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宠儿》和《罗马》:权力视野的对照
2019-07-03
| Brett McCracken

《宠儿》《罗马》是2019年两部饱受赞誉,获奖众多的影片。它们平分了今年大部分奥斯卡奖项的提名(各有10项),人们普遍期待它们能在2月24日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部分奖项。(结果是《宠儿》获奖更多——译注)

两部影片有众多相似之处。两者都由非美国裔导演执导、都刻画了有力的女性角色(事实上,每一部影片中的男性都是软弱的、狡诈的,或两者兼而有之)。两部的背景都设定在过去——《罗马》发生在1970年代的墨西哥城,《宠儿》则发生在18世纪的英格兰——但讨论的问题都和今日世界息息相关。

两者都关心阶级动态和性的危险,尤其当性以自我中心,离弃了盟约的时候(也许正表明了我们这个性自由但混乱的时代潜在的焦虑)。它们深刻地思考了人的尊严、自然的威力以及让我们与动物不同之处。影片就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着力点。但是,它们的反差揭示了一个值得基督徒好好思考的话题。

《宠儿》:达尔文主义者的生存理论

由希腊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执导的影片《宠儿》,是一部描写18世纪英国安妮女王的荒诞不经、有悖信仰的作品。其内容基本与历史事实不符,展现了一位女同性恋者与两位表亲(艾玛·斯通和切尔·薇兹)之间的三角恋爱,后两者为赢得安妮女王(奥利维娅·科尔曼)的宠爱(进入卧室的邀请)彼此争竞。这是一部在性问题上上悖逆且十分挑衅的影片,也是我不推荐的。但考虑到它广受欢迎的程度,以及赢得一些奥斯卡奖项的可能,思考《宠儿》引出的对世界混乱的观点仍有意义。

《宠儿》所指皆是权力: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的权力。它展现了一个为了赢得掌权者的喜爱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任何信念的世界。在这部片子中,安妮女王是一位性情多变、难以预料的领袖,她对治理政策是无知/冷漠的,这意味着宫廷谋士们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谁赢得了女王的耳朵(信任),谁就有权力发动或停止战争,或染指其他的事情;随之而来的则是在这些涉足宫廷和争宠之战中的残忍和痛苦。

这些变数以及周遭的一切不安定所展现的都是对今日政治清晰的重现和尖锐的批评,正如其中的一位人物所观察的,“恩宠就像清风,一直改变着风向”。在我们残酷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在我们为了赢得胜利不惜一切代价时,我们是不是变得越来越不像人了?在我们非人性化的修辞(比如,总统在推特上称女人为“狗”)和对人类内在尊严粗暴的忽视中,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像动物,而不像人,把生存作为我们唯一的野心了呢?

就像在兰斯莫斯的其他影片(《狗牙》、《龙虾》、《圣鹿之死》)中呈现的,将人类与动物作比较是《宠儿》的主要主题。在《宠儿》中,滑稽的逐鸭竞赛片段和影片最后一幕将这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在最后将人比作在地板上被四处奔走的兔子,争抢着碎屑。一切关于人的都被矮化为动物性的生存。表面的善意姿态只是为了操控。性是毫无意义的权力游戏。更过分的是,婚姻的圣礼退化为单单为了向上折叠而有的联合。

 “一个人的尊严不过是让他不要发疯的东西”是剧中一位贵族的观察,大家对此嬉笑不已。因为所有的主要人物——无论他们说话穿着多么优雅——都早已放弃了尊严。他们发疯,摈弃了人类的良心,和鸭子、兔子、鸟或其他野兽没什么两样,这在影片中随处可见。

《罗马》:高举谦卑

如果说《宠儿》充满了跳动的颜色、华美的场景、奢华的服饰、血橙、茶点,是个充斥着感官享受的世界的话,那其中没有一样是美的。因为所有都被工具化了,成了反目成仇与权力争斗的炮灰。阿方索·卡隆执导的《罗马》则恰恰相反,黑白的色调却远比《宠儿》更加多彩、美好。

让我们来思考影片中同有的一个情节:一位人物在清洗肮脏的地板。《宠儿》中,这是属于工人阶级,做苦役的亚比该(艾玛·斯通扮演)不惜一切代价要逃避的。而在《罗马》中,清洗地板的场景则为了突出事物的美和尊严。片头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女佣克里奥(雅利扎·阿巴里西奥扮演)洗刷着雇主家的车库,但我们在四分钟的镜头中看到的却是地板的特写:几何排布的菱形地砖在流动的肥皂泡沫水冲刷下,地砖与水产生了奇妙的交互,映出一幕幕发光的倒影。这是一种无言的美,观众们被邀请加入克利奥的劳作中,且怀着一份关爱和忍耐。

