九个教会中有一些立即停止了向教区缴纳这些收入,而作为报复,英格姆停止支付某些牧师的薪水。

“我的反应是震惊的”,和绍特一起走出会场的崔沃·沃尔特斯(Trevor Walters)牧师当时告诉记者。“如果你要报道最糟的结果,这就是了。”

从某个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最糟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主教的威胁”,绍特说。“他对我和其他神职人员提出指控。我们都不得不去见他,主教区的律师要求我们答应服从主教。”

“我会遵守你每一个合法的命令”,绍特告诉他。“合法意味着符合圣经。你所做的是不合圣经的。”

英格姆对他施压,但绍特没有改变主意。

“在那一刻,我不知道主内合一的纤维是否已被撕裂,但我知道这是个关乎得救的问题。”绍特告诉福音联盟。“对我有帮助的,是重读改教先驱的著作,尤其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他多次强调不能分裂,但是当腐败进入了教会的城堡,就只能决裂了。这就是现在发生的。”

“从职能上看,我们发现自己所属的这个全国性教会,不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全球角度看,都已经无法被认可为圣公会了。”格兰说,“他们在用基督教的语汇来描述世俗的人文主义。”

在另一个加拿大教区提出的替代监督关系因为受到调查和纪律处分的威胁而撤回后,绍特并没有回心转意。当英格姆提出指控,就这一分裂行为吊销他的执照、取消他和巴刻的按立时,他没有回心转意;当一位同性恋权益鼓吹者为了抗议而加入他的教会时,他没有回心转意;当受到死亡威胁时,他也没有回心转意。

“我都无法形容人们是以什么样的恐惧的目光来看我们”,他说道,“我们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我认识的人为了躲开我,宁可穿过马路。我妻子在商店里听到人们谈论‘那个大卫·绍特’的‘邪恶’。”

对于所有脱离出去的牧师而言,危机是沉重的——他们遭到停职,没有工资,在媒体上遭到抨击,被他们的某些朋友和会众唾弃。但最糟的是长时间的紧张关系。”

“压力持续了很长时间”,辛克莱(George Sinclair)说。他的教会随着绍特的教会也离开了ACC。从新威斯敏斯特投票后决定开始建立一个保守的加拿大圣公会网络(ANiC)那时起,已经过去六年了。而到那时候,“渥太华的圣公会神职人员已经讨论为同性婚姻的祝福问题有足足十年了。”

分手了,但压力依然不减。

“只有作为主教区的一部分,教区或者教会才能合法存在”,英格姆写到。“任何人如果试图让教会脱离主教管辖,或者脱离教区治理,都是在分裂教会。”

分离出来的教会对此表示异议,争论说ACC已经放弃圣公会教义。诉讼、反诉讼、反-反诉讼,官司接二连三地打到法庭。

“当我们投票从ACC分离出来时,我们知道可能会丢掉产权和资产”,辛克莱说。“我们的法律问题持续了三年多,结果是庭外和解。按照协议,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教堂,条件是同镇另一家也要分离出来的教会可以保留他们的教堂。”

“主教区从官、私两方面起诉我们”,格兰说。“结果我们只能搬入一处临时场所。原来大家以为这“临时”只是六个月,结果一拖就是八年。”

身处纷争中心的绍特,身上的压力大概是最大的。圣约翰是加拿大最大的圣公会教堂:拥有2000名成员,每周大约有1000人出席敬拜。在这九年里,绍特每周要在纠纷上花费两到三天的时间——阅读、撰写法律文件,与全球的领袖们会面,在正统的教会间寻求一致。

终于,压力大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他还记得那个周末,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他的岳母去世了,他主持了一个“困难的”婚礼,教会组织主办了两项传福音活动。

“我记得躺在外边的草地上,流着泪,感到世界在旋转着离我而去”,他说。周一他去见医生,医生给他做了个焦虑/抑郁症测试。“如果检测值在16以上,你就有麻烦了“,绍特说。”我的则是21。”

他的医生让他立刻停止工作。绍特想到他计划中的布道大会、欧洲之行,还有他向英格兰的保守派圣公会福音传教人里科·泰斯(Rico Tice)答应好要出席的两个会议。

“我没办法做其中任何一件”,他说。“我已彻底崩溃了。”

