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对医疗实践有一种充满上帝之爱的印象。护士温柔地包扎伤口或握住垂死之人的手这一时刻反映了我们爱人如己的使命（路10:27），医生们彻夜工作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则体现了为彼此舍命的呼召（约壹3:16）。这种对福音的强烈呼应会诱使我们将医学与基督教思想等同起来，并期望生命伦理学能与教会一起坚定地抵御流行文化的狂潮。
但有时，医学所反映出的善意或可爱之处很少。虽然医治的能力是从神来的礼物，但医学与堕落后的任何其他生活领域一样败坏。当我们穿行在医院走廊时，我们需要练习辨别能力，脑中要有经文，心中要有祷告。
在我的培训中，有一个例子一直困扰着我的良知。一位妇女在怀孕近23周时因为疾病来到医院。在医生对她进行护理时，她要求堕胎。在得知她的要求后，她的家人像一群哀悼者一样走进她的房间，他们低着头，脸上写满了悲伤。有些人哭了。其他人提出要收养这个孩子。所有的人都恳求她不要打掉这个在她身体里踢来踢去的婴儿，他的四肢已经完全形成，他的心脏正在以有力的节奏跳动着。当他们恳求的时候，她盯着一个角落，眼睛里偶尔会有泪水。
这一幕让人心碎。而这与她的护理团队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没有坐在她身边探索她的思想游离到哪片黑暗的区域，也没有深入研究堕胎似乎是她唯一答案的原因，而是担心她的疾病可能无法及时恢复以便进行合法堕胎。州法律允许他们在23周零6天之前进行堕胎手术。他们敦促说，如果她想堕胎，就需要尽快康复，赶在孩子24周时“神奇地”成为一个人之前把他杀掉。在那之前，她的自我决定权取代了她孩子的生命权。她的孩子的生存权、爱的权利和实现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的权利不是来自他作为上帝形象持有者的固有尊严，而是来自他是否被人需要。但根据州法律，只要过了一天，胎儿的本质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时间紧迫。
这一令人不安的例子暗示了圣经教导和医疗实践之间的裂痕，一个胎儿是否为人取决于一个随意的时间点。成年人自我管理的权利对未出生的孩子的生存权有影响。现代生命伦理学将自我决定作为一种终极利益来维护，而不是将其作为服事上帝的祝福来使用。它珍视个人自由，但却把它从神的目的中剥离出来。其结果是，在无数情况下，这个系统反映上帝的恩典，但也可能偏离圣经的原则。
现代医学是上帝的礼物，但医院不是基督教机构。
医学与福音的分别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和修道院都在关怀病人，但现代生命伦理学的起源不是基督教思想，而是古代和启蒙运动。希波克拉底被誉为 “现代医学之父 ”，他的著名的誓言开始于：“我向医治者阿波罗发誓”，然后是一连串对希腊诸神的赞美。今天，作为一种仪式，医科学生仍在背诵他的誓言，他们低下头来，对这个职业充满敬意。
现代生命伦理学在希波克拉底之后又发展了几个世纪，当时医学中猖獗的虐待和家长制已经达到顶峰。20世纪70年代，可怕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曝光（Tuskegee）点燃了全国性的愤怒，因为我们了解到，长达四十年之久，美国公共卫生局未经同意就对贫困的非洲裔美国人进行梅毒研究。这场危机引发了一场定义医学伦理的运动，最终确立了四项原则，这些原则成为医学伦理的基石：非恶意、仁爱、尊重自主权和公正。概述这些原则的美国哲学家比澈姆（Thomas Beauchamp）和丘卓思（James Childress）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康德的自主权框架，以及对共同道德的呼吁——换句话说，这些原则的哲学是被广泛接受，不言而喻的，具有普遍性。
我们可以把医疗服务中的许多美德归功于比澈姆和丘卓思对人类尊严的强调。但是圣经警告我们人类智慧的局限性（林前1:25），并建议我们相信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理解（箴3:5-6）。由于比澈姆和丘卓思的原则取决于公众的一致意见而不是神的权柄，我们预计它们的表现形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和扭曲。一个建立在社会共识而不是坚实的真理基础上的医疗系统会随着变化的风向而弯曲。
今天，我们的文化把满足个人的欲望看得比恩典的福音更重要。医学中对自我决定的偶像崇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比澈姆和丘卓思的四个信条中，尊重自主权在医疗实践中取得了首要地位。这一原则也被描述为自决权，旨在保护病人不受剥削，在20世纪70年代，它代表了与恐怖的家长制的重要区别。从表面上看，它与基督教价值观相似。作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我们都有内在的价值和尊严（创1:26），上帝赋予我们一定程度的自由，作为祂所造世界的管家（创2:15、19）。
然而，在上帝赋予我们的自主权目的上，《圣经》与世俗的医学伦理学有分歧。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给我们自由，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指向祂的品格；我们的自由伴随着我们为他的荣耀行使自由的期望。保罗写道：“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西3:17）。虽然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但十字架必须约束我们的行为（林前6:19-20）。
相比之下，脱离了圣经的自主权则远离了上帝，转向了自我。选择的权利至高无上，不管我们的选择是否反映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生活中的主要目标从服事上帝转向满足自己的欲望。自由成为一种终极利益，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再是荣耀主的工具。
我们以前见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它会导致什么。没有上帝的自主权首先在伊甸园里结出了罪恶的果实，当时亚当和夏娃珍视自我统治而不是与他们恩主立的约（创3）。此后，它一直困扰着人类，引诱我们崇拜自己的双手所做的工作，而不是敬畏我们的创造者（赛2:8；耶1:16；罗1:21-22）。
医院的走廊和地球上的任何其他角落一样容易出现这种颠覆性的现象。在医学上，不符合圣经的自主权将大众主义和超人类主义的线索编织到对病人的护理中。技术语言将不被需要的未出生的婴儿非人化。倡导者声称协助自杀也是一项人权。需要宗教关怀的癌症患者在医院里几乎得不到支持，而做出回应的医生则握着病人的手，花额外的时间交谈——将人文主义姿态与属灵关怀混为一谈。基督教与医疗实践之间的鸿沟如此之大，以至于医生迈克尔和特蕾西·巴尔博尼（ Michael and Tracy Balboni）在他们的优秀著作《敌意对待》（Hostility to Hospitality）中把美国医学描述为 “属灵疾病”。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不信任医生或回避上帝赐予我们的现代医学措施。与媒体对医生的贪婪和权势的描述相反，大多数医生追求医学是出于帮助他人的真正热情，往往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而现代医学确实拯救了生命。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反映了基督呼召我们作为他的门徒的怜悯和对邻居的爱。医学是来自主的祝福，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地接受它。
但医院远非天堂。在解开其复杂性的同时，医学的世俗根基警告我们要进行辨别。我们不能盲目地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西方的医疗体系上，就像我们不应该把政府或经济作为偶像一样。当我们考虑到急性疾病时，这种意识尤其重要，因为对生命的威胁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按照圣经解读伦理困境的清晰性。生活的喧嚣可能不允许我们有空间和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思考医学问题。我们需要在灾难来临之前，仔细确定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指导基督门徒的原则。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世界这个破碎系统中的微不足道的希望，在我们最伟大和最坚定的希望的荣耀面前枯萎了。在十字架上，我们找到了上帝之爱的保证，它超越了我们自己头脑中所有微不足道的哲学。当基督再来时，关于医学伦理的争论将变得无关紧要，因为耶稣将死亡之手收回，使我们脆弱的身体完美，并完全取消了对医学的需求。
译：Tom Tang；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Hospital Is Not Heaven: Discerning Secular Thought in Medic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