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福音派重新对教父的释经方法产生了兴趣。当代学者花了不少心力研究前现代的释经实践，却较少说明这些释经者究竟依据什么方法来理解圣经。
这实在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尽管当时的释经方法多种多样，“四重含义”（简称“四义”，four senses）却是许多人理解圣经时采用的主要框架。历史上，这四义通常称为文字含义、寓意（关乎基督）、道德义（关乎信徒的生活）和末世义（关乎末后的成全）。
然而，人们对四义仍有不少误解。正如一位作者所观察到的，许多现代读者认为，寓意解经早已“受审、定罪、判刑，并被处以绞刑”。对不少福音派信徒来说，一提到寓意，就会担心有人脱离经文，凭主观臆测来解释圣经。
确实，有些释经者使用寓意解经的方式并不可取。但那些最善于运用四义的人，其实远比现代人想象的严谨。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个常见误解，正是这些误解，妨碍了我们认识早期释经者如何运用四义。
四义最严谨的运用，绝不会排斥经文在文法和历史处境中的含义，反而会肯定它。
文字含义是指根据词句的文法和历史处境，最自然读出的含义，需要通过扎实的释经来认识。正确理解四义，就会把文字含义视为解经的关键。
经文在文法和历史处境中的文字含义，不仅是其余三义的根基，其余三义也都蕴含在文字含义之中。因此，文字含义居于首位。前现代释经传统中，包括改教家在内的最优秀代表，都肯定这一点。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先按文字含义理解经文，才能读出其中的属灵意义。如果忽略文字含义，只顾寻找属灵意义，就会把经文寓意化；如果直接跳到道德义，就会把经文道德化；如果径直奔向末世义，就会把经文一味解作未来之事。这些错误在解经和讲道中屡见不鲜，但四义的出发点，恰恰是肯定经文在文法和历史处境中的含义。
许多人以为，四义主张每段经文都有四个彼此独立的含义，释经者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挑选。但在历史上，四义最出色的倡导者始终强调：对属灵含义的解读，必须牢牢以文字含义为依据，运用时也应有所节制。
四义主张，经文的含义是统一的，但随着救赎历史展开，它所蕴含的意义会在不同层面上显明。换句话说，四义背后有一种对历史的神学理解：神在历史中行事，也藉着逐步赐下的启示，让我们更充分地认识经文的丰富意蕴。
这样理解四义，就不会走向主观主义，也不是在肯定经文有多个含义。属灵含义是对文字含义的延展，而不是将其抹去；是把文字含义放在末世成全的视野中理解，而不是完全无视。
许多人声称，改教家谴责四义，但这个说法夸大了历史实情。改教家确实严厉批评不受约束的寓意解经，尤其反对以寓意遮蔽文字含义。但许多改革家仍然从基督论、道德和末世的层面理解经文。
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马丁·布策（Martin Bucer）、彼得·维米利（Peter Vermigli）等人，都经常超越狭义的历史解读。他们依然相信，圣经见证基督、塑造基督徒，并指向将来的国度。改教家们没有改变这些信念，而是他们更加坚持这样的解读必须紧扣文字含义。
因此，改教家承继教父和中世纪释经传统的地方，远比人们通常承认的多。今天，我们不能因为某位改教家强调文字含义，就认定他采用的是现代的历史文法解经法。这样会把后来的观念强加给前人，但学者们仍不断犯下这个错误。
有人以四义不属于“宗教改革”的读经方式为由反对它，但在大量证据面前，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改教家无疑严厉批评过寓意解经的滥用，但他们自己也会采用寓意解经。
人们对四义最大的疑虑，恐怕就在于“寓意”这个词，以及它似乎容许随意解读。许多现代读者一听到“寓意”，就会想到那些脱离经文、天马行空的解释。
的确，一些古代和中世纪释经者确实有过臆测式的解读。但其中最优秀的人，所努力做的是根据经文在神整个救赎计划中的位置来理解它。例如，把逾越节的羊羔看作指向基督，并不是任意联想，因为新约本身已经建立了这一联系。
传统的寓意解经常被理解为从经文中读出它本身所说之外的“另一种”含义。然而，“寓意”一词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用法，在保罗的时代也尚无统一定义。如果全盘否定寓意解经，也就否定了保罗对自己释经方式的称呼（加 4:24）。
灵意解读有好有坏，不能一概接受，也不能全盘否定。我们需要明确的判断标准，仔细分辨哪些解读有经文根据，哪些只是主观联想。
关于圣经四义的误解，至今仍然很多。本文并不是要把古代释经方法奉为圭臬，也不是认定教会历史上曾有一个读经的“黄金时代”。早期释经者和我们一样，也犯过许多错误。但正如 C. S. 路易斯提醒我们的，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所犯的错误通常也与我们不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他们的释经方式中有所学习，同时拒绝其中不可取的部分。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4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4 Sen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