30个月后,他才回来全职工作。

“我从未质疑过神的爱”,他说,“但是有时候主把你从从寻常之事中撤到一旁,让你看到,你只有仰望他。”

分裂中的合一

“在领导会众方面,我经历的最艰难的一件事,是在离开我们自己的建筑物一年半后,我们的会众开始减少,最后只有以前的一半人数”,辛克莱说到。在危机中,他的教会人数从大约220人降为110人。“我花了不少时间向神倾诉苦恼,不知道是我不够信实,还是我的讲道变糟了。但是我认识到,人们不会回到圣公会了,他们将去长老会或者浸信会,因为他们想有自己的教堂。”

然而,苦涩不是永久的。

教会“从未拖欠一次账单”,“即使当有人离去,会众的士气也从未消落。”

圣乔治教堂搬到临时场所的第一个主日是“意味深长地充满喜乐,”格兰说到。“没有哀恸、悲伤的感觉。我记得对妻子说,‘如果这是为福音受苦,那么让我也报名吧。’”

他的会众98.5%投票支持离开原宗派。而在这个国家的另一头相距44个小时的地方,绍特的会众99%赞成脱离。

这种团结是出奇的高——不管怎么说,离开原宗派,意味着在声誉上受损,向律师和法庭付出大笔金钱,最终还要丢掉他们自己的历史性建筑。谁会加入这样的事情?

投票跟从耶稣

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要乐意委身加入这种事的。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在人数上受损。有些人无法消化这样的变故,还有更多的人在这一问题上其实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福音的。”绍特说到。“很多人必须做出痛苦的决定,在这个在当今文化中不受欢迎的议题上,要在桅杆上选定哪种颜色。”

他召集了两次“全体大会”(town hall meetings)来解答正在发生什么,但是决意“不会在聚会讲道中讨论这个危机”,因为“聚会讲道是为了教授圣经和敬拜神。”

实际情况表明,在保守派牧师中,这是一个普遍而关键的决定。

格兰向圣乔治教堂的会众解释这一冲突,并召集祷告会。但是在主日崇拜中,他只传讲圣经上的道理。

“在讲道中我们不会鼓吹离开我们的教区,”他说。“我们只是传讲福音。我记得我们最后的讲道系列是关于《加拉太书》各章。当我们就圣经各章进行讲道时,一切变得非常清楚: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辛克莱是在1995年,被“不顾会众意愿地强加于”他的城市型自由派教会任职。“很多时候,当我开始讲道时,有的人会静悄悄地离去,有的则大声抗议着走开,”他说。“但是也有一些人被转化了,神开始吸引其他人到这里。”

他到达那里任职13年后,当最终投票时,计票显示99%支持离开ACC。到了要做出决定:是要腾出自己的建筑物、还是请镇里的另一个教会腾出的时候,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投票要留下。

加拿大的圣公会网络(ANiC)

在新威斯敏斯特教区的投票,是在迅速跟进的一场更大的战役中打响的第一枪。2003年,一位正在有同性恋性行为的男子成为主教候选人(最终他撤回了自己的提名);另一位则在美国成为主教候选人(并最终成功)。

作为回应,世界圣公会主教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抵制了2008年兰柏斯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由派领袖被允许列席但没有投票权。接着,非洲和南美的主教们召开了他们自己的保守派会议。GAFCON本来只是个“一次性事件”,但却孕育了今日代表着“七千万圣公会团契中五千万”的一个理事会。(GAFCON,本来意为“全球圣公会未来会议”,现在则代指整个运动。)

绍特2018年在GAFCON大会上发言/GAFCON提供

 

“在发生的各件事情当中,最奇妙的是南半球教会围绕GAFCON所凝聚的力量”,绍特说,“从全球传来的故事是异乎寻常的。神在全球圣公会中做工。”

在圣公会的发源地英国,国教教会将婚姻限制在一男一女之间,但是有些牧师非官方地在类婚姻仪式上为同性伴侣祝福。十二月,宗派建议——并非要求——那些希望进行性别转换的人在教会中可以用洗礼的方式做出宣告,而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汀·威尔比则邀请了有同性恋倾向的主教们(但不包括他们的伴侣)参加2020年举行的十年一次的兰柏斯会议。