这就是《罗马》看待世界的观点。它关注被轻视的、低贱的、卑微的——那些功利主义者、迷恋权势的世界所轻看或不会使用的事物。与《宠儿》中荒诞奢华的展示相对照,《罗马》则散发出微小、不被注意事物的卑微之美。它不单容忍身处边缘中的人们和他们做的卑微工作;它尊敬他们,赋予他们工作的尊严。它在高举谦卑。由此,影片让人回想耶稣怎样与人相交,祂常常花时间与被排斥的、边缘的,社会中卑微的、被轻视的人群在一起,赋予他们尊严。

卡隆的镜头有意地聚焦在克里奥和她许多默默的工作上,如何料理家务、爱她服事家庭中的成员们——绝大部分对她毫无感激或忽视,卡隆则藉着镜头赋予她强有力的尊严和地位。她是电影的中心,是我们在新约中所见的颠倒国度的鲜活写照。就像在马太福音23:12(“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或哥林多前书1:27(“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了使强壮的羞愧”)。

《罗马》欢庆和尊重被社会看为低下、可弃的人。我们不仅在电影对克里奥的欢庆中看到这一点,也在它对社会中最脆弱、被唾弃却又是最珍贵的群体中看见了这样的欢庆:未出生的孩子。

那个让克里奥怀孕的男人迅速地抛弃了她和她未出生的孩子,这让已经脆弱不堪的克里奥更加脆弱。她会辞职不干吗?她能赚到足够的钱供养一个婴儿吗?我们现代社会的智慧,就是把能力理解为“选择的权力”,一定会建议克里奥堕掉这个孩子。但她没有这样做。她怀着孩子直到足月,卡隆强迫观众留意这珍贵、带着尊严却又脆弱不堪的生命。在尼采式的、野蛮的世界里,所谓进步的社会正不断地捍卫着人在任何时间,为着任何理由都能堕胎的权力,但《罗马》里捍卫生命的理念却是极端又使人警戒的。

对照视野

《宠儿》是关乎在残忍的、狗吃狗的世界中动物化的生存。《罗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与生存有关,但用了更人性化的视角。

《罗马》中的女性不是靠着报复缺席的男性或毁灭彼此的零和争竞活下来。相反,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她们活下来是因为她们只能彼此照顾。这对克里奥来说尤为真实,她在影片中代表了像基督一样的牺牲和服侍。而《宠儿》中的人物却策划密谋着,让仆人们能达到随时留意她们需要的状态。《罗马》中的克里奥反映着基督的姿态,祂“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马可福音10:45)

《罗马》中克里奥极端的自我否定和服事,就像为门徒洗脚的耶稣(约翰福音13:1-17),其展现的生动的力量与《宠儿》所表现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就像前基督教社会或后基督教社会理解的那样获得权力:自我的利益、自我保存、胜者为王、强者生存。前者则展现出通过软弱、自我否定和牺牲来获得力量。

藉着这两个鲜明视野的对比,《宠儿》和《罗马》揭示出今日社会的张力。一方面是世俗的、自然主义的、达尔文/尼采视野的,把人仅仅看为高等的动物,必须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活。另一方面则是基督教的视野,看人类是神形象的承载者,藉着失去生命来寻找生命(马太福音10:39)。在今天,这张力也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有些基督徒被这世俗的视野引诱,试图将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手去人性化,以保存力量的名义与不智慧的势力结盟。

但这是我们想要的吗?取悦这个世界的领袖们——恩宠就像不定的轻风——真的是力量所在吗?那种“力量”是软弱、随风而逝的。另一方面,十字架的能力是永存的。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喜悦才是最重要的。在世界的眼中显为愚蠢?是的(哥林多前书1:18)。但我们愿为这愚蠢付上一切代价。

编注:《宠儿》和《罗马》都是限制级(R级)电影,基督徒观影时应保持谨慎。《罗马》的限制性片段主要是开头25分钟处男子全裸出镜的部分(可以快进或使用过滤软件跳过这部分)。《宠儿》则有众多令人不快的场景。


译:EYZ;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Favourite’ and ‘Roma’: Contrasting Visions of Power

Brett McCracken(布雷特·麦卡拉根)是福音联盟高级编辑,著作包括Uncomfortable: The Awkward and Essential Challenge of Christian Community;Gray Matters: Navigating the Space Between Legalism and Liberty及Hipster Christianity: When Church and Cool Collide。布雷特和妻子琪拉居于加州圣安娜市,二人都是萨瑟兰教会(Southlands Church)的成员,布雷特在教会担任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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