总体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圣公会重组”,格兰这样说。

在加拿大,分裂之后反倒有种祥和。

七月份,ACC将二读允许同性婚姻的增补条款,进行投票,使之成为教会法律。

同时,作为已有10年历史的“北美圣公会”(ANiC)的一个主教区,ANiC 宣告:“从本质上看,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不论顺境与逆境,直到生命终结,排他、永久、一生一世的结合。”

根据2017年的最新官方统计,ANiC有74个教会。成员人数从2015年的7200人增长到2017年7800人。

“这就像手术一样”,格兰说,“它花费了我们很多时间、精力,损失了金钱、建筑,但这是一次能让我们更健康的创伤。”

以前,教区是“靠制度性措施联系在一起”,他说到。现在“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亲和力与手足情谊。”

辛克莱的教会将开始它的第一次植堂,而出席人数也从110人增加到140人。绍特的教会已经进行了“两三次植堂”,每周出席人数保持在700左右。格兰的会中从每周100人增长到250人。

“主日里我们为16个待受洗者施洗,我们每个季度都举行洗礼。”他说到。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并不反常。反常的是,在圣公会中有成人皈依基督。”(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包括ACC在内的加拿大四个“主流教会”损失了一半的成员。)

在任何一个主日,坐在下面的人当中,只有不到10%的还记得“我们旧的教堂建筑内部是什么样子。”

这值得吗?

回忆起多年前和当时的教区牧师查理·马斯特斯(Charlie Masters)说的那句玩笑话,“几年后,也许我们最终会在某个宣道会年会上相见”,辛克莱不禁笑了。

但后面半句就悲伤的多了:“因为圣公会不值得我们为之失去灵魂。”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议题是个“与福音发生冲突的问题”,格兰这样说。“但是如果没有福音,牧师不过是个不合格的社会工作者。福音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

辛克莱说,如果你为会众讲道多年,却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为了福音问题而投票脱离宗派,那你确实需要做一下“勇气测试”。“明显地,你想让他们信服这些信条所代表的智慧,你不想太鲁莽。但是我想知道有多少牧师和教会是因为怕冒犯人而不敢清楚表明立场。”

他记得,他的会友将一位非基督徒朋友带来参加崇拜。

“当他走进来时,我知道我的讲道内容将会提到性议题”,辛克莱说,“我要承认,当时的想法是:讲道内容是这个而不是其他内容,这实在太糟糕了。但是我还将讲道的内容放在了性问题上。”后来那人的朋友告诉他,那人不仅没有被冒犯,而且很感兴趣。(“非基督徒知道基督徒所信的与他们不同。”)

他还记得,在一次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带来人神和好的讲道之后,他收到了不少谴责的信件,但同时又有不少人在门口说,“这是我一生听到的最美的事情”。

“你不知道神怎样装备你、使用你,才会使你有成果”,辛克莱这样说。但是这不意味着神欠你什么果实。

“很多神职人员感到绝望,是因为他们私下里相信,既然他们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神就该祝福他们”,他说到。“我也有点那种想法。但对于基督徒或者牧师来说,这确实是一剂强烈的属灵毒药。”

相反地,“在你表明立场时,不要期望神会怎样因为你的忠心而赐下果实。”

绍特甚至不喜欢这个问题:“值得吗?”(辛克莱和格兰都说值得。)

“我觉得这是个来自撒但的问题”,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你不可能去为同性婚姻祝福。你不能奉献金钱给那个宗派,全身心投入其中。那你该怎么办?”

也许你会留在那个宗派中,宣扬圣经的真理。或者你走出会场。也许你提起诉讼,或者对抗那个对你的诉讼。也许你会组织一个新的宗派。

在你做这下一件事时,“对神保持忠心”,他说。在这同时,“你要一直宣讲福音。”


译:吴京宁;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Anglicans in Canada Found New Life After Their Eviction

Sarah Eekhoff Zylstra(沙拉·茨尔察)是福音联盟的资深作家,于西北大学